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t/Y
来源：无用功基地(ID:betihasnothing2say)
用Prediction Model和情绪构建论  概括认知行为如下：
过去的经验模型+现在的内感受+现在的新信息
→ 现在的判断预期+现在的情绪预期 → 回应行为（包含情绪）
→ 模型经验更新
图1：对内外状态（bottom-up红线）、过去经验预测（top-down蓝线）和预测误差（top-down蓝线）综合构成了认知（Lisa Feldman Barrett,2015）
我们也探讨了准备电位的存在，用DDM模型展示了在意识层面启动思考决策时难免会有一定偏差（Bias），偏差里的情绪预启动会影响决策的走向。
今天我们会继续结合最近的神经网络、表观遗传学和社会心理学观点，分上下半篇，上篇继续讲述认知和情绪的形成，下篇探讨行为偏差的由来。
上篇：生命的轨迹
— / 1、双系统没有神经学证据 / —
21世纪头几年，对神经网络的研究发现 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在人清醒时会持续处理内感受、专注自我、放空发呆的时候比较活跃，而当人们注意力重心放在外部时，另一个神经网路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相对活跃，在我们专注于外部信息交互（社交）、执行具体任务（写报告）时，DAN神经网路活跃度提高，同时DMN网络的活跃度有所减弱。
图2：fMRI图下的默认模式网络DMN和背侧注意网络DAN
于是人们简单对比后认为这两个网络之间有相互抑制的因果关系，并推测DMN网络与杏仁核一起协调情绪的产生与起伏。
诺奖得主Daniel Kahneman在2003年提出的一慢一快双系统理论以此为生物学基础，他认为系统1的下意识情绪会干扰系统2的智性思辨，所以人们在决策时会有行为偏差。
图3：卡尼曼的双系统模型里系统1的情绪从外部影响系统2做出的理性决策
但自2016年后，有多个研究团队发现这两个神经网络并不完全互抑，甚至有时协同。
因为神经网络之间的互相影响远比想象中负责，不论在休息还是工作状态，DMN和DAN两个神经网络还受突显网络（SAN）和执行网络（PFCN）等负责其他认知行为功能的神经网络影响。
如图4所示，在看电影、休息、购物、自我评估等场景下，几个神经网络之间的关联状态（图4右侧的Correlation线型图）上下波动，并不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或正相关（固定斜率）。
图4：在多个不同日常场景下，默认模式网络DMN和背侧注意网络DAN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显示出稳态的负相关或正相关（Matthew L. Dixon，2017）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各神经网络之间重叠复用的部分（Cortical Hubs Network）同样承担着重要的认知功能，比如默认模式网络（DMN）与突显网络(SAN)交叠之处的奖惩系统（Reward Network)，是产生回避应激和成瘾机制的核心，也是促成行为抑制（BIS）和行为激活（BAS）两大动机的源头。
如下图所示，同一片脑区可以参与多个神经网络活动，互相协调、彼此影响。
当我们把观察视角从神经网络再往下延申到神经元层面，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大脑的预测模型里Prediction 和Precition Error的信息流动，是由均质皮层和非均质皮层之间的各类神经元分工来完成。
图5：不同皮质层内的神经元参与到感知和预测各环节（Lisa Feldman Barrett and W. Kyle Simmons，2015）
如图5所示，信息的流动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
① 丘脑皮质汇合各类感官（除嗅觉）和下丘脑转送的内分泌系统传递来的信号，将它们投射（黑线）到均质（Granular Cortex）和非均质皮层(Agranular Cortex)；
② 非均质皮层里负责预测的神经元（绿色）形成Prediction，投射（绿线）到均质皮层里；
③ 均质皮层里的预测误差（红色）神经元计算预测和接收的感觉信号之间的差异Prediction Error，然后投射（红线）回非均质皮层给预测神经元（绿色）再调整预测；
④ 各皮层里的精密细胞（蓝色）负责动态调整预测增益和预测误差；
⑤ 与内感受相关的信息会通过丘脑投射回去调节躯体活动。
