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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全部来源于网络）
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会面对海量的数据，我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海量的数据认定犯罪？
如果将这些数据看成犯罪过程中形成的“足迹”，那么这些“足迹”在大地上密密麻麻，纵横交错，不分彼此，总之，就是“一团乱麻”。
如果侦查人员将这些数据，呈现给检察官和法官，检察官法官面对这些数据的那一刻，“头就大了！”
数据，就好像水中的“一条鱼”，鱼在深水中游，一般人看不到，只有那些具备“火眼金睛”的人看到。
有人有“火眼金晴”但是，有的人没有“火眼金晴”，因此，有“火眼金晴”的人，要让鱼从水底跃出水面，让一般人看到：啊！！真的有一条鱼！”
因此，侦查人员通过一定手段，将数据“翻译”过来，让数据“可读”、“可视”。
有这样一起案件：
某甲以高息投资为由，欺骗同事张三到他那里投资。
张三的投资到期以后，他又采用同样的方法，欺骗同事李四到他那里投资。
然后，他用李四的钱支付了张三的投资本息。
张三看有利可图，于是加大投资，他又用张三的钱，偿还了李四的到期本息。
以此类推。
为了维持骗局，他必须吸引更多人的进入这个局中，这样才能不会暴雷。
此外，某甲还欺骗被害人，让被害人办理信用卡，信用卡由某甲使用，某甲套现，然后某甲还款，后来还不上了，被害人偿还了欠款。
但是时间不长，因为自己的挥霍浪费，再加支付的利息入不敷出，某甲暴雷。
某甲欺骗全部是本单位的同事，又以投资为名，法制部门认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必须有“公开性”，本案的公开性不明显。
某甲可能构成诈骗，但是构成诈骗又必须证明“非法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
办案人员调取了某甲的支付宝、微信、绑定微信和支付宝的工行卡和农行卡的交易流水。
发现某甲的资金经常“倒来倒去”：比如，张三的投资到账后，他马上将资金转给了李四，偿还了李四的到期本息。
或者李四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到某甲微信或者支付宝账户，某甲将资金提现到自己的农行卡或者工行卡，然后，转给王五。
除了用资金支付到期的本息，某甲还将上述资金用于挥霍浪费：
比如，用于打牌、赌博、嫖娼、情人发红包、美团外卖、打车等等。
办案人员的思路是：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将嫌疑人的每天的行为都“描述”出来，然后写成报告：
比如，2018年3月1日10点，某甲打车牌号为鲁ＦT1234出租车，从位于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区的家中出发，到了烟台市芝罘区的某棋牌室打牌，一直打到下午4点，输钱4000元，从支付宝支付，该资金正好是王五前一天转给某甲的。下午四点钟，某甲从棋牌室出来，乘坐车牌号鲁ＦT4321的出租者，到了其情人李某的家里，两人通过美团点了外卖，共进晚餐，然后到了情人家里，一直待到晚上十一点（他们干什么，你懂得）11时10分，某甲给情人李某发520元红包一个。然后乘坐鲁ＦT2341出租车回家。
2018年3月2日，王五通过支付宝给某甲转钱一万元，经询问王五这笔钱是“投资”，某甲收到这笔钱以后，迅速提现到工行银行卡，然后用自己的工行银行卡，将该笔资金偿还赵六的信用卡。经询问赵六，该银行卡是某甲用赵六的信息所办理，用于某甲套现，然后再还款。
2018年3月8日，今天是三八节，某甲分别是小梅、小兰、小竹、小菊等四人发520红包一个，给小青发1314红包一个。经查，小青是他妻子。上午11时，某甲乘坐出租车到了小梅家，接上小梅，然后乘坐出租车到了烟台大悦城，在大悦城宽窄巷子吃饭，用支付宝支付了250元。
2018年3月10日11时，某甲给小丽微信转账521元。经查询，今天是小丽生日。13时，两人入住半岛星辰酒店，晚上23时15分，两人离店。
如此等等!
通过运用Excel的统计功能，某甲共给小丽转账30笔，总额数万元，转账金额多为520/1314.
共给小梅转账10笔，总额两万余元，转账金额多为1314元。
共给妻子小青，转账100笔，转账金额20万元。看来，某甲还是顾家的哈。
某甲还购买黄金首饰“包装自己”，被害人说，某甲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出手阔绰，经常请客。
其中从各个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二十多万元。
从振华商场购买名牌服装3万。
办案人员还发现，某甲有许多和小梅兰竹菊等人开房记录，小梅兰竹菊又有和不同的男人的开房记录。
从交易记录上，某甲没有将资金打给任何其他的投资公司，资金全部是在自己的账户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的过程中用于“吃喝嫖赌”。
将这样一个报告呈现在检察官法官面前，能否得出某甲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构成诈骗罪？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明，不是某甲说“我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某甲就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上述根据数据对某甲行为的描述，是不是证明某甲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邓子滨在《刑事法中的推定》中说，嫌疑人的主观要件，依靠的是嫌疑人行为进行“推定”。
我们查实了嫌疑人的行为，司法人员通过“行为”这个“显微镜”，就能够知道嫌疑人的主观要件。
说通过“推定”知道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容易让对手抓住把柄：“你这是瞎推测，没有证据表明”。
让我说，某甲的上述行为证据，就是证明某甲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直接证据。
如果说这不是证明某甲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那么，你说说，证据“长什么样子”，才能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
难道某甲不说“我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不给自己“定罪量刑”，司法人员就不能办案了么？
因此，上述行为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某甲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构成诈骗罪。
关于上述报告的证据形式问题。
一是，办案民警可以将上述报告写成“办案说明”。“办案说明”从性质上来说，是办案民警就程序事实所做的证人证言！
二是，公安机关的网安部门对数据进行分析，将上述分析过程写到“电子取证报告”，或者“数据分析报告里边”，此时《电子取证报告》或者《数据分析报告》类似“鉴定意见”，或者类似“专项审计报告”之类的证据形式。
三是，找第三方机构。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数据公司。侦查机关将数据提供给数据分析公司，由数据公司的数据工程师，按照侦查员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完毕以后，形成上述报告。此类报告，类似“专项审计报告”。
笔者认为，司法人员不用纠结于上述报告是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还是专项审计报告，亦或是书证。
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各种新证据，而这些证据不好归类于书证、证人证言、或者电子数据，有些数据介于两者之间。
比如监控系统拍摄的两人打架的过程，以及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后，处理案件的过程，这个录像属于什么证据？是电子数据、视听资料？
如果录像中有个目击者说：我看到了某甲打某乙了。这个证据是不是证人证言？
其实，我们无需区分证据的种类，只要它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就足够了。
笔者认为，上述报告的基础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分析数据的人有正直可靠，因此，上述分析报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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