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位朋友，我请他去吃糖糕，一家地道的西安美食店。吃饭的人多，点的糖糕一直不见上桌，朋友就催服务员，结果服务员说了一句，“你不害怕把你烫死？”朋友噎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我会心一笑，给朋友解释说，她是关心你，刚刚炸出来的糖糕很烫，要凉一会。
——一位陕西愣娃关于西安疫情的深度解读
前  言
截至今天，在外漂泊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因为西安疫情，无法回家，我只能每天对着视频和儿子聊天。
十八年前，我离开西安，赴京城工作，然后又转战上海、深圳、昆明等地，如今客居长沙。看着地图，我就像只风筝，绕着家乡，翱翔或者起落。在外工作，我至少每个月会回一趟西安，亲人全在那里。只有这一次，西安封城，我这个接老兵回家的人，成了回不了家的人。
这么多年，总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回西安工作，我说，回不去了。这次疫情发生以后，终于有朋友理解，说知道我为什么回不去了。
一
十八年前，我在西安一家媒体工作，这几日被网暴的市作协主席，是我当时的领导。那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关中大汉，业务精湛，为人正派。印象中，他写过一篇《后死碑》的文章，记述抗战时牺牲在中条山的将士，读来令人潸然。
他关于卫生巾的言论，在当前的舆论氛围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缺少人性的温度和同理心，尤其在公众期待西安的“方方”出现时，同为本土作家，他的话语里缺少了对黎民的体恤和对苦难的悲悯。但以我对他的认知，并不认为他的内心里缺少温度，而是在表达上，有些“愣”。
愣，来自俗称的陕西愣娃。新华字典对此的解释是，做事情不考虑后果。我就是一个漂泊异乡，回不去，又放不下的陕西愣娃。
第一次远赴异乡工作前，新东家安排我到上海面试。主考官发给我一个地址，湖南路305号。那是我第一次去魔都，我一时有些蒙圈，上海这么大，怎么不给我说一个具体的地址呢？比如说，在那座地标性的建筑，向东还是向西多少米，再左拐还是右拐。在我所生活的城市，经常要去问路，都是这么回答的，而路牌号码感觉像彩票号码一样，是随机排列的。
我又不敢问主考官，因为是应聘调查记者，连一个地方都找不到，还当什么记者。
我硬着头皮找到上海的湖南路，让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上海的路牌排列得特别有序，而且，单号一边，双号一边。我很快找到了地址。
那一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直引以为傲的，这座十三朝古都的粗鄙。
二
我在西安工作了五年，换了两份工作。在两个单位里，我都是一个另类。我的另类，是因为我从来不安分，一直想折腾点事情。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在内心里对未来充满了无数理想甚至幻想的孩子。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都是四平八稳，一到下班的时间，大家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我有一位要好的同事，每天下班后，就去打麻将，而我还在办公室主动加班，写文章。我们相互鄙视，相互说，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多年之后，回去再见到他，还是在麻将桌上。他的淡定，让我一度对自己的折腾有了一些怀疑。
25岁那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心血来潮，在西安体育场的大门口，搞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惊动了警察，以为是有人群体上访。
那时候，我就迫切地想走出去。
所以，当看到在京城有一份更适合我人生梦想的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新东家的办公室里，我在“做有理想的新闻记者”的横幅前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人生真正的开始。
多年以来，我想起来都会后怕，幸亏在十八年前我选择离开西安，这个缺少活力和梦想的城市，让你甚至在刚参加工作时，就可以预见到自己的余生将会怎么度过。
甚至在想，如果此刻我还在西安工作，我会不会成为那个因为耽误治疗而失去生命的爸爸。
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如今看来，东西部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为什么呢？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拿上海和西安相比，以上海的文明来鞭挞西安的粗鄙，对于在两个城市都工作过的我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类比的。
三
北京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城市，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租住在大开间或者地下室，吃着兰州拉面或沙县小吃，畅谈着怎么去改变这个国家。
这也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写出了无数让自己欣慰的作品。
这个时候，也总有家乡的朋友劝我，还是要多一些正能量，不要得罪政府，甚至还有一些本地的记者，希望联合我去做一些违反职业操守的事情，这让我慢慢心生厌恶。而对方还觉得，去大地方做记者不就是可以多搞点钱嘛。不可理喻，只有拉黑。
西安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时候。2004年年底，一位网友发贴，写出“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这位网友没有被喝茶，西安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针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积极改进。政府的高调回应，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写了一篇报道，算是对家乡父母官的一份支持。
