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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丰县八孩女事件在网络上大火，无论八孩女士是云南“小花梅”还是网友所说的四川南充市12岁走失的“李莹”，能够引起社会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大讨论，有关部门重点关注、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件好事。
洪水泛滥，大禹治水采取的是堵疏结合的方式。严刑峻法、严厉打击是堵水，而疏导就是解决农村数千万光棍的问题。
大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
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考虑到女性的平均寿命长于男性，以及大中城市中存在“剩女”现象，农村的光棍数量要超过男女数目之差。
高达三、四千万的光棍群体，是江西、河南等农村地区彩礼数额逐年飙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婚恋市场同样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供不应求一样会导致“价格”上升。
这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跟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联，但根源还是一个贫困问题。虽然男女性别比失调，但在大中城市，却存在一个“剩女”阶层，30、40岁以上的未婚城市女性逐年增多，可见，农村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根源还是在于贫困。
要想脱贫，乡村振兴和扶贫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最好的方式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离开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谈脱贫是南辕北辙和缘木求鱼。
农村的居民都往城市里跑，因为城市才有资源和赚钱的机会，人口聚集才会有规模经济和分工。一些农村地区女性的结婚条件，除了彩礼之外，就是在县城买房，毕竟哪怕是县城，基础设施也不是乡村所能比拟的。
而目前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土地财政政策、农村宅基地政策，其实是限制和制约城市化进程。在这些制约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呆在农村的数千万光棍的婚恋问题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拐卖妇女是违法犯罪，触犯了刑法而且是建立在被拐卖妇女的痛苦之上，必须严厉打击。
那么，只能从另一个方面入手了。哪怕在保守的伊朗，都有持续数月甚至数天的临时婚姻存在，在现实需求面前，大国也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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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教育培训市场规模遭遇了断崖式下跌：新东方的俞敏洪转型做电商带货，公司裁员4万余人，占员工总数80%以上；华尔街英语宣布倒闭，霍思德英语的老板更是卷款跑路；高途、新东方、好未来等上市公司股价下跌70-90%以上，可谓是打骨折。
原因在于“双减”政策的出台，在去年7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学科培训公司上市和资本运作”，“禁止利用周末培训”等多条措施，让畸形发展的校外培训市场立刻断崖式跌倒。
另一件事则是国家对学区房的打压，北京东城西城的重点学区房严格执行多校划片，让学区房降价百万左右；深圳对学区房严控，更是让房产中介开始排队离职。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提高人口生育率。
当初放开二胎时，专家对于人口出生率较为乐观，认为会迎来一个人口出生高峰。
结果只有实施当年2016年新生儿人口数1786万，其中二孩800万，占比45%，比上一年1655万人多生131万人，之后便是连年下降，2021年出生人数仅为1062万人。
短短数年时间，减少700万新生儿，每年新生人口即将跌破千万，而每年的死亡人口持续上升，已经接近千万人口，也就是说马上会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
新生儿减少会带来什么危害？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养老的发放。大国的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并不是基金制度，个人账户是空账，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并非靠个人账户基金，而是靠工作的年轻人缴纳的养老基金，一旦年轻人数目下降，现收现付制度就会面临困境。
当然，国家会保障养老金的发放，哪怕是印钞，但这样会带来通货膨胀，导致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下降。
像当下年轻人缴费较多，所以退休人员收入甚至超过在职人员工资收入的情形将不复存在。
其次是各行各业都会出现收缩现象。
之前随着农民工进城，很多地方村庄荒废，农村建好的希望小学没有生源沦为养猪场和仓库的比比皆是。
随着人口持续下降，除了有人口持续流入的一二线城市，其余的县城和三四线城市也将面临昔日农村的困境，一些学校和基础设施荒废。
随着人口的萎缩，婴幼儿行业、衣食住行等内需行业的市场也会收缩。
最后是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土地财政是建立在城市化和人为对城市土地进行专营管控的基础之上的。随着人口的萎缩，城市化进程进入尾声，对新开发用地需求减少，土地财政将难以持续。而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转型势在必行。
此外各种城投公司均是以土地抵押进行借债，一旦预期的土地收入不再，如何避免出现债务危机也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土地财政难以维系并非是说房价会大跌，只是对新增土地的需求乏力，并不涉及存量市场。
考虑到社会上普遍以土地房产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为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会尽力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此外，还需要考虑通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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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考虑到新生人口大幅下降对经济影响很大，所以才会出台双减和对学区房的打压等一系列政策，希望能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人口出生率。
确实降低教育成本对出生率提高有一定效果，但最重要的生育成本还是在于房价。
一二线城市房价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以养育成本相比是大头。
据国外机构研究，房价和生育率存在着极强的负向关系。房价高企的韩国在工业化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低。
国内也是如此，北京2019年出生率为万分之8.12，上海出生率为万分之7，同期全国出生率为万分之10.28，而其他一些新一线城市，比如沈阳、天津、沈阳等也能证明房价越高出生率越低的观点。
所以，土地财政不改革，不放开对土地供应和农民工进城的限制，人口出生率难以提升。
养育成本是一个因素，此外还有养老福利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养老是没有压力的，而在大国很多体制外人士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得依靠家庭和下一代，挤占了大量资源，以至于不敢生养小孩。福利制度的完善，让人没有后顾之忧，生育率才有可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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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当年计划生育的批判与日俱增。
当年搞计划生育是错了吗？此一时彼一时，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来评判政策。
在当时而言，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不搞计划生育，大国将会多四亿人口，将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不要认为人口多多益善，如果能够充分就业，自然是好事，如果不能，那将成为社会的动荡之源。
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率畸高，大量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导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大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容纳了大量的人口就业，这既是经济腾飞的根源，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目前靠世界工厂容纳人口就业已经到了极限，国内隐形失业现象还很严重，如果再多上四亿需要就业的人口，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困难。
所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并没有错，只是当时的政策转弯过急，一刀切，如果不采用强制手段而且放宽到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二孩，就不会出现当下的困境，导致目前新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对于社会冲击太大。
很多人嘲笑日本，觉得日本在1991年房价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长缓慢，步入萧条，经历了一个“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的人口步入老龄化，自然增长率降低；其次，经济增长有其极限，没有一国经济能够无限增长下去，步入发达国家之后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降，从99分到100分远比从60分到70分难。
经济萧条期间，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并未下降，日本只是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进入了通缩阶段，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估计大国会走另外一条通胀路线，这是国情的不同。
很多人说人口红利，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人口红利，由于土地环境就业等方面的限制，人口不能无限增长，有人口增长的高峰必然就会出现人口萎缩的高峰。
人口红利不过是向下一代借贷而已，借钱花自然痛快，到了还钱的时候就痛苦。
盛宴已经接近尾声，吃饱喝足的开始离场，买单的时刻来了，今后收缩将是新常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也会习惯，习惯就会成为自然，成为新常态。
人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在哪山唱哪山歌。
最后讲一个笑话，一个年轻人去算命，算命先生说，35岁之前你会贫穷，年轻想一想说，那是不是35岁之后我就会发达？算命先生答曰：不是，35岁之后你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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