有的神经网络会同时在在均质皮层和非均质皮层里都有一部分，比如DMN在额叶和边缘皮层里都有分布，负责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的DAN和VAN神经网络分布在额叶、顶叶、颞叶和岛叶里。
神经网络之间传递的Prediction和Prediction Error构成决策中的一步步游走和堆积，至于哪条信息走得快、哪条走得慢，执行控制网络ECN和DAN、VAN是按照什么规律分配人的注意力和精力，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由某一快一慢的两个系统来调控。
目前最前沿的研究是往生物信息熵方向继续探索意识和思考的本源，庞杂的生物信息是按照什么规律分配能量并相互作用的，还要等等量子层面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施一公）。
总而言之，认知神经学界认为没有理性-感性互相对立、排斥或干扰的生理基础。
简单的应激反射会有新皮层参与加工，分析推理也能引发强烈的情绪，所以理智和情绪是一体的认知。
— / 2、再论认知的形成 / —
过去的认知行为学一度停留在机械唯物论阶段：“在X场景里，被测者选择XX时与情感相关的XX脑区活跃。”“在XXX行为时，皮层的XX脑区和XX脑区活跃。”
所以呢？意味着什么？
仅靠热成像图去还原思维过程，相当于只管拍到火山喷发，但不问火山为什么喷发。
目前虽无法用一个精妙简练的数学（量子）公式来概括意识产生完整的过程，我们仍可以从现有研究拼凑出大体框架。
2018年科普畅销书《Behave》作者、斯坦福神经内分泌学教授 Robert D.Salposky 以经典电车难题为例，展示了神经学家会怎么梳理影响行为的多重要素：
图截自：Robert D.Sapolsky公开演讲，B站搜索：BV1VW411S756
他认为，以下几类因素都会左右一个人选择扳还是不扳杠杆：
（1）当前生理状态：测试者的杏仁核活跃程度、最近几天的睡眠质量
（2）近期环境状况：空气质量、气味、温度和湿度
（3）早期生活环境：童年是否受到过创伤，母亲怀孕期间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儿茶酚胺等）水平
（4）社会文化：是否成长于荣誉文化环境
（5）基因遗传：携带的MAO-alpha基因是哪一分支
在神经学家看来，道德感和价值观不仅与教育文化有关，也包含了从祖代到现在所有自然选择的印记。
华大基因CEO尹烨在《圆桌派》里深入简出地概括了三类传承“基因、菌群、文化”，它们在代代演化中一点点凝结，与人生际遇共同形成个体认知，影响我们今时今日的行为。
芝加哥大学Marc G. Berman团队提炼出了如下公式：
让我们顺着该公式捋一遍。
（1）基因表达：成长的烙印
初版于1976年的《自私的基因》讲述了演化的亲缘选择，为很多基因决定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创意基础，但后面几十年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研究认为，基因对认知行为的影响力约占40%左右，剩下更多是环境。
不是有哪个基因就100%确定会产生哪种基因表达，而是由环境决定基因会如何产生相应蛋白质，从而影响激素分泌和大脑连接组的生成。
同样的基因组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会产生不一样的基因表达。
如下表所列：
表1：在不同诱因和外部环境作用下，基因会有不同表观结果（Robert D.Salposky，2018）
从胎儿时期开始，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开始有所体现，而成长期当人们暴露在不同的应激事件里又会进一步分化差异。
比如，高敏感性格和体质与人体的5羟色胺-血清素加工机制有关。让这个加工机制如此高敏式运作的影响因素中基因约占47%，从受精卵到成长至今的环境因素约占53%。
首先从胎儿时期开始，母体环境压力可能影响神经元、轴突和髓鞘等大脑结构生成。
然后在成长期，如果频繁生病发炎、肠胃菌群紊乱，或长期处在环境污染、饥饿贫困、暴力吵闹、亲情淡漠等环境里，人体持续面临应对稳态压力（Allostatic Load）。
应激压力会引起皮质醇、肾上腺素与性腺激素扰动，激活控制炎症或其他免疫反应的基因，导致产生炎症的蛋白质增多。同时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又会通过HPA轴传递至大脑，进一步诱发血清素、糖皮质素和多巴胺的异常活动（如图6），进而改变神经系统里神经元的基因表达。
图6：环境影响认知的神经学路径（Jim van Os，2010）