如今，疫情肆虐，和防疫人员一样忙碌的，是删帖者。就在昨日，中国侨联的一位副处长，因为写了一篇批评西安的文章，文章中有失实的地方，结果被当地告到中央，这位副处长被免职。我想，如果西安的胸怀更大一些，多一些包容，正面回应不足，澄清失实的地方，这样，反倒会少一些狼狈，赢得更多的喝彩和理解。
越落后的地方，越害怕别人指责。
四
在京城工作几年后，我调回上海总部。
至今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去派出所办事情。去之前，心里很忐忑，在陕西生活多年，我是怕了衙门的生硬和傲慢。小时候，父母总是拿警察吓我，有时候哭鼻子，父母会说，你再哭，小心警察把你抓走。
在西安做记者时，还遇到过一位控诉西安投资环境的港商，这位港商写了一封信，写政府的不作为，写脸难看门难进，投到报社，报社刊发后，又引发一轮政府的反思和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穿制服的人就是管平头百姓的。去了上海的派出所，让我受宠若惊的是，竟然来了一位穿制服的人，为我端来一杯茶，用和蔼可亲的语气问我，要办什么事情。这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也才知道，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在上海，我也才养成了守时的习惯，而在西安时，说9点开会，往往会迟到半个小时。我也才知道，之前讥讽的上海人的小气，其实是文明，比如吃饭AA制，不给人递烟等等。
几年后再去深圳工作，也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咨询主管部门，有一项业务我们是否可以做，结果对方回复，法律未禁止的，都可以做。
而在我的家乡，就是法律允许的，有时候你也要低头哈腰，你要满心的皇恩浩荡。
也因为这样的体验，让我对家乡的不满越来越多。
有一次回西安，去政府部门办事，我是5点10分到的，发现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我看墙上的工作时间，写的是5点30分下班。我就质问领导，为什么没有下班就停止办理业务了？结果对方满不在乎地说，你以后早点来。
我还投诉过家乡的很多看不过眼的事情，比如机场的出租车宰客，多年的顽疾，这里面，有司机的小聪明，更有主管部门的不作为。更有甚者，好多外地人去兵马俑旅游，结果被火车站的司机带到了假的景点，回去后晒照片，才发现这是附近村民自制的兵马俑坑。
让人哭笑不得。
五
陕西人的愣，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王永康执政西安的时候，有一次政府要去外地考察，结果南航西安分公司发了一篇文章，为了做好服务工作，为考察团安排了“前11排”的座位。本来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60多人的一个出访团，希望坐到前排，而且坐到一起，又提前很长时间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并无不妥。遗憾的是，这事让陕西楞娃给搞砸了，一篇无脑文章引爆整个网络。
西安市政府立即澄清，没有发函。结果，当地的共青团网站又出了一篇文章，说按照团市委的统一指令，发动青年网评员、网宣员、网络志愿者积极转发正面评论，对事实进行及时澄清，确保舆情总体平稳。和南航西安分公司的新闻如出一辙，本意用来邀功，却再自黑一把，也让稍稍平息的“前11排事件”又一次成为热点。
有好事者，翻阅了西安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西安发布”的留言，全是领导英明之类的话语，简直是敌人派过来掀桌子的。
看公众还是不信，那就删帖。掩耳到0。
纵观“前11排事件”，就是要硬生生地证明自己没错，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像一头犟驴一样，死不回头。不懂得迂回，不懂得妥协，不考虑后果。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外来的书记怎么能不哭呢？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刚刚抵达西安高铁站，准备搭乘出租车回家，出租车乘车点没有人排队，但我还是必须要像走迷宫一样，拐了无数个铁栅栏隔离的弓字后，才能上车。本想给管理人员提个醒，人少时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开个口，别让乘客像傻子一样，后来想想，就不找怼了。
他真的可能揍你一顿，就像那个在疫情期间，因为没有吃的，出门买馒头的人，被保安殴打一样。在他的内心里，只有规矩，没有人性。
六
从浙江来到西安工作的王永康，曾让西安的官场鸡犬不宁，好多官员抱怨，天天要加班。王永康明白，西安要改变的，是思想。
在王永康主持的西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前11排”事件说：要自我反思，多从自身找差距；要看作是为我们敲响了一次作风建设的警钟，敲得及时、敲得必要。
这份坦承，才让舆论稍稍平息。
这其实不是陕西愣娃给王书记上的第一课了，刚刚到任时，王书记视察城墙，发现地上有烟头，就捡起来，结果全市领导干部开始捡烟头，尤其是各个区县领导，争先恐后上街捡烟头，集体组织干部周末加班捡烟头，甚至还有电影院可以用烟头换电影票。
看着他们勤勉恭敬的样子，真的想笑。也有市民开始怀疑，这个书记只会作秀，称作烟头书记。到后来，当地党报不得不发一篇评论，说书记捡烟头，不是让大家都去捡烟头，而是要做好城市环境卫生。
我也相信，王书记捡烟头，真不是让大家学着捡烟头的。这样的思维和素质，外来的市委书记不哭，也该抓狂了。估计更害怕，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在我的心目中，王永康对于西安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结果是败走长安城，水土不服，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用上海的文明标尺来衡量西安的所为，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就是把张文宏拉来做市长，也只能呵呵。
