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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这是2003年11月8日,南方报系大佬、被称为都市报教父的程益中,在北京建国饭店,《新京报》创刊演讲的开场词: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作为《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志得意满,在演讲中称《新京报》要像《纽约时报》一样“负责报道一切”,立足北京,代表中国,办成世界最伟大的报纸之一。
尽管他也知道中国这种首次跨地域合作办报的风险:
“像所有的婚姻所遭遇的境况一样,有人红线搭桥,有人棒打鸳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门亲事,他们害怕的是这门亲事的后果”。
四个月后他也确实被抓,但比起后来被抓的新京报领导,程益中还算干净和幸运。
而在当时开张的兴奋,他讲的是如何有影响、赚大钱。他放言新京报四年后在2007年广告额将达到20个亿,纯利达到5个亿。
因为横空出世的新京报不差钱,依托当时中国最赚钱的《南方都市报》每年13亿元的广告额,每个月1亿元的现金流,高起点、大投入。
更有《南方都市报》遍布全国的8000人采编队伍可以整合共享,中国没有哪家报纸能够匹敌。
刚创刊的《新京报》完全复制了《南方都市报》的模式,以大胆的选题、独家的采访、辛辣的时评,围绕司法案件、突发事件和热门话题,很快在舆论市场呼风唤雨,也产生极大的争议,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指责唾骂。

像这次自杀少年刘学州事件,新京报不守平衡报道的规则,只是采访了刘的生母的一面之词,既没有核实,也没有采访其他人交叉验证,更没有采访另一方当事人刘学州,就发报道。
给人感觉这是个心机很重的孩子,寻亲就是为了要钱要房、破坏别人家庭。更把不存在的给刘借钱旅游的事,说得像真的似的。
坦率地说,现在同情刘学州、谴责网暴的网民和营销号,和当初攻击刘学州、实施网暴的很多都是同一拨人。他们或为了流量,或只接受自己相信的东西,主动带节奏,或被动接受别人、媒体的说法。

但《新京报》在此次事件中,影响最为恶劣。作为专业的媒体机构,自身有影响,报道也会被无数人引用、转发。如果不是压垮刘学州的最后一棵稻草,也是当中最重的一个砝码。

做贼心虚,刘辞世后,《新京报》删掉帖子,微博设置禁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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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京报》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了:

2017年在成都凯迪拉克司机死亡事件上,不提司机毒驾、闯卡、撞伤多名警察和路人、危害公共安全,在对其控制中突然犯病急救,而是率先报道定性,称“三名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拿棍形物将肇事司机打死”。

2018年《新京报》就汤兰兰被性侵事件,评论中曝光受害者的个人户籍信息,用一种貌似公允的手法,被指“为博眼球替强奸犯翻案”。

2019年故伎重演,在湖南岳阳“慰安妇”幸存者报道中,“不仅未经同意公开了老人的身份信息,还在文章中多次捏造老人受害情节”,并在采访中误导当事人家属。该报道记者后来注销了自己的微博,但《新京报》并没有任何反省。

疫情爆发以来,《新京报》更是一再误导,事实和导向不断出问题。先是说

北京新发地疫情时,不提“截至目前,5803份咽拭子样本已完成检测,均为阴性”,而是称“共采集人员样本8186份,5803份咽拭子样本检测为阴性”,误导其余为阳性,引起公众恐慌。

又在转发引用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的《人民日报》采访时,通过重新断句编排,出现相反的意思。

最终新京报旗下的一个账号,因“导向错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等问题,严重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被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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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是中国第一家异地办报的试点,由财大气粗的《南方都市报》北上,出钱、出人、出模式,和中央级的《光明日报》合作,使用其旗下奄奄一息的《生活时报》的刊号改名而成。
开始想叫《北京时报》,有意模仿《纽约时报》,其最早的发刊词“负责报道一切”,也和纽约时报的类似。被否决后,采用《京报》,并开始造势营销。但北京的老大、党报《北京日报》不干了,你是京报,我是啥?
更主要的是北洋和民国年间有一个存在了20年的《京报》,是毛教员的教员邵飘萍先生创办,那时影响很大,会被误认为是老《京报》的复刊。
而当时报纸的时代背景、报纸性质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没有党的领导,可以肆意批评、揭露,现在你想干什么?

