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未打疫苗染疫去世，亲人们选择隐瞒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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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编译：胡安

编辑：江南

去年4月，安德里亚的母亲死于新冠后，骚扰开始了。在她在Facebook上发了一篇帖子，让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失去了亲人之后，有害信息开始出现。

有人给她发短信说，他们不敢相信她的母亲居然没有保护好自己。安德里亚后来删除了大部分其他信息，但她记得人们会说“你妈妈是一名反疫苗者”和“我不敢相信她不知道新冠会害死人”之类的话。“人们会质疑我妈妈的医疗选择，而不是对她的去世表示遗憾。所有人关心的都是她有没有接种疫苗。这太伤人了，”安德里亚告诉我。她是一名教师，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骚扰，她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

她的母亲也并不是反疫苗人士。据安德里亚说，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最初确实对疫苗感到担忧，但在与医生交谈后，她预约了第一针疫苗。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接种疫苗就生病了。

2020年，死于新冠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悲剧。在疫情之初，当时感觉整个世界似乎处于集体悲伤状态。对那些过早逝去的生命，那些微笑的母亲、爱开玩笑的祖父，以及教堂里的某个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人们怀有一种共同的哀伤。他们所有人都是病毒的受害者。

但那是在疫苗出现之前。在新冠死亡卷入文化战争之前。

现在，大多数新冠死亡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许多死亡很可能是可以预防的。对病毒受害者的同情不再是普遍的。有时，人们用蔑视取代了慰问。

刻薄不仅来自熟悉的名字，也来自陌生人。网站、留言板和社交媒体账号纷纷出现，成为侮辱未接种疫苗的死者的论坛。他们在社交媒体页面上搜索“covidiots”（新冠白痴），截屏他们的照片和帖子做成表情包。Reddit的一个页面甚至向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然后死亡的人颁发“奖项”。

“疫苗问世几个月后，这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对因新冠而去世的人缺乏同理心的情况开始加速，”克里斯汀·厄奎萨（Kristin Urquiza）在她的父亲于2020年6月死于新冠后说，她是Marked by COVID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草根组织，为受疫情影响的人争取权益。她告诉我，即使是在专门讨论思念和悼念的论坛上，当有人发布关于新冠死亡的帖子时，人们问的第一件事往往是这个人是否接种了疫苗。

这种审问，以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判断，让那些失去了未接种疫苗的亲人的人很难敞开心扉，尤其是在网上。“有些人向我吐露心声，他们在挣扎，他们想谈论他们的损失，但他们不敢这么做。他们害怕自己或他们所爱的人受到攻击，”厄奎萨说。

相反，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讣告和追悼会不敢讲述整个故事，在提及死因时，有时会提到新冠引发的肺炎或其他并发症，而不是提到新冠本身。有时，家属甚至不敢公布死亡原因。

2021年8月，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市的营销顾问安妮玛丽·詹金斯（AnneMarie Jenkins）的母亲死于新冠，她和家人在网上的讣告中没有提到这种疾病。据詹金斯说，她母亲有肺病史。她还告诉我，她母亲的医生建议她母亲不要接种疫苗。“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对我妈妈的医疗选择有意见。这让话题变成了新冠病毒，而不是我妈妈。我们不想让我妈妈的死给人一种点击诱饵的感觉。”讣告将她的死亡归因于肺炎和其他因素。

这只是和我分享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父亲死于“急病”，母亲“平静地”去世，男朋友“过早离世”。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人说，他们甚至不会当面向别人坦白真正的死因，因为他们感到羞愧，或者因为他们想避免后续问题，或者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所爱的人的死亡被政治化和八卦。

但私下里，活着的人很难理解这些死亡。虽然我采访的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但许多人的亲戚仍然反对接种疫苗。这可能会造成支离破碎的哀悼体验和家庭内部的分裂。

“复杂的悲伤”

所有这一切都会付出代价。20世纪80年代，美国临终关怀基金会（Hospice Foundation of America）悲伤项目高级副总裁、《悲伤是一段旅程》（grief Is a Journey）等有关死亡的书籍的作者肯尼斯·多卡（Kenneth Doka）创造了“被剥夺的悲伤”这个词。

