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疫情肆虐，百业凋敝的大环境下，国产疫苗的生产商科兴控股，却赚得盆满钵满。
前不久，科兴控股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科兴控股销售额1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70亿；净利润8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40亿。
这份日入4.2亿元，日净赚3亿元的半年财报，亮瞎众人眼球。

科兴控股成了疫情当中的印钞机，网友一边惊叹它的赚钱能力，一边在追问暴利最终将被谁赚走？

利润最终会分配给股东，科兴控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十大股东中，除了创始人尹卫东持股8.89%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外资机构。
科兴控股的第一大股东是赛富亚洲基金，原名是软银赛富，负责人是阎炎，就是那位曾经血洗雷士照明的资本大佬。
第三大股东CDH，就是赫赫有名的鼎晖投资，曾经将俏江南创始人张兰扫地出门。
第四大股东Prime Success是永恩资本，第五大股东Vivo Capital是维梧资本，清一色的老牌外资投资机构。
由此可见，号称国产疫苗的科兴疫苗，其实早已被外资控制。事实上，上市主体科兴控股，原本就不是国内企业。这一点，后面会详细讲述。
2021年，我国全民免费打疫苗，费用全部由财政支付。科兴疫苗以国产疫苗的身份，受到国人的追捧。
与此同时，科兴疫苗出口海外，一年销售了25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供应商。

科兴得道，背后的外资鸡犬升天。

然而，并不是这些外资多么有先见之明；新冠疫苗的肥水，原本也可以避免尽流外人之田。
这一切，都要从两个中国男人说起。
一、
1982年，时年只有18岁的尹卫东，从唐山卫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唐山市防疫站流行病科，当上了一名防疫员。
尹卫东只有中专学历，在卫校只上过8个课时的病毒学知识，却对流行性病毒充满兴趣。

那时，尹卫东不分昼夜，经常到甲肝多发的村子里调研，把感染者的大便样本，带回实验室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20岁的尹卫东，成功分离出全国第一株甲肝病毒TZ84；这为他日后的疫苗事业，种下了一颗种子。
2年之后，在唐山市科委8万元的研发经费支持下，尹卫东研发出了甲肝诊断试纸。
此时，尹卫东已经有了研发甲肝疫苗的想法，但自己的甲肝试纸销量不大，没有足够的经费，计划只好搁浅。

1988年，上海爆发了甲肝大流行，由于人们食用了被感染的毛蚶，又没有疫苗干预，30万人患病。一时之间，医院人满为患，出现大面积停工停学。
这件事对尹卫东触动很大，他心想：当一名医生，穷其一生能治好的病人数量有限；而一个疫苗，一下子就可以让数千万人免于病痛。
于是，尹卫东发誓，一定要把甲肝免活疫苗研发出来。

1993年，尹卫东借来5万元，成立了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投身甲肝疫苗研发。

几乎差不多时间，年长尹卫东6岁的潘爱华，在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从北京大学借了40万元，成立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潘爱华带领北大未名生物，想从事生物医药方面的产业投资，于是四处寻找生物产业的技术。

1998年，经人介绍，潘爱华来到唐山，认识了尹卫东。
两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第二年，尹卫东的甲肝疫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了国家新药证书。
拿到了准生证，潘爱华不失时机地让北大未名借了500万元，给尹卫东完成了临床实验。

2001年，在潘爱华的极力邀请下，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北京中关村，入驻北大生物园。
尹卫东如一匹千里马，被伯乐潘爱华发现，尹卫东视潘爱华亦师亦友，两人上演了一段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

二、
2001年4月28日，北京科兴生物正式成立。
投桃报李，尹卫东让北大未名集团成为控股股东，北大未名集团通过深圳科兴，持股51%。
尹卫东控股的唐山怡安生物工程，以甲肝灭活疫苗的技术入股，占据北京科兴生物24%的股权。
新加坡华鼎投资出资2500万元入股，占北京科兴生物25%的股权。


北京科兴生物
2002年，北京科兴生物的甲肝灭活疫苗正式投入市场，尹卫东及北京科兴因此名扬全国。

2003年，中国发生了非典，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成立2年的北京科兴生物，迎来了一次练兵的机会，研发SARS疫苗，成了当务之急。

然而，还没等疫苗研发出来，在中国强力的控制下，非典结束了。
SARS疫情消失之后，北京科兴生物的疫苗随之封存，所有投入颗粒无收；作为一个商业项目，SARS疫苗是一个失败的项目。
尽管如此，北京科兴生物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完成SARS 一期临床的单位，这让尹卫东的团队，为十七年之后的新冠疫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疫苗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了融资，北京科兴生物谋划到美国去上市。

为了满足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要求，未名集团需要让出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同时还要求北京科兴生物的其它股东合并。
但为了不丧失北京科兴生物的控股权，潘爱华和尹卫东，于2003年9月26日，签订了一份备忘录。

在维护北大未名的控股地位和业务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同意转让北京科兴生物的股权，以达到上市的要求。
于是，尹卫东成立了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合并北京科兴生物原股东的股权，成了持股73%的控股股东。
潘爱华控制的未名生物，则将对北京科兴生物的股权降到了26.9%。
与此同时，尹卫东在安提瓜和巴布达，注册成立了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并且将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注入其中。

2004年12月8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了1000万股，每股定价5.75美元。
这里涉及到的科兴为名的公司太多，可以看下图借以理清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在美国上市的主体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企业，而它只是一个壳公司，业务主体仍然是有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潘爱华控制的北京科兴生物26.9%股权，并没有在美国上市。也就是说，尹卫东只是拿北京科兴生物73.09%的股权，到美国上市。
也正是这一点，让北京科兴生物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雷。