同样的，如果成年之后，经常倒班或者倒时差、睡眠质量差、居住环境恶劣，或有锻炼量不足、暴饮暴食、吸烟和酗酒等生活习惯，也会慢慢使得身体内生化介质非稳态负荷甚至超负荷（图7右侧黄竖线）。
长期慢性压力通常不为人重视，但问题是，人在一定时间内的体能有限，未必每次都能在应对下一次短期压力前，就已完成短期稳态修复（Homeostatic Recovery，图7左侧图示）。
图7：持续不断的短期压力应激或长期慢性压力会逐步耗竭体能，减少稳态修复空间（Normal Reactive Scope），造成系统性敏感（Molly J. Dickens，2021）
常年体内炎症频发造成身体的劳损（Wear-and -Tear），会减少稳态修复空间(Normal Reactive Scope，图7右侧图示)。
因为人的大脑神经终其一生都有可塑性，久而久之，长期应变稳态压力会协同其他生化介质，通过影响基因表达影响蛋白质合成，逐步影响大脑结构（比如某些脑区皮层变厚），改变认知模式。人会变得更易感知外界的细微变化，也易发生免疫应激，也就是常说的，变得比其他人更敏感。
有一段特殊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应激，那就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Emerging Adulthood），通常是14岁到25岁这段年纪。
当骨密度和身体脂肪积累到一定程度，瘦素水平达到阈值引起亲肽素、促性腺素、黄体素、雌激素、雄激素等一系列激素水平急速变化，由此进入青春期。
鸟类和部分哺乳动物在类似阶段，都有主动脱离母体走向独立的倾向，现代人类则是再次从精神上母体分离。
图8：相比于幼年期和成年期，青春期的神经信号处理呈两极化：快乐的更快乐，痛苦的更痛苦（Robert D.Salposky，2017）
青春期里多巴胺水平处在一生中的最高峰，突显神经网络捕捉预测误差（Prediction Error）更敏锐（Alert)，预期差被放大变得更凸显，快乐的更快乐，痛苦的更痛苦。
同时大脑皮层各神经网络功能的连接组正快速重组和成长。所谓青春期躁动，无论是心境变化还是思维变化都很剧烈。
看不懂的社会事件、课业艰难、周围人的高预期、家人的忽视、同伴人际关系等都有可能导致低自我效能感，因此时同等刺激（Stimulus）下的神经信号水涨船高，内心感受到的应激压力被放大，甚至有时会突破生理上限造成稳态超负荷（Homeostatic Overload），导致过激行为，进一步分化基因表观遗传差异。
因此，同卵双胞胎即便从小一起长大，也会因际遇不同，在同理心、压力应激、情感基调、冒险偏好等方面表现出性格差异。
图9：对双胞胎的统计数据显示的表观遗传学现象：环境对个体能力、情感和行为偏好有显著影响力
生活经历塑造了我们，我们显化的基因又会影响后代行为，这就是表观遗传效应。
（2）生态环境与社会认知
影响基因表达的环境要素，既有自然环境，也有社会环境。
生态环境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上。比如，在极端气候频发、单位人口物资匮乏地带，当地文化更看重集体荣誉，诞生于沙漠地带的宗教教义和荣誉文化与其他地区有显著不同。
著名的“大米理论”提出者芝加哥大学Thomas Talhelm教授，在2014年发文指出中国南北地区社会规范约束力的强弱差异，是因为南北水利气候条件各异，小麦和水稻种植方式不同，导致各地在公共资源分配和社会分工上有差异，进而演变成为地域文化习俗之间的不同。
此后，他又延续此研究思路，将世界各地的历史水稻种植率与社会规范约束力 做线性分析，得出如下集体主义文化排序图：
图10：相比于幼年期和成年期，青春期的神经信号处理呈两极化：快乐的更快乐，痛苦的更痛苦（Thomas Talhelm，2020）
而在经历社会巨变、大型灾害和个体生理成长（比如前述Emerging Adulthood）期间，社会认知影响着我们如何进行稳态调节（Homeostatic Recovery）。
在第二章里我们介绍过，作为社会人的总代谢耗能 = 自我代谢调节预测 + 外界变化，所以我们不仅要能预测自己还要能预测别人。
对个人而言，习得社会认知并内化为性格一部分，分为两步：
第一步：模仿建模——强化身份认知来建立效能感
我们会主动打上人格标签，用属地、学校、公司、职务、星座、血型来丰富自己的社会人身份，"我作为XXX应该/不应该XXX"“XX星座易暴躁”“XX星座多愁善感”“XNXJ人低Fe所以不轻易表露情感”“X型血乐天派”。
或者加入某些组织寻找新的群体认同，比如运动、追星、游戏等，观察同好们的行为来丰富Prediction Model。
图转自新浪微博号MBTImemes
人会下意识地产生怎样的判断，也即在DDM模型的T0时点，心理天平已偏向于哪一边，取决于更认同自己的哪一种身份。
第二步：顺应模型——动植物有拟态，社会人也有拟态
为了实现前面的社会身份，我们会顺应一些社会规训。
