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光亮    思想的天空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中国版《最后一课》没有讲完的故事:弦歌永不辍,中国高校的战略大转移
文/寒流
编者按: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攻进英美控制的上海租界,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授宣布最后一课下课。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2所大专院校毅然举校内迁或重建。谨以此文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80周年,致敬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校战略大转移。
几乎所有人,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871年,法国输掉了普法战争,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普鲁士。教书匠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节法语课上,用尽全身力量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后,黯然散学。
八十年前的今天,同样悲壮的一幕,也发生在沦陷前夕的上海“孤岛”: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攻进英美控制的租界。上午10时30分,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授执行校董会决议,沉毅地合上书本,宣布下课。这就是中国版的《最后一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低低地啜泣着。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从来没有那么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就这样,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
郑振铎(1898—1958)
正如郑振铎所说,“12月8日,是试金石。”同日上午,除外国教会主持的圣约翰大学,尚未撤离上海租界的十多所高等院校全部停课,不愿做亡国奴的数千师生义无反顾,准备内迁。我的曾祖父曹辛汉所在的上海法学院(上海法科大学),也即将开始14年抗战中的第三次迁校重建。
曹辛汉(1892——1973)
据史料记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108所高校中94所以上遭日军破坏。为保全中华百年近代高等教育基业,102所大专院校毅然举校内迁或重建,超过77万的教职工及家属,莘莘学子冒轰炸阅战乱,颠沛流离,一路弦歌,在云贵川的田野山间,夯土为墙,结茅为庐,或借祠堂、庙宇,民舍复课,以8年搬迁300次的空前壮举,将文明的种子,民主的精神播撒内地,最大程度保存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根脉和元气。
谨以此文,致敬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校战略大转移。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目睹西方的船坚炮利,意识到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探索。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历经近百年惨淡经营,终于发展到1936年的“全国108所大专院校、教职员11850人,在校生41922人,应届毕业生9154人”的规模。(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室《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
受经济、交通影响,旧中国90%以上的大专院校集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早的华北、华东、华南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因最早开埠(1843年11月17日),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逐渐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开始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前进。
在蔡元培、章太炎、马相伯、胡适、褚辅成等一大批民国教育先驱的努力下,27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在上海滩平地而起,大学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北平16所,天津7所、广州8所、南京5所)。也正是因为上海优越的教育氛围,曾祖父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于1930年入职上海法学院,担任该校董事会秘书兼总务长,开启了与这所被誉为“中国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摇篮”的学院长达二十年的不解之缘。
彼时的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正是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沈钧儒。自1931年起,沈钧儒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支持抗日救国之中。他不仅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更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组织上海法学院学生,组成抗战中的第一支学生义勇军奔赴前线。也正是因为上海法学院抗日之积极,恼羞成怒的侵沪日军炮轰位于江湾路的上海法学院校舍,全校被迫迁移杭州直至淞沪停战,才得以迁回上海复课。
沈钧儒(1875——1963)
1936年11月23日,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被捕。曾祖父临危受命,接替沈钧儒担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并在次年“八‘一三”事变中,负责将全校迁入上海公共租界,躲避战火,赁屋授课。
面临日趋扩大的战事,上海的高校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大夏等校率先内迁,仅留下少数行动不便师生暂称“沪校”;另有如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整体迁入租界;圣约翰大学则与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校合组成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共同迁入租界。
曾祖父回忆录云:当时的租界犹如孤岛,外有日军围困,内有汉奸骚扰,学校经费既困难,处境十分险恶。全体教职工唯有团结一致,抱团取暖,在困境中咬牙坚持。
最危急的时刻终于到来。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之后一个小时,日军便对仍然留在黄浦江面上的两艘英美军舰发动了袭击。美舰“威克”号选择立刻举旗投降,英舰“海燕”号,以一己之力与日舰奋勇作战,最终战沉浦江。至上午12时,日军完全接收上海的租界区,上海完全沦陷。
