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为何这么多？
Photo by Benjamin Suter from Pexels

文/呦呦鹿鸣
董鸿，河南郸城县县长，是一个有味道的人。
郸城县不小，现有人口137万。而且，也很古老。传说，春秋时，老子在此执炉炼丹，将“丹”炼成，故称“丹成”，后谐称郸城。又传说，战国时，有人服丹升仙，于是，此地又名“仙城”。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升仙亭”的地方。
2022年1月20日，县长董鸿的一段视频传出：“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如此表情、语气、词句……不知道诸君如何感觉，至少我觉得难以匹配一个百万人口大县县长的身份。因为，我所认识的不少村支书，文明修养、觉悟层次都远高于此。（当然我也确实见过一些水准更低劣的）
讲人话。朋友们，请讲人话。哪怕是假装成讲人话。
董县长随后回应媒体说：这个视频是恶意剪辑，把他原话里“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等内容剪辑掉了，不真实。
自信满满。只可惜群众目光如电。
如果董县长的回应属实，那么，这个剪辑反而很可能是保护了他——“恶意返乡”明显属于语言污染，定为爱惜汉语母语的国人所不容，把这样的词汇剪辑掉的，有可能是“自己人”。谁知，发明者不愿意被埋没，坚定地、理直气壮地要补回来。迷之尴尬。
郸城县的实际操作值得细看。
比如，1月17日当地政府的一则通报说：汲冢镇王管村村民刘某某于2022年1月5日从上海市静安区返回郸城县汲冢镇王管村家中，截止1月17日，刘某某未进行过核酸检测，且未向村干部报备行程及身体健康状态。派出所依法对刘某某采取行政拘留措施（先隔离后拘留）。
这个通报初看是没啥问题，但请细看时间。上海静安区当前只有一个中风险地区，也就是静安寺街道愚园路228号（一家20平米的奶茶店，“最小的中风险地区”），这个中风险地区是1月13日宣布列入的，但这个村民1月5日就回郸城了。他有义务知道八天之后的事情吗？即便有义务知道，他有多大的可能知道？而且，上海市的流调工作做得极为精密，三千名流调人员全力以赴，围绕这个奶茶店，密接、次密接人群早就排查完毕了，并说涉及到这位村民。至少，他返乡时静安还是低风险地区，尚未发现感染病例。
这样一个人回老家过年，就成了“恶意返乡”，而且这“恶意”还大到要“先隔离再拘留再通报示众”的程度？大到要一个百万人口大县的县长如此杀气腾腾？
这位县长只是一个代表，类似作法的地方、类似思维的操作，大有人在。
这些年来，带“恶意”的新词越来越多了，之前的“恶意讨薪”已是震人心魄，上个月（2021年12月23日），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明了“恶意起诉”，他们发布了一个专门约束“民告官”的文件：重点整治“恶意起诉”政府机关的人，退回起诉状，把他们列入“黄名单”，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后来，因为舆论汹涌，该院后来将文件撤回。（《关于加强行政案件诉源治理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意见》）
有严肃分析说：“恶意返乡”是懒政，抗疫到了第三年，一些地方还是无法成熟地应对疫情，还不能依法、科学、精准，只会层层加码、一刀切，想一出是一出，是治理能力不足。
也有严肃分析说：“恶意起诉政府”，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曲解了中央依法治国方略，与《立法法》三大诉讼法，破坏了法律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还有严肃的分析说：“恶意讨薪”语句中自带贬抑色彩，与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并不合拍……
在我看来，更需要重视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恶意”这么多？为什么普通人维护正当权益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
有那么一些人，脑子里只有“总有刁民要害朕”的单曲循环，眼睛里只有乌纱帽和帽子下自己小集体的利往利来。
这样的一些人，心里从未有过敬畏，从未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这样的一些人，最擅长的就是逢君之恶，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样的一些人，忏悔时常常说自己犯罪是因为“丢失了理想信念”，而真相是他们从未有过自己所宣扬所怀念的“理想信念”。
在这样的一些人看来，民心可欺，民意可笑；在这样的一些人看来，有了一官半职，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人间“善恶”做出判决，就可以随意编排解读事实，然后在一亩三分地的“土围子”里享受“霹雳手段”的欢愉。
什么是真正的恶意？真正的恶意往往就是由这样的一些人身上生发，遍地蔓延，肆意滋长。
是的，汉语已经被污染得很过分了，我们一步步地来恢复她本来该有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步就是：堂堂正正、清清楚楚地将这“恶意”二字，原路送回。
20220121呦呦鹿鸣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1月
董鸿
县长
郸城县
风险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