顺应（Compliance）是学术用词，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从顺应到接纳的变化形态：
在契诃夫笔下叫“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追星和元宇宙语境里叫“立人设”；
在工作场合是对公文用词、饭局座次、商务贯口词的规范化；
在生活场景里是一些世仇俱乐部对喷、影迷/书粉对掐 和 各种饭圈迷惑行为；
其他日常的训教和自我训教，还有“当妈/爸/XX岁的应该XXXX”“你看起来不像XX星座/省份/职业的人”“作为XX辈分/职务/社会形象，应当/不应当XX”
社会心理学把人们顺从社会环境的行为，按照心理动机，分为信息型影响（Informative Influence）、规范型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和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具体分类方式如下表：
我们会自觉地扮演社会赋予的角色，譬如知名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里：
起头扮狠或示弱的是出于“狱警”“犯人”身份的Sense of Should；
后面跟随作恶的是受到 Informative Influence；
当侵害不受约束时，出于Reputation-seeking 会有越来越多人陷入疯狂的角色扮演。整个实验揭示了在社会群体里有多容易创造出路西法效应。
我们会感受到代沟，是因为接收的社会认知来源不一样。互联网原住民00后10后从小到大的主要认知来源是QQ空间、游戏、短视频和小红书/Ins里的世界，与8090后完全不同。
从接受信息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信息差的弱势方，因为我们顺从的是选择性构建的社会认识。
看到的，是我想看到的世界；感受的，是过去的认知模型在当前世界里的延续。
在偏见之中，情绪就像是一套携带着过往经验的无实体基因，用我们当下的内外感受，重构过去、预判未来。
下篇：感知情绪与有限理性
我们继续沿着Rober D. Salposky的思路梳理。
除了前述基因和成长历程，人当前的生理状况和近期周遭环境同样会影响现在的感受，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选择。
我们把认知模型再简化一点：
过去的认知+现在的感受 → 现在的预测（判断+情绪）
我们用实验案例来论证。
— / 3、情绪引导决策 / —
以经典非零和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多人则称为海盗博弈）为例，游戏规则是：提议者和响应者共分一笔钱，提议者先提出分成比例，响应者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如果觉得不公平就拒绝，那双方都一分钱也分不到。
过去的行为学理论，包括卡尼曼的双系统模型，都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认为理性人的决策单纯基于对经济价值回报的预期（Reward Expectation Model），决策结果应当是情绪中立的。所以理性假设下的均衡选择是，不管提议者提出分多少比例，响应者都应当接受，因为根据Reward Model有钱就算赚了。
实际上，在不同国家各类人群里的双盲测试结果显示，通常提议者分出去的比例低于20%时会被拒绝，而会被接受的方案一般是分给别人40-60%。拒绝的比例与测试地的文化背景和总金额相关，并且在同一场实验里，拒绝和分成比例的斜率也通常不固定。
以前人们会认为这个结果与“给多少都接受”的理性选择存在偏差，是因为系统1的情感导致实验者做出了非理性的判断，并且会止步于知晓偏差，因为情感这个非理性因素本就不该存在于理性人的脑子里，一个优秀的经济人应当学会减少非理性对价值选择的影响。
布朗大学Joseph Heffner团队（2021）用实证证明：
情绪预期非但没有干扰抉择，反而比单纯经济利益计算更引导决择方向。“非理性”的偏差不是偏差，“理性的价值选择”才是。
根据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感受+现在的新信息 → 现在的价值预期+现在的情绪预期 → 行为+情绪
那么在此实验中，拒绝与否的行为，与情绪预期差和价值评估预期差均相关。
神经学衡量情绪有三大维度：内倾or外倾（Introvert/Extrovert），价效（Valence,正面还是负面感受）和唤起程度（Arousal,警觉还是平静），实验中不存在内倾/外倾之分，于是
