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退休的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吉彼思(Ker Gibbs)发现,驻上海的外国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从20.8万下降到16.3万,下降了20%。北京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从以前的10万下降到6万,下降了40%。
吉彼思先生认为,随着今年中国新税制的推出,可能有更多的外国常驻商务人士会离开中国。他认为有几个因素:一是中国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二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防疫政策非常严厉;三是外国人对目前的营商环境感到不适应。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反思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国际化,但一些人的思想还没有国际化,还不能从国际的视角来思考问题。高层一直在强调和呼吁更加开放,但到了底层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第二,中国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人感觉到骄傲,产生一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正能量的。但也有一些商业民族主义随之而来,他们试图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取经济利益。社交媒体上往往充斥着民粹情绪,无论是针对中国企业家,还是针对外国资本。正常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无端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给本国的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一些人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们自己却选择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攻击美国,但是他们拼命要移民美国。可以说,这些人要么是“低级红”,要么就是“高级黑”。
我们在庆祝入世20周年的同时也要反思,我们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
第一,规则对接。世贸组织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组织,更是一整套规则,成员国需要并愿意接受和服从规则。世贸组织是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入世,意味着我们跟外部世界接轨了。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功劳。为了入世和世界接轨,我们改革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但是,到今天,我们内部的规则还没有统一起来。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说,中国各个省间的贸易要远远少于每一个省与外国的贸易,就是外贸多于内贸。中国的企业也是这样,中国民营企业都喜欢跟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这里面就是规则问题,中国企业之间的生意不受规则约束,甚至没有规则,成本就很高。
华为早期就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太激烈,太没有规则,才选择“走出去”的,这也间接成就了华为。到今天为止,这个现象也是存在的。即使是两个国企也没有共同的规则。两个国企到了外国同样打架,恶性竞争。中国南车和北车的合并就是例子。
没有统一的规则意味着没有统一的市场,导致了中国的市场大而不强。
第二,重视技术。我们入世以后,实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说的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发展出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们并没有逐步地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第一波工业化,那一波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大贡献,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工业化,我们的贡献主体还是农民。经济学家一直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很多外国经济学家说这一波全球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中国的农民工。
加入WTO之后很多年里,光是珠江三角洲每年都吸收了3000万农民工,长江三角洲也差不多。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技术在进步,资本在扩展,但是美国的就业并没有增加。那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我们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劳动密集型意味着我们过度地依赖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技术。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们很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三,重视研发。加入WTO以后我们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忽视原创性技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美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在中国赚的钱回到美国国内带来了美国本身的技术升级。同时,美国并没有把尖端技术放到中国。同时,因为国际市场的存在,也促成我们的企业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但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的应用,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粮食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因此8亿亩耕地红线都不需要。因为世界上粮食多得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进口而满足需要。这种心态不仅表现在粮食上,更表现在技术上。华为有足够能力做技术提升,但华为一直依赖外国的芯片制造。
从历史上看,国际市场的存在是运气好,国际市场的不存在实际上是常态。今天,尽管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很大,但我们并不很强,方方面面更容易被人家“卡脖子”,很容易被人家“脱钩”。
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例如双循环。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制度性开放”。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制度性开放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提“制度性开放”?我的理解是,政策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变,但制度性开放是永久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制度性的开放来保证我们的永久开放。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实践,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长三角经济带,这些地方都是在国际大循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未来也是以开放为主,而且要更进一步和更全面的开放。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横琴和前海的开放,让珠海和澳门直接对接、深圳与香港直接对接。
国际层面,我们和东盟国家携手签署的RCEP马上就会生效。我们也和欧盟结束了中欧投资协议谈判,虽然因为政治原因暂时搁浅,但它的生效只是时间问题。欧盟搁置协议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了加入CPTPP。CPTPP比WTO重要,也比RCEP重要。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贸易的延伸,或者说是传统贸易的2.0版,但是CPTPP体现更高程度的开放、更高层度的规则。它的前身TPP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当时搞TPP就是针对中国的。
现在既然中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CPTPP,我们有决心做比较深度的改革,就是制度性的改革和制度性的开放。从这个角度看,CPTPP就是中国二次入世和第二次开放的抓手。中国加入CPTPP会是一个漫长甚至是困难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哪怕最终我们没有加入CPTPP,我们也要更加开放。
一句话,只有通过继续开放,才能使得国家更加强大起来。
注:本文摘编自郑永年教授在“入世20周年企业家高峰对话暨南方致敬2021年度盛典”(2021年12月16日)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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