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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躺平的年代，摸鱼成了一种必备技能。
很多时候，上司分配一个任务，员工不会想着如何用120%的力气来完成，而是想着如何少出力、慢节奏、晚提交。
现代年轻人为何如此热衷摸鱼，可以给出一百种解释：
社会的内卷、竞争压力下的妥协式反抗、快节奏生活下对自由状态的新追求，亦或是纯粹的懒。
◆摸鱼，来自于成语「浑水摸鱼」，本意是指在水中捉鱼，代指趁乱捞取利益，现在也指偷懒，不好好工作学习。几个月前，清华大学的一位同学在网课平台上开办了名为《摸鱼学导论》的课程，引发社交平台热议。
图片来源：知乎@顾介涟
不过，除了这些常见说法外，还有一个基于经济学概念上的解释——「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什么是道德风险？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有过一段解释：
「商量事情的时候一切都说得好好的，但是协议成立以后各方是否按照说好的那样全力去做，就很难说。合同成立以后，不少人更多关心的是合同中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责任。这就是道德风险问题。」——王则柯《信息经济学平话》
放到摸鱼现象中，上司对下属进行任务交待时，双方达成了任务及时完成的口头合约，但下属没有按照既定合约完成任务，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摸鱼，从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损害到公司的利益。
再举一个例子：
一位母亲拿出20元钱让儿子出去吃午饭，孩子抱着「一顿不吃饿不死」的心态，单方面更改了母子的午饭约定，把钱花在了游戏上。
这也是一种道德风险。
经济学家使用道德（Moral）一词，是因为这种违反合同（或口头约定）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不太道德的「违约」行为。
当然，合同或约定本身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用通俗的语言来说，道德风险就是「不守承诺」。如何解决不守承诺的问题，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另一大问题是「不讲真话」。简单来说，不守承诺的道德风险发生在事先双方约定好、而后又违背承诺的情况下，而不讲真话的行为一般发生在承诺前。
比如，一位客户与装修公司签订了装修房子的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前，装修公司说他们从不偷工减料，这叫「不讲真话」，这种被隐瞒的信息又被称为「隐蔽特征」（关于「不讲真话」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参见我们之前的文章《不论市场还是政治，绝不可能长期骗多数人》）。
而在合同签订后，装修公司的偷工减料属于「不守承诺」的道德风险，这种行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发生，因此也被称为「隐蔽行为」。
不守承诺的道德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危害巨大。若将道德风险应用到古代官吏赈灾的案例上，则更能体会到它所带来的危害。
《清仁宗实录》中记载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发生的一件知县贪污灾款的大案：
「乃上年（嘉庆十三年）直隶省办理赈务，竟有宝坻县已革知县单幅昌侵蚀赈银二万余两之案。计该县共领赈银四万余两，而侵蚀之数至于过半。则该邑待赈贫民不能仰邀抚恤者，不知凡几。
......以灾黎活命之源，饱其私橐，贪官墨吏视为固然，即该上司有派往查赈之员，亦不过彼此分肥，通同具报。」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四年七月甲子）
◆《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系清代历朝的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主要是选录各时期上谕和奏疏，皇帝的起居、婚丧、祭祀，巡幸等活动亦多载入，已编成的十二朝实录，篇幅不等。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1986
嘉庆十三年，直隶省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受灾，国库拨四万余两银子赈灾，结果宝坻县知县单幅昌一下便贪污了两万多两。朝廷派人查案，亦是相互分赃遮掩。
这也是一种道德风险。
朝廷的银子是用来赈灾的，官员是来办事的，拿钱赈灾是一种天下共知的约定。结果宝坻知县视朝廷公文于无形，将赈银饱入私囊，这种不守承诺的违约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信力，更是一条条「灾黎之命」。
那这种道德风险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上述案例中，无论是贪污赈银，还是偷打游戏、上班摸鱼，其中都存在着同一种最普遍的经济关系。
这种经济关系被称作「委托-代理关系」，朝廷、母亲、公司领导是「委托方」，知县、孩子、员工是「代理方」。
代理方是做事的一方，委托方是委托别人做事的一方，比如朝廷委托官员赈灾、母亲委托孩子买饭。双方之间由书面合同或其他合约形式，形成「委托-代理关系」。
再比如，客户与装修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住户是委托方，装修公司是代理方。代理方的偷工减料，就是一种损害客户利益的道德风险行为。
◆装修房子的时候，往往装修出来的结果货不对板，有很多偷工减料。
图片来源：《人人都能懂的信息经济学》第一集
委托-代理关系是信息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种特殊的双方关系，导致了代理方存在违背原先承诺、不好好做事的可能。
为人们长期所诟病的国企问题，也可用委托-代理关系下发生的道德风险来解释。
普通私企中，老板是为自己工作，杜绝了摸鱼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道德风险。而员工的工作结果直接与绩效考核挂钩，使得代理方的行为直接与自身的利益相关。
且在一般企业中，员工与领导多处于同一办公环境，监督效应较大，员工摸鱼的道德风险也会有所减少。
但在国企体制中，国企的产权在国家所有，委托方是一个遥遥在上的「国家机构」，一定程度上来说，国企领导层只是国家机构的代理方。
此时，领导层拿国家的钱办事，而非自己的钱，更容易出现不在乎企业效益的现象，从而更易滋生不好好做事的道德风险，导致国企效率低下、体制僵化。
领导层如此，更别说领导层之下的普通国企员工了。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准确地来说，普通国企员工只是「代理方（领导层）的代理方」，其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更为普遍。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企或事业单位体制下，单位领导一般无权辞退作为代理方的国家公务人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这种情况下，员工干多干少都一样。
代理方的行为几乎完全与自身的利益无关，这更易造成员工的整体懈怠，从而使国企等事业单位成为「养老院」的代名词。
