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的自由
可能是多数人的末日
文 | kuange 
在人类还没有告别“1984”的时候,却提前进入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

——题记
自由为何如此命运多舛?我们对自由渴望太多,却知之甚少。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思想,为拓展人类自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以赛亚·伯林

▌剥夺自由的“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有两个维度的理解。
●第一个维度,如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自由人就是没戴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未像奴隶一样处于惩罚恐惧之中的人。”
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其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中提到在纳粹监狱中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放飞想象力、以死解脱、逃跑。前两种没有脱离纳粹的监禁,因此不能算自由人的做法;第三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争取免于奴役的自由。
同为诺奖得主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指出:某人在行动上有多少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自由不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
在好莱坞大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是“米兰达宣言”的核心,它承认被逮捕者的沉默权,使被逮捕者不会因为执法者急于破案,而被迫自证其罪,从而避免了刑讯逼供等司法权力的滥用。
在这个维度上理解,自由就是个体活动免于干涉、阻碍、强制和侵犯,伯林将其定义为“消极自由”。
但是“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同样可以没有限制地侵犯其他人。因此,消极自由必须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下:其一,法律;其二,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命、财产、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
伯林说:“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有人入侵,都将是专制。”这就是消极自由的意义。
●第二个维度的自由,“起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这个维度的自由,与消极自由被动地“排除干涉”不同,是个体主动掌控自我的行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
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暗含着一种“人格分裂”的属性。因为人有动物性的一面,受欲望和激情的驱使,这使得人无法完全支配自己,实现积极自由。因此,人必须要“分裂”出一个理智的人格来控制动物本能,以此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完美和理想化。
正如卢梭所说“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卢梭提出个人将权利让渡于共同体,这样一来,原来那个“愚蠢的”个人就消失了,“智慧的”“复合型”的共同体,即集体或者国家就出现了。共同体成为一个高级的行动者,一个排除了个人自然私欲的存在者,自然也就能够实现“积极自由”。如此一来,当个人自觉服从集体时,个体既是被统治的,但也是自由的。
这样的前景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伯林却警惕道:“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会导致一种被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政治行为的华丽伪装。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纳粹德国等激进革命,正是“积极自由”的发炎红肿,它曾以无比美好的口号,剥夺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有限的自由。
对此,阿克顿勋爵也曾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追求至善,还是避免大恶?
伯林之所以提出两种自由的概念,是想完成一场严肃的政治思考。
在现实政治中,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外部的力量会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
消极的政治观很简单,它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套用刘军宁老师的话就是“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消极政治观追求的不是至善,而是避免大恶。它不是设想上帝的伊甸园或者哲人王的理想国,而是“以恶制恶”,对人性加以设防。它实现的不是最优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都能适应其中的规则。
它给不出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开不出包治百病的神医药方,而是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修补。这种观念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政治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消极的政治观警惕人性,但也尊重人性。因此它抛弃了善恶的二元对立,“不轻言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所以,消极的政治观就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利万物而不争。
相比之下,积极的政治观却像山一样,是一个伟岸、强硬,喜欢“战天斗地”的形象。积极的政治观追求至善至美,通过理性的规划,完成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改造。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
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上帝的位置被理性几乎彻底取代,理性被很多欧陆思想家奉为新的上帝,究其实质,是他们将自己,以及那些信奉他们的政治家当作了救世主。比如,英国空想家罗伯特·欧文就曾突发奇想,要召开一场世界大会来结束愚昧、贫穷与无知、有限的、不完善的政治。
然而,这些以在“人间建造天国”为使命的政治家,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却是一台尽善尽美,却又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
对此,伯林说:“就像艺术家把不同的颜色、作曲家把不同的音调混合在一起那样,自居为造物主的政治家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原料之上——普通的、缺乏才能的人,大多对于自己体内沉睡的各种可能性懵然无知——并将他们塑造为一件灿烂的艺术品: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或者某种伟大的政治、军事、宗教、法律结构。”
结果,在这种积极的政治观下,对政府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其约束的强调;对其强制力的强调高于对其政治伦理的强调;对其控制个体的强调高于个体对其监督的强调。
▌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
伯林“两种自由”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其中还包括他的好友们。
一派以著名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质疑伯林从政治上割裂了自由与道义的联系;
另一派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评伯林不应该攻击社会解放,以及由此提高个人自律的理想;
还有一派以“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强调应该有政治精英来“告诉或建议”愚蠢的美国选民来运用和实现他们的自由。
左派厌恶,右派怀疑,伯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也该死”。然而正是这种煎熬的内心体验,却让伯林做出更加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真理只有一条:“不同目标发生冲突的必要性”。
正因为此,在这场论战中,伯林毫不妥协地赞同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因为,当人们被迫面对与自身天性相悖的各种困境时,能够自由选择是多么重要。但是历史和现实中,总有形形色色的“伟大工程师”层出不穷,试图改造人的天性以消灭困境。
50年代,战争使整个欧洲沉静下来进行反思,伯林指出,古典的规则“受到藐视,我们就被迫意识到了他们”。但是60年代,经济复苏,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日益凸显,意识形态的割裂也更加巨大,曾经造就了罗伯斯比尔、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浪漫主义再度回潮,以一种对现实的虚无态度在年轻人身上蔓延。
伯林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年轻人当中野蛮风气的飞速滋长让我感到压抑......这一代人以无知为荣,用机械公式来处理任何困难或复杂的事情,他们都对历史感到憎恶,希望把过去统统扔掉。”
▲以赛亚·伯林
遗憾的是,像伯林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思想家没有占据时代主流。他被时人嘲讽为一个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又被今人看作“自由主义的一只已经灭绝的乳齿象”而束之高阁。
当然,这与伯林自身的性格有关。他形容自己像“出租车,招手即停,挥手即走”,爱因斯坦说他就像一个剧场里的“观众”,当激情和狂热席卷而来时,他“冷眼旁观”。
伯林将知识分子分为狐狸和刺猬: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他渴望自己成为一只刺猬,但是却因为过于置身事外,而止步于狐狸,始终站在刺猬一边。
或许,我们很可能从未真正了解过伯林,他其实一直都站在悬崖的边缘。
学术上,伯林选择了一条介于历史和哲学之间的道路,既没有良师指引,也没有“追随者众”;
政治上,伯林几乎投入了自己的整个前半生,周旋于掌握大权的大人物之间——丘吉尔、斯大林、肯尼迪......任意一个都能让他前途尽毁;
生活中,伯林选择了一位结过婚还带着孩子的女性共度一生......
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说:“判断一个英雄的标准,不仅是看他愿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而更应该看到在别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保持镇定,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的。
伯林平静地渡过了黑暗的时代,完成了对自己良心与智慧的考验。在对历史的旁观中,以一个究极怀疑者的视野,一次次命中了变局的来临。无论是斯大林的“灵魂工程”实验,还是希特勒的身份暴政,甚至欧洲六七十年代的精神危机。
今天,当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十字路口”,其底色都逃不脱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或早或晚。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尤其当它面临威胁时。在追求自由、守卫自由的路上,伯林是无法绕开的思想者,犹如物理学绕不开牛顿,经济学绕不开斯密。这不仅因为他对于两种自由的阐述,丰盈了人类自由思想史,更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自由为何一直遭难”这一恒久命题展开。
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说:以赛亚·伯林所成就的,会让20世纪骚动不安。然而,谁曾想80年后,伯林的思想再次挑动了人们关于政治狂热和观念冲突的敏感神经。然而中国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伯林热”很快冷却,伯林的思想并未触达应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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