针对王书记捡烟头的事情，我曾写了一篇文章，也是从反思的角度，算是一个漂泊外乡的西安人，对家乡的一丝衷肠。结果，当地官员让我删掉，我不删，又找到我的前领导，我还是不删掉，结果，他们竟然找到了我的舅舅。
七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陕西愣娃，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位朋友，我请他去吃糖糕，一家地道的西安美食店。吃饭的人多，点的糖糕一直不见上桌，朋友就催服务员，结果服务员说了一句，“你不害怕把你烫死？”朋友噎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我会心一笑，给朋友解释说，她是关心你，刚刚炸出来的糖糕很烫，要凉一会。
还有一次催服务上菜，结果服务员来一句，“给你上生的你吃不吃？”
如果再举一个现象，就是海底捞火锅在西安很火爆，而其进入深圳却很晚，生意也不像西安那样，深圳的朋友一语中的：海底捞的特色是服务做得好，这在深圳是不算特色的。
去外面越多，你越会感受到陕西愣娃的粗鄙、迂腐和教条。
所以，外来疫情能漫延整个长安城，二维码后台会崩溃，孕妇流产、爸爸离世等惨剧的发生，以及掩耳到零政策的出台，这些偶发事件，都有必然的因素。如果疫情继续漫延，还会有百姓为此付出代价。
你也可以看到西安官员们的努力，问责的速度很快，打人的保安被拘留，区委书记和区长下课，医院的总经理被免职，针对存在的问题，连夜调整应对方案。看到满头白发的市卫健主任鞠躬致歉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心酸的。你能说他们没尽力吗？
陕西愣娃也有可爱的地方，做事情一根筋，能把事情做成，也更容易搞砸。
西安的官员中，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年前曾采访过一位区委书记，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求在食堂吃饭的官员，必须带着围嘴，以防把白衬衣搞脏。这让很多官员不适应。
其实，表就是里，生活细致的人，工作也会细致。
我曾目睹他因为一个错别字，劈头盖脸地把秘书大骂一顿。他曾告诉我一句话，当官就是说人话、做人事。
八
北京、上海、深圳，中国的三大一线城市，我都工作过，有优势也有弊端。四年前，受到蓝天白云的诱惑，我前往昆明工作。一年前，我选择逃离。在昆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又陷入了刚刚在西安参加工作时的恐惧，慵懒，不作为，没有时间观念。云南人最多的问候语，就是“样样好”。
我曾在昆明向政府部门举报了三件事情，去医院做核酸要排队挂号，半夜施工吵得睡不着觉，汽车停在马路上堵塞交通，结果没有一个得到回复。也因为大环境，云南的几家本土航空公司，在这几年全部改嫁异乡。
我最终选择来到长沙，这是二线城市里活力最好的地方之一，又没有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
文明和粗鄙的距离，就是把人当人。如果西安的官场，从上到下都有这样的认知，而且发自内心地认同，就不会有今天的狼狈。
十三朝古都，如今已成废都。对于老百姓来说，上千年的历史，留下的只是逆来顺受的顺民，不越皇纲，不议朝廷。你要指望贾平凹成为方方，那真是想多了；你给保安磕一百个头，他也不会放你进医院；防疫不力，问责的是领导，衍生的人命，最多撤职当事人。为了保证zhengzhi正确，人性可以荡然无存。
我也是从西安走出来的陕西愣娃，这么多年根植于骨子里的愣，也让我在外面遇到了很多挫折和非议。我也一直在调整和反思，很难，但必须改变。
对于一个城市，是一样的道理。
我从来不觉得，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是让东部援助西部，精准扶贫是让富人施舍穷人，最重要的，是自身的改变。否则，一切都将归零。
对于西安来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我无法适应这样的人文环境。
故乡对我来说，割舍不下的，除了亲人，还有肉加馍和油泼面。不论在那个城市工作，我都会备一套案板和擀面杖，还会带来家乡的辣椒面，隔三差五做顿饭吃。
在长沙，我经常去吃的肉夹馍和油泼面，一个是河南人开的，一个是湖南人开的。湖南人开的面馆，竟然有辣椒炒肉油泼面，这就是湖南人的精明。
当兰州拉面、沙县小吃、河间火烧、柳州螺狮粉等等开遍神州的时候，“老婆娃娃热炕头”的陕西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祖传的手艺让给了别人。最为著名的羊肉泡馍，从来没有走出过陕西，就是不懂得改变和妥协，总觉得自己用手掰的馍才正宗。
疫情当下，我也希望，公众能对我的家乡多一些理解和支持，让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能早点开始正常的生活。
上海和西安，完全是两个生态，一个处于人类文明的塔尖，一个还在蛮荒中挣扎。一味地用上海的文明来鞭挞西安的粗鄙，对于这个积重难返的城市来说，只能带来更大的荒乱。
我更希望的是，家乡的父母官，从现在开始，能多一些反思和改变，把人当人。如果内心里缺少了对生命的敬畏，只能是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只有把人当人了，那个死于心脏病的爸爸，那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才会真正成为从粗鄙走向文明的代价，才会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完）
来，买本我的书《没有回家的士兵》签名本，战争背景下的人性故事。让我们对人性，多一些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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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明
捡烟头
城市
时候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