是接受日军要求进行注册登记,还是维护尊严坚决闭校?这是每一所在沪高校必须立刻做出的抉择。有着爱国传统的上海法学院选择了再次停课,星夜兼程向皖南转移。
12月中旬,曾祖父携数百师生刚转移至杭州,即被日伪特务堵截。曾祖父被单独“请”至伪浙江省政府。迎接他的,居然是一位熟识的老友,大夏大学创始人之一的傅式说。此人原为进步学者,却在1938年投日,此时,刚刚上任伪浙江省主席不久。傅式说深知上海法学院抗日名号之响亮,如能说服集体降日具有极大的政治和宣传价值,便极力游说曾祖父和全校师生能留下共同“和平建国”,并许以高官厚禄。
傅式说 (1891—1947) 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处决。
面对软硬兼施,曾祖父明确表达自己和全体师生“绝不合作”之决心。迫于私交,也可能是最后的良知,傅式说最终对上法师生予以放行。之后的两个月多,曾祖父率全体师生经浙扛兰溪、扛山等地,多次遭遇散兵游勇,湖匪路霸洗劫,所幸人员未有损失。到达皖南屯溪,借当地祠堂庙宇为教室宿舍,恢复上课。而上法的另外一部,由老校长褚辅成亲自带领步行至重庆万县,史称辅成法学院。
当时,沦陷区爱国学生为摆脱敌人奴役,纷纷奔赴内地求学,学校压力骤增,不仅经费更加困难,师资更是奇缺。曾祖父不畏艰难,身兼教务、总务两副重担,日夜操劳。在其不懈努力下,不仅邀请到了原上海高等法院法官石美瑜等法学名流担任讲师,还在当地办起中学部,收容流亡学子。
沈钧儒致信曾祖父
1943年4月3日,身在重庆的沈钧儒闻讯上海法学院成功脱险并顺利复课,激动不已,立即寄语曾祖父“辛汉吾兄,久不通候,余在慧公(褚辅成)处得知本校消息。至沪来,世兄辞各市邀聘不就,艰难跋涉,与我兄(褚凤仪)等坚持奋斗,吾校竞赖以达到内迁的目的,且有蓬勃复兴气像,闻之能不感佩!”
石美瑜(1908——1992)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
1945年,抗战胜利。曾祖父又开始不遗余力地担负复校重建,将皖校迁回上海。4年的流亡大学生涯也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多名学生追随石美瑜先生投身审判战犯,深入各地参与收集证据,挖掘被害人遗骸。最终,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元凶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送上刑场。
1951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院系,上法停办。原法学、财经等系师生并入上海大学、上诲财经学院。曾祖父也因身体原因长休在家。出于对学校深厚的感情,曾祖父保存了大量上海法学院的历史档案资料。但在1966年,因担心这些资料会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曾祖父安排子女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颇为可惜。
为了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曾祖父更多的足迹。近年来,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抗战期间高校内迁的有关资料。竟意外觅得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侯德础教授2001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此书调查记载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
在候教授的笔下,不仅介绍了“弦歌不辍”的意义,更是展示了琅琅书声背后巨大的牺牲:从1937年7月至次年8月, 108所高校中有25所因战争不得不暂行停顿,37所被迫迁移后方,15所屡遭轰炸;人员伤亡108人,1938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比1936年减少约50%。财产损失约65 367 409元法币,图书损失达283万册以上。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和动摇根基的。
为了挽救百年高等教育基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102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破坏我国高等学校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为了能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更多的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迁校4次的有私立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8所,上海同济大学更是达到了8年6迁。全国高校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更为奇迹的是,经过如此磨难,中国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被摧毁,相反还有恢复和回升。截至1945年,仅在西南大后方,就有高校145所,教员11201人,学生78929人。
是的。除了拼死在疆场的数百万忠魂英烈,我们也应该记住这些名字。
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1896—1938),为维系学校运营不与日伪合作,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个被日伪汉奸杀害的大学校长。
王开疆,原上海法科大学教务主任、校长。因不愿与日伪合作,选择了跳海殉国。(据1940年2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文《王开疆不为汪逆利用,投海自尽明志》)
王伯群,大夏大学校长。1937年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学与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大学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刘湛恩、王开疆、王伯群这样的老派知识分子的坚持,中国大学才得以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和战后恢复所需的精英人才的培养不致中断,使得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更加趋于合理。
八十年后,当我们再一次回顾这段民族存亡的痛史,依然为“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穷”的故事而感动。
再次致敬,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坚韧和纯粹。
作者简介
寒流,80后,媒体人。
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the end~
新号刚刚开始,欢迎广而告之。愿意加入我们读者群的,请加微信”erxiang8d“,注明读者群。
更多往期精粹
同情鹿道森,但你我终需自我拯救
陈冲:我心里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消失了
热文:李泽厚陈冲野夫空中医生安阳王刘擎西南联大田晓菲俞敏洪
大家:黄永玉巴金王小波 齐邦媛白先勇钱锺书史铁生王安忆余华
天空之友:严锋黄灯余耕邓晓芒菊子杜欣欣刺猬风吹沙大嫚愚石绿风青禾小仙三少爷二湘更多
投稿点击此链接记得公号加星标
留言点此
致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纯粹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