◆不久前，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拟录取人员公示名单》登上微博热搜，名单中，一线生产操作岗位公示录取135人，有毕业于人大、武大等名校的毕业生，更有不少硕士研究生。国企优越的福利和不易被辞退的稳定性，使得名牌大学毕业生和高学历者蜂拥而至。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从国企与私企的对比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解决道德风险的关键点之一，在于让代理方的风险行为与自身的利益结果相关联。
这就要靠制度的设计。
以上世纪集体化农业生产为例。
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在集体化的土地上耕作，农产所得上交集体，然后再由集体分配。这时，农民对土地及农产均不拥有所有权，他们只是集体土地耕作的代理方。
纯粹的代理方身份使得农民干多干少都一样，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作效率低下，进而整个国家的农业产量严重不足。
在以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化生产后，耕地虽仍属国有，但农民却拥有了使用权。这种权利转换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从「代理方」变为「自己是自己的委托方」，所产为自己所得，属于自己为自己工作。
此时，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中国农业产量达到一个新规模。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严金昌等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自此，在中国农村，承包责任制逐渐代替了集体化生产。图为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图片来源：新华社
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在他的经典论文《奴隶制的经济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1977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每年只能产生18美元的收益，且奴隶主还要为他承担45美元的医疗费。而奴隶主认为，正常生产状态下，这名奴隶理应产出150美元的收益。
于是，奴隶主改变了与奴隶之间的合约，告诉奴隶如果每年能收益400美元以上，剩余部分的收益将全部归奴隶所有。
合约一变，奴隶立马变了样，不仅赚足了钱，还用赚来的钱为自己赎了身。
如此一来，委托-代理双方，也即奴隶主与奴隶，都获得了最优的经济学效益。
就像让农民的生产与自己的温饱直接相关联，对于产权双方，即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应用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都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好的制度能调动人的主动性，不好的制度只能产生僵化的体制，造成混乱的经济现象。如何解决经济社会中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致力的方向。
除了让代理方的风险行为与自身的利益结果相关联外，「信息差」也是解决道德风险的一个关键点。
在母亲让孩子买午饭的案例中，由于妈妈无法直接观察到孩子是否吃了午饭，这种「信息差」是孩子得以偷打游戏的前提。如果母亲是让孩子理发，能直接观察到孩子是否理发了，此时孩子就很难再去偷打游戏了。
这种信息差在信息经济学中属于「信息不对称」的范畴，信息经济学便是专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门学问。「不讲真话」与「不守承诺」，本质上都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关系双方中，信息优势方往往有利用信息优势占便宜的动机，如装修公司利用客户的不懂行，故意偷工减料。
再比如员工的摸鱼行为，也只能在领导不能发现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进行。而领导一旦发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偷偷的摸鱼行为便无处藏身。
◆《信息经济学平话》是一本深入浅出地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小书，作者是我国最早研究和介绍信息经济学及博弈论的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书中用各种生动的例子，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信息经济学的大门。
作者：王则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
因此，协调好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的利益、解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降低道德风险的关键，这些都需要人为地设计合理的制度。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农民，制度变了，时代都跟着翻天覆地，制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讲真话」与「不守承诺」带来的经济学问题，上到国家体制，下到公司运作，从这一角度来说，「讲真话、守诺言」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要求，而是关乎社会体制、关乎经济民生的大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等作为信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可以解释的经济现象还有很多，而这些现象往往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却又不曾注意的——比如摸鱼。
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这些问题都需要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与解决。
在信息经济学视野下，如何洞察到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经济现象？
如何通过一个个巧妙的制度设计，来解决经济行为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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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常常让大家陷入丧失交易利益的困境。所谓信息不对称，指的是经济关系的双方一方知情一方不知情，知情的一方有利用优势信息行骗讨便宜的动机。
历史上，已有4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信息经济学的10位经济学者，可见信息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深远影响的前沿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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