所以最后叫《新京报》。由于归副部级的《光明日报》管,比它级别低、不是一个体系的北京市委宣传部管不着。又由于是异地办报,实际出资、出人的广东省委宣传部也管不着。
《新京报》利用政策缝隙,呼风唤雨,一时风光无限。

出了许多问题后,上面开始纠错,将其划归北京市管,实现在哪办报,由哪管的一致。
但《新京报》的影响和风格已成,被网友称为《心惊报》,屁股坐歪了。该报出过罗昌平、王志安等名记,都由于报道出了问题而离职。
现在罗由于诋毁抗美援朝的言论进去了,王去了日本。从他们的言论,大概能看出《新京报》的导向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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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如日中天、野心勃勃的程益中,在创刊演讲时称:“新京报的成功完全依靠企业文化的成功。如果它将来要垮的话,也一定是从企业文化堕落开始”。
不幸而言中,新京报创刊后的第二年,程益中就由于涉嫌《南方都市报》的经济问题进去了,被关了几个月后,免于起诉释放。而同时兼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经理的喻华峰,被判刑8年。
最值得一提的是戴自更,从2003年创刊到2017年,担任《新京报》的一把手社长达14年,有几年还兼任总编辑,为体制内少见。最后也进去了。纪委的通报有很多内容,其中有:
“在党的宣传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伪造身份证件;利用职权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最终被判刑8年,狱中写信反省:
长期身居高位,戴自更劣迹太多。对企业和个人来说,好事发稿收钱,坏事不发稿也要收钱。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在中央整顿金融秩序、安邦出事前,为吴小晖专访宣扬,大唱赞歌。

另外就是公器私用、豢养门客,在报社设立什么研究院,聘私交朱学东做副院长,吃喝玩乐,颐养天年。不知纪委通报的“利用职权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包括此事?
2017年8月戴自更被调离新京报,研究院被裁撤,9月朱学东离开,在网上自称"潦倒文人路边美食达人朱学东”,各种打秋风蹭吃蹭喝,和人吵架,阴阳怪气,发泄不满。
而免于起诉,还算全身而退的程益中,离开新京报和南都报后,又在中国辗转多家中资和外资媒体,最后移居美国。蛰伏一段时间后,以微信公号为主要平台,创办纽约华人资讯网。
最新的消息是,再次退出:
一代报业教父,不知是就此偃旗息鼓,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或是东山再起?

文化人,离开祖国难。我的体验是,由于衣食住行、吃喝用在收入中占比少,在美国生活不难,但发财不易,特别是做事很难。要有影响力、成就感就更难。
很多人在中国有点成就和虚名,其实离不开国家发展、时代机遇、所依托的机构平台,但误以为是全凭自己的能力打天下。一到国外,环境和条件变化,自己能力没变,却难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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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学州事件出来,很多人痛恨《新京报》落井下石,并呼吁关停该报。

这个不大可能,如果行政干预,就是政治事件,国内外影响不好。对于《新京报》这种不靠补贴、靠市场的报纸,只能靠市场解决。
如果有人追捧,能赚到钱,不管是广告还是流量分成,就能存在。如果继续造怪,被读者、网民唾弃,赚不到钱,又不像党报、官媒一样有补贴,自然关门,就像许多已经停刊的市场媒体一样。
对此王志安也有话说:
王志安曾经是央视主持人、记者,后来又是市场化媒体《新京报》的首席调查记者,对他毁誉都有。现旅居日本,也经常点评中国事情,您觉得有理还是无趣?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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