Joseph的实验共征召了364个被测者参加最后通牒博弈和公正博弈两个经典博弈游戏。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讲过，情绪和理性都是主观感受。游戏前，研究人员先收集了每个人的主观情绪量表，请被测者标注自己20种情绪对应的Valence和Arousal坐标，如下图为某示例。
研究人员记录了：
（1）实验前，被测者按前述两个维度对结果的情绪预期，和纯经济回报的收益预期；
（2）实验中，被测者在不同分成比例下的真实情绪和选择。
然后取前后的预期差PE（Prediction Error），即Reward PE、Valence PE 和 Arousal PE，将三类预期差与不同分成比下的拒绝比例进行回归分析。
共计7020次反复实验的数据显示：
（1）情绪和价值回报的预期都会影响博弈选择，如果情绪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下方三个图里的红线(Arousal PE)和蓝线（Valence PE）都会是水平的、绿线（Reward PE）会是从左上到右下的一条笔直对角线。
（2）Valence PE比 Reward PE 对接受与否的解释力更强（蓝线比绿线更陡峭），对结果影响更大。
也就是说感觉游戏公平与否、会拒绝还是接受，更取决于分配结果会让人心情变好还是变不好，而不全看纯经济收益预期。
该实验数据表明，人们评估一件事然后回应的全过程里，情绪预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会多于计算经济利害的影响。
— / 4、行为“偏差”的由来 / —
回到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感受+现在的新信息 → 现在的价值预期+现在的情绪预期 → 行为+情绪
有几个因素会当前的感受，影响情绪预测，进而影响行为。
（1）注意力——越不确定、越新奇、越在意
我们在第四章的aDDM 里提过，越吸引注意力的事情让我们在思考时更赋予考量权重。
而大脑自有一套标签注意力的准则，即对有50%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事物最上心。
图11：大脑解读不确定性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曲线
确定性很高或很低都不如已知未知各占一半的事情，更让控制注意力的DAN、VAN和SAN神经网络在意。
在第一章里我们讲过突显神经网络（Salience Network, SAN）主要负责放大预测误差（PE，Prediction Error），并主要由神经递质多巴胺来搭载PE信号给奖惩系统、默认模式网络和背侧注意网络。
多巴胺有两个运行调节通路，一个是Top-Down从被盖投向边缘区域（伏隔、杏仁核和海马体等）的中边缘多巴胺途径（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一个是Bottom-up投向前额叶皮层的中脑皮层多巴胺通路（Mesocortical Dopamine Pathway）。
图12：多巴胺对不确定性更“敏感”（Robert D.Salposky，2017）
两个通路并不同步，不过都同样的在传载50%不确定性的PE时更活跃。于是50%不确定性PE对应的决策信息值，会在发生时被放得更大（突显），在aDDM决策模型里被赋权更重漂移更快。
体现在主观感受上，我们会不自觉地花费更多脑力去思考和感知这个不确定因素。
多巴胺的活跃会带动大脑皮层其他神经网络的活跃。
华盛顿大学的 J.Kael White 团队把巴普洛夫训犬的手法用在了观测猴子注目奖励行为上。实验分三类情景，每次都给果汁，一半时候给和每次都不给，记录每组猴子注目果汁摆放点的大脑神经活跃程度。
如果给果汁前给出提示，在有50%的可能会得到果汁的实验组里，猴子整个大脑神经元的活跃度，在得到提示之后，显著高于100%确定会得到果汁的组，直到给到果汁那一刻，两组活跃度相近。
图13：猴子的大脑在不确定情况下更活跃（J. Kael White，2019）
这很好地解释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现象。
当我们考量Utility的时候能加入人脑对风险的生理反应，衡量效用就不仅只计算Economic Reward，也会考量不确定性风险引起的情绪预期，也即：预期不仅包含认知判断也包含情绪预测
将情绪按照两类维度价效（Valence,正面还是负面感受）和 唤起程度（Arousal,警觉还是平静）进一步细化，那么：
注意力引起的决策偏差还体现在一些短期行为，我们会高估短期的、小概率事件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影响。