多卡告诉我：“当一个活着的爱人因为社会禁忌而觉得他们不能完全悲伤时，我们看到了被剥夺的悲伤。我们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期间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在自杀、吸毒过量和某些疾病等其他事情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

这种类型的死亡可能会遇到受害者有罪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死者的死亡是由于他们的选择或冒险行为。肺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可能把责任归咎于吸烟的肺癌患者，而不是那些不吸烟的患者。多卡说：“我认为新冠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现在，我们问的不是这个人是否吸烟，而是他们是否接种过疫苗。”

的确，未接种疫苗的人感染新冠和感染他人的风险更大。另一个事实是，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在医院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医院长期以来都因疫情而不堪重负。一些接种疫苗的人，在经历了近两年的疫情却看不到明确的前景的情况下，感到压力和愤怒，他们对那些拒绝接种或否认疫苗效力的人越来越失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所有未接种疫苗的人都是反疫苗者。每一例可预防的新冠死亡对某些人来说仍然是巨大的个人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接种疫苗的人可以理解的沮丧正在转化为残忍，伤害那些已经遭受痛苦的人，而且可能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这种幸灾乐祸的特殊形式，真的没有展现出人性最好的一面，”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灾难心理健康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aster Mental Health at SUNY New Paltz）副所长卡拉·韦尔穆伦（Karla Vermeulen）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是一种经典的控制机制，就像我们下意识地想知道死于肺癌的人是否吸烟，或患有肝病的人是否饮酒一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为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种命运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但当然，这种信仰的代价是指责甚至诋毁死者……因此，幸存者可能会牺牲诚实来保护亲人的形象，而这可能会损害他们自己的情感需求。”

当人们觉得他们不能完全诚实地面对生命中的重大损失时，丧亲之痛会变得更加强烈和持久，甚至可能导致“复杂的悲伤”，这种悲伤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而是会持续，有时甚至会变得更糟。

在线下与有选择的、值得信任的人谈论死亡，这可能是疗伤的最好方式。韦尔穆伦说：“在哀悼一个人的同时又保守他/她的秘密是很难的，因为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个人的整体，积极的和消极的，这样才能全盘接受他们的离去。”

“为什么他们不接种疫苗？”

也许，与别人的审视相比，自己内心的审视才更难处理。许多死者的亲属也会感到愤怒、内疚和羞愧：为什么他们不接种疫苗？我还能做些什么来说服他们接受注射呢？他们怎么能把这么多人置于危险之中？

“除了你经历过的可怕死亡，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会怎么样？”安德里亚说。“如果我说服我妈妈早点接种疫苗会怎么样？这是一种额外的负罪感。”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软件工程师杰森·库姆斯（Jason Coombs）的母亲于去年10月死于新冠，他发现自己的悲伤中掺杂着愤怒。他说：“我确实生我妈妈的气……她不愿意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他人。”

多卡说：“一个人死亡的方式和他所做的决定，肯定会使人们对他的哀悼和情况更加复杂。我认为，对死于新冠的人来说，哀悼的是他本人，而不是疾病……不管他是如何去世的，这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分开。关键是一个人死了。”

如果很难把一个人视为新冠的受害者，那么我采访的专家建议，可以试着把他们视为其他东西的受害者：错误信息。

韦尔穆伦解释说，当你改变你的视角时，它有助于建立理解并减少你对对方本身的愤怒。“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如果你能重新定义这种观点，应对这种损失可能会少很多痛苦。”

这样想想，韦尔穆伦建议：改变“爷爷是一个顽固的人，我们无法说服他接种疫苗”，“爷爷受到扭曲的媒体信息的不公平影响，误导了他。”正如维尔穆伦解释的那样，“失去亲人不会改变，但它带来的一些包袱可能会改变，让幸存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人身上，而不是他们的选择。”

新冠疫情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新冠的讨论可能显得嘈杂和拥挤。然而，现实是，如此多的人在默默地孤独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