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姑娘
文：言九林 编辑：瑞秋的春天

她是一个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武汉姑娘。有一个做瓷器生意的江西籍丈夫，还有一个生于1933年的可爱女儿。
原本的人生规划里，她应该操持家庭，与丈夫和女儿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大概还会再多生几个子女。但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遥远的东京，异国青年们正热血澎湃要征服此域夺取荣光；异国的大人物们也忙于对着世界地图做各式推演。没人在意她的命运会因之发生怎样的改变。
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军兵锋未到，终日奔波的丈夫却突然死在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丈夫的亲属们自江西赶来，收走了瓷器生意与财产，只留给母女二人“很少一点儿钱”，算是以和平方式断绝了关系。当武汉人于1938年仓皇西迁时，母女二人的经济状况已极为恶劣。

弱妇幼子汇入庞大的难民潮，徒步西行，一路战战兢兢。上有飞机，下有流弹，母女俩目睹许多难民死于踩踏。
抵达忠县时，她的钱用光了。无处投奔，男性苦力过剩的年月，也没人要雇佣女子。为了活命，她给一户地主做了小老婆。五岁的女儿被强制送去与佣人同住，每天要割猪草。割足了量有饭吃，割不足量要挨打。地主喜欢她年轻，地主的妻子不喜欢。某日她去偷瞧女儿，发现女儿没鞋穿，脚上还有鸦片针扎的窟窿在流脓。她开始默默存钱，然后于某日装作去河边洗衣服，带女儿逃离了地主所在的村子，再次汇入了去重庆难民流。
在重庆南岸，她得到湖北同乡会的帮助，进入了裕华纺织厂。裕华原本设厂于武汉，日军西侵时艰难内迁至重庆。这是她能得到裕华厂帮助的主因。但工厂生存艰难，只愿雇用没负担、能加班的单身女性，她只好隐瞒婚史，也隐瞒了女儿的存在。
她住进厂里的集体宿舍，也将女儿偷偷带了进去。为躲避监工查房，六岁的小姑娘学会了快速钻入床底的纸箱。孩子好动，被发现只是迟早之事。同厂的一位赵女士，介绍她将女儿送往临江门难民儿童保护中心。小姑娘在中心干活，也上街替人擦皮鞋，每天吃一顿饭，腌萝卜就周边餐馆的残羹。小姑娘说，她常目睹中心的副主任，一名年轻的中国男人，常在晚上来到年龄大些的女孩们房间，然后女孩们会发出尖叫。
再后来，小姑娘生了病，反复发烧40天。中心觉得小姑娘快死了，将其扔在楼梯角的茅草堆上，派人去纺织厂催她来处理后事。她囊中空空嚎啕大哭，背着女儿走进一家又一家医院，再走出一家又一家医院，最后背着女儿回到茅草堆。
好心的赵女士再次伸出援手，指点她去求助青草坝的部队医院。昏迷两个月之后，小姑娘在部队医院醒过来，发现周围全是脾气暴躁的伤兵。头发几乎掉光了的小姑娘唱歌，伤病们送小姑娘糖果与饼干。接小姑娘出院那天，她跪在地上给医生和护士磕了响头。
母女二人无处可去，再次藏回工厂宿舍。
那时节，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已经升级，大街上常能见到遇难者残缺的尸体。她担忧女儿被跑警报的人潮冲散，也担忧女儿死于成人慌乱的踩踏。于是，每次警报声响起，女儿会按她教的办法，跑出宿舍牢牢抱住一根电线杆。她会逆着人潮自车间跑来，与女儿在电线杆下汇合。多数情况下，母女俩是最后进入防空洞之人。她们站在洞口，曾目睹飞溅的石头砸死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当时就站在她们旁边。
要工作、要照顾孩子、要跑警报，她不堪重负，久病不愈。1939年末，她再次将小姑娘送往难民中心，难民中心又将之转送去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十一保育院。这是一件幸事，因为保育会的会长是宋美龄，那里有更好的物质条件。
她患的是肺结核。工厂担忧传染，开除了她。她无处可去，在重庆街头晃荡、倒下，被好心人送入难民中心，安置在楼梯下面，盖着一张草席。女儿自保育院跑出来，喊她“妈妈，妈妈，我来了，我在这里啊”，她睁开眼流泪，说不出话。母女同席共睡了最后一晚。次日，保育院来人将小姑娘带走，他们担忧肺结核会传染。
她死在了1939年的冬天。
女儿为她写了一篇回忆录，收在《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出版社2015年）这本书里。回忆录没提名字，只说她是个“武汉姑娘”。她是个很小很小的历史人物，小到稍不留神，就会了无踪迹——但，历史的真与伪，时代的义与不义，便在于能否让这样的小人物，也得到被记录、被看见的机会。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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