因为越是眼前不可思议的事，越突显，越让突显网络兴奋，大脑会倾注更多注意力，情绪唤起度越高（Arousal）。
再结合下表所列（Jennifer S. Lerner，2015），情绪对后续认知的影响，会改变对相关决策要素的赋权（DDM中决策漂移率）进而影响选择，让人容易过度重视“黑天鹅”而忽视“灰犀牛”，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
具体体现在，比如经典的Spot rate overshooting，以及 大涨大跌后涌进千人电话会，对某一次业绩预告超/低预期的关注度大于政策变更，直到龙头扑街裁剪新闻和公告点评未来行业趋势……这些都是作者本人犯过的错误，个例不代表全部。
（2）记忆 —— 用现在的感受重构回忆
被注意力引导唤起的情绪预测，不仅包含经验中的情绪记忆，也包含当前的内外感知。
情绪记忆并不均衡。
在漫长的成长中，我们会希望忘却悲伤，只记得开心快乐。
但对于身体这个小系统来说消除应激压力有利于存活更久，所以奖惩系统要给回到内稳态的过程打上“好”标签，包括这个过程对应的情绪经验；而且，大脑记忆机制绝大多数时候不筛选好坏，而是按信息量存储。
情绪相关事件越新奇（突显）神经网络越兴奋，记忆信息量越多，所以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们会记忆深刻，同时应激需要身体大费周章调动能量，记忆的事件信息量也多，所以有时我们对悲伤、害怕等“负面”情绪体验记得比开心的事更清晰。
图14：从幼年到成年，大脑皮层里成熟灰质（蓝色）密度随年龄增长。在青春期后期，顶叶（下半部分）和额叶皮层部分（上半部分）的联合皮层网络加速成熟。
同理，在Emerging Adulthood期间，丰盛、复杂、剧烈的情感体验和与之相伴的事件记忆承载的信息量多，因此在约25岁大脑皮层成熟后更容易被唤起（Arousal）。
这一阶段喜欢的零食、歌曲和影视剧很多年后还是很喜欢，这一时期的伤痛经历会留下格外深刻的创伤，这段时间向往推崇的价值观很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因此恐惧、悲伤和怀旧元素很容易唤起相关记忆，有些信息会引导我们用现在的内感受去重构这段回忆，比如产品的气味、店面装修、广告歌曲等。
被预启动（Priming）的情绪会导致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让我们做出启发式决策（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在上周末的明星离婚事件里，优秀的文字表述精准点燃了部分吃瓜群众对现实遭遇的不满情绪，舆情像被涡轮增压了一般迅速发酵。
情绪的预启动还会导致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大部分情况我们并不排斥，而是很顺应：比如高度评价话语体系相近、讲话顺耳的“专家”; 选择性记录 MEMO，春秋笔法写纪要和点评；喜欢顺应市场逻辑的公司，不喜欢故事不在风口上的公司……这些都是作者本人犯过的错误，个例不代表全部。
（3）内视角 —— 错的是世界不是我
内视角也与注意力有关。
人在自己做一件事时，注意力重心在对外部信息的收集上。在观察别人时，对观察对象本身的关注，会多于其周围环境的关注。
而在回忆过往时，我们又站在了旁观者的审判立场上回忆自己的行为。
所以回忆里，自己的处境总是无比糟糕、复杂和险恶的，自己付出的努力总是超过常人的。
“这点小事/小病/小打击/小压力算什么，我当年……那才叫……”
同一件事，大脑的PredictionModel里面run的人物信息和环境信息不对等，这种不对称会导致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
归因偏差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它不仅适用于个体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之间。
eg:
长辈一边忆苦思甜，一边感慨后辈日子过得舒适还不知满足；
述职的时候，把甩锅、揽功和让功运用得好的，往往混得不差；
渠道辱骂基金经理炒股不如自己，LP指责VC明显的好项目为什么没有投/退得早；
因为人人难逃内视角偏差，所以挑拨矛盾时，从错误归因入手，效果奇佳；
因为生活中接触不到不同群体，再加上缺乏同理心，所以容易做出“何不食肉糜”的判断……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内视角，会导致过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