不管如何上市，彼时，北京科兴生物是上市主体的唯一核心资产。做大做强北京科兴生物，是尹卫东和潘爱华共同的目标。
三、
但是，兄弟齐心的局面，在2009年悄然发生了变化。
2009年5月7日，尹卫东注册成立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是当时的唯一股东。

换句话说，上市主体公司科兴控股生物，通过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间接控制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

也就是说，北京科兴中维与潘爱华没有任何关系。

北京科兴中维与北京科兴生物的经营范围类似，都是研究、开发生物疫苗技术。

就这样，除了北京科兴生物作为上市公司的资产，尹卫东还搞了一个备胎——北京科兴中维。
两者有共同的大股东——科兴控股（香港），但北京科兴中维却没有潘爱华的牵绊。
2009年11月16日，科兴控股生物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正式转板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其后，北京科兴生物在疫苗市场攻城掠地，给潘爱华的未名生物，贡献了不少利润和现金流。
时间来到2015年，经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借壳在A股成功上市，北大未名集团在资本市上趟出了一条血路。

未名医药的上市主体是山东未名生物医药，上市公司100%控股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而未名生物医药持有北京科兴生物26.9%的股权。
也就是说，北京科兴生物73%股权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6.9%的股权在A股上市了。
有了资本市场的魔法，潘爱华想重掌北京科兴生物的控股权，于是与尹卫东商量将美国上市的科兴控股私有化，并回归A股。

如果潘爱华想完全控股北京科兴生物，就必须收购上市的科兴控股的股权。
正是北京科兴生物的控股权，触动了潘爱华和尹卫东的神经。
2016年2月1日，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SAIF Partner）组成收购团A，以每股6.18美元，收购科兴控股的剩余流通股权。

这让潘爱华大为火光，如果对方私有化科兴控股，则意味着未名医药将在法律上失去对北京科兴的控制权。

作为反击，未名医药与中信集团、中金前海发展基金，组成以潘爱华为首的收购团B，并报出了每股7美元的收购价格。
从此，尹卫东与潘爱华反目。
尹卫东借助赛富基金等外资的力量，潘爱华借助国内资本的力量，两个曾经“相爱”的男人开始相杀，展开了长达4年的斗法。
科兴控股不得不在美国停牌，两人为了争夺北京科兴生物的控股权，让科兴控股私有化停滞不前，国内资本错失了入股的机会。
科兴控股的控股权，牢牢把握在外资手中。
诉讼、撕逼、挂失公章执照、抢占北京科兴生物办公场所，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内斗剧情颇为狗血。甚至发生了北京科兴生物的生产车间受损，600万剂甲肝疫苗不得不销毁的情况。

这一切，因为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开始慢慢平息。

四、
不知达成了何种协议，2020年3月，潘爱华辞去了北京科兴生物的总经理职位，尹卫东重回北京科兴生物，坐回了总经理宝座。
与此同时，北京科兴生物在北京大兴拿地，专门建设新冠疫苗的生产车间。
似乎在病毒灾难面前，私人恩怨和利益之争可以暂时放一放。

17年前研发SARS疫苗的是北京科兴生物，而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科兴中维。

北京科兴中维的新冠疫苗
前面说过，北京科兴中维是科兴控股通过科兴控股(香港）100%间接控股的纯外资企业，与北京科兴生物和未名医药没有关系。

由于北京科兴生物有疫苗的生产许可，科兴控股的疫苗依然绕不开北京科兴生物，这或许是潘爱华和尹卫东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

但破镜难重圆，尹卫东将利润最大的部分留在了北京科兴中维，而非北京科兴生物。

因为北京科兴中维100%代表他个人和外资的利益，而北京科兴生物，还有26.9%的股权，属于未名医药的A股股东，以及背后的北京大学国有资产。
这一点，从未名医药的2021年半年报中可以获得证明。

由下图可知，北京科兴生物202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只有15.69亿元，营业利润只有10.29亿元，净利润只有8.9亿元。


图片来源：未名医药2021年半年报
北京科兴生物2021年上半年10.29亿的利润，与在美国上市的科兴控股半年540亿的利润相比，简直如九牛一毛。
根据股权比例做个简单的计算，北京科兴生物半年给科兴控股贡献的利润只有7.5亿，给未名医药的利润贡献只有2.78亿。

曾经作为美国上市公司科兴控股的主体业务，北京科兴生物如今成为了资本的弃子；利润最丰厚、最肥美的部分，全部留给了外资掌握的科兴控股。

留给未名医药的，只有半年区区2.78亿的利润，以及A股8万股东的无限遐想，还有北大资产作为国有资本的无力叹息。

五、
说科兴中维疫苗是国产疫苗，但科兴中维的股东全部都是外资，没有任何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成分。
说科兴中维疫苗不是国产疫苗，但它又是中国人创办的企业，脱胎于中国的技术，由中国人研发，在中国生产的疫苗。
写到这，不得不佩服国外资本的强大与可怕。

外资能穿着国产疫苗的画皮，享受着中国免费疫苗的财政红利，利用中国人的智慧研发，利用中国的原料生产，最后打在中国人身上，却赚走了最丰厚的利润。
与国内资本有关的北京科兴生物，曾经国内第一个生产甲肝灭活疫苗，全球唯一完成SARS 一期临床实验的辉煌企业，做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却没有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获得应有的回报。
为什么到最后，所有的好处，都便宜了那些外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外资在中国，最喜欢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支持内斗趁火打劫；二是晴天打伞、雨天收伞，收割创始人。
趁火打劫的案例，前有雷士照明吴长江的悲剧，今有科兴控股的私有化败局；
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的案例，最经典莫过于俏江南张兰对赌上市失败，被外资扫地出门。
如今外资通过科兴中维疫苗，在中国日进斗金，赚走大量的抗疫资金，真是可惜、可悲又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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