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世界范围内，以举国体制办体育的国家屈指可数；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全社会办体育，基本上不用国家财政投入。中学、大学承担体育人才的培养，而各个项目的训练、比赛，则交给了市场化的协会、俱乐部、公司。如果离不开举国体制，那么社会何时才能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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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花样游泳部主任）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事实上，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
2016年12 月26日，河南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6个月。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肖天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96万余元。
据《体坛周报》报道，被中纪委查办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3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
奇怪吧？其内幕是：女举的实力很强大，只要入选女子举重国家队，能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
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敏感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连中纪委网站都曾刊文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象。
唐娜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东北姑娘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她说：“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代表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后，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并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
中央巡视组也曾点名指出“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
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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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一些项目好成绩“光环”的掩盖下，少数体育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吴怡文/黄雪辰组合，赛后，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 8.5分”。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后来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资格，不久后辞职走人。
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透露，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田亮
说到体坛腐败，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而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 “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很多比赛被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不但违背体育道德，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但社会大众对此又无可奈何。对此，有人建议建立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这样才能让比赛干干净净。（如此说来，公务员编制又要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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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
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哪怕是奥运会、NBA等重大赛事活动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
对于赛事审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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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原因在于现行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
有人注意到，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登录体育总局网站，可以看到，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竞、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竟然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20多年，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结语：有人认为，只有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解决问题。还有人建议在各级体育主管机关内部增设机构、增加纪检人员，加强反腐力度。恐怕，明白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开错了药方。以举国体制办体育，若问究竟还能走多远？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只有他们假装不知。
本文素材来自《方圆杂志》：揭秘体坛腐败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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