特别是形成正向反馈之后，激活了奖惩系统里的行为激励系统（BAS），让我们更倾向于用自己接触到的有限样本，去推理更大范围的运行规律，身边即世界，形成路径依赖。（Seidel,2010）
过度自信偏差使得我们对自己持相对乐观预期，对别人持（maybe 善意的）悲观预期；对自群体偏向于持善意信任，对他群体偏谨慎防备。
某种意义上，会促成自证言效应：
在经典博弈囚徒困境里，当博弈双方都是人类，通常当双方有坚定的信任基础或不合作的惩罚才可能促成合作选择，比如《少年的你》男女主在最后审讯室里，面对挑拨和诱导依然没有做出双输选择。
神经行为学专家James K. Rilling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如果告知被测者是在与人博弈，则双方有可能会多撑几轮双赢再双输，下图左侧CC实线持续轮次比右侧多；
如果被告知是在跟电脑程序玩博弈，则双方会很快走向双输局面，下图右侧DD虚线比左侧更陡。（James K. Rilling，2002）
笔者缺少今年夏天主动交易型基金的换手率数据，个人在看到量化盘规模的相关报道和解读时，是挺害怕的，个例不代表全部。
自我服务归因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它的最终作用是让归因的主体 提高自我效能感。
而Being Judging（甚或达到PUA程度），则是对内视角的反向应用，您可能没少听过：
“我早就说……”
“虽然你自己说……，但我觉得你是……”
“你怎么可能会……，我看你就是……”
这种时候，不妨评估下对方是不是最近特别飘 或者 特别郁闷，需要找人行使“审判”来应验自己的正确性，经由奖惩系统不断强化来提升自尊心。
别轻易地被削弱了自我边界，从而无意识地配合他人完成对自己的迫害。
同理，热衷于八卦吃瓜，可能不仅只是因为闲，也可能是需要通过行使三观审判（应验预测模型）来获得快乐。
总结：有情绪又何妨
让我们用斯坦福神经内分泌学教授 Robert D.Salposky的课件来总结全篇。
我们的行为继承了祖代自然选择的结果，包含了自己成长的印记，也受到当下情景的影响，是自然、历史、社会、家庭与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引用经典穿越剧《仁医》的开场白：
“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以想去就去到地球的另一面，任何时候都能传达自己的思念，每天过着平凡而又充实的生活，以及这个会让人忘记白天黑夜的世界。然而，这一切都是先人赐予我们的，是历史中的每个人战斗、挣扎、牺牲所赢得的，更是由无数的生命奇迹编织而成的。”
因此，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经历和精神内核，会有不尽相同的价值追求，也会有不尽相似的情感体验。
人类这副躯体与生俱来的诉求是要存活得久一点。我们会本能地希望有能力应对未知和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会无时无刻不在触景生情，也无时无刻不在精密计算。
与其纠结理性与否，不如正视情绪的价值。
因为，
在前述最后通牒实验里，Joseph团队发现了一个有悖常识的现象：
抑郁症被测者的表现，反而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理性的价值选择”。
对比健康人群（左图）和抑郁人群（右图）：
① 抑郁人群在实验前后几乎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Arousal PE红线横平）；
②纯价值预期差比价效预期差更影响抑郁症被测者的选择（绿线比蓝线更陡峭）。
也就是说，比起分成结果让人感受好不好，抑郁人群更在意分钱分多少。
他们的思维方式更符合传统价值观里的“理性人”思维。
研究人员又对比分析了健康人群和抑郁人群本身的情绪自评。
首先，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抑郁症测试者自评的情绪波动范围比健康人群小，如图右侧的圆圈半径更小。
其次，抑郁症被测者的整体悲喜更均衡（下图红色曲线更对称），健康人群多少带点欢乐且情绪更显性（情绪曲线Skewness偏右且峰值高）。
情绪波动小，整体不悲不喜更中立，很符合主流价值观赞扬的“情绪稳定”“理智冷静”的人设，但……
这刚好从反面印证了乐观主义现象，同时也恰恰说明：有点情绪、有点乐观又何妨，说明心理健康状态良好。
最后的最后，感谢耐心看到这里的你，祝圣诞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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