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成功男人，往往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太监化”。从兆山到秋雨，从平凹到克敬，莫不如此，这大概是一种通病。
对于西安疫情，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西安没有一个像方方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站来出，没有方方日记？西安是古城，不缺少文化名流，提到最多的就是贾平凹。当年他的《废都》一纸风行，其声名决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今天的莫言。如果贾平凹能站出来发声，是很能澄清一些是非的。尤其是当城里城外因为隔离是否免费，买菜难不难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时候，公众对这些社会名流的声音就越发迫切，以至于网友们恨不得冲到贾平凹的面前：先生，还是写点什么吧！然而，贾平凹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

沉默显示出贾平凹的老到。不方便说话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说，两边不得罪。怕就怕，不会说还硬说、乱说，帮忙不成反倒添乱。公众的呼声，没有请出贾平凹，倒是炸出了一个吴克敬，此人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大大抢走本该属于贾平凹的风头。
疫情期间，吴克敬悄悄写了好几篇《封城日记》，比如《点亮西安》《血样的红手印》之类，大多是些官样文章，没有激起任何水花，让他声名狼藉的，是在一篇名为《扎在长发上的橡胶手套》的文章中，痛斥那名向防疫人员索要卫生巾的女子：
“你自己什么时候用卫生巾，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你难道不是应该苛责自己吗？”，“疫情当前，什么矫情，什么小姐作派，是没有用的，别人才不会惯着你，任由你大喊大叫！”，“抗疫就是打仗，隔离就转移，阵地上那没有保育院，也没有五星宾馆！”。
这是一段会让吴克敬后悔终生的文字，也是一段跌破文人底线的文字。仗义每多屠狗非，负心多是读书人，无耻文人我们见得多了，但无耻到这个地步的还是稀缺品。有人把吴克敬和王兆山相提并论，说“兆山羡鬼，克敬骂巾”，我觉得是不公平的。王兆山写“纵做鬼，也幸福”，虽然恶心，但恶心得坦坦荡荡，也没有伤害到哪个具体的人。而吴克敬则直接向一个无助的弱女子开炮，这就一点，克敬就不如兆山。
一个文人，一个作家，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段逻辑不通、毫无人性的文字呢？百度了一下吴克敬，写过很多作品，也获了不少奖，还是有才华的。而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的身份，也足以说明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人情世故还是懂的，怎么就突然变成这副模样？
我个人的猜测是，吴主席可能是遭遇了“经期”。这个所谓的“经期”，就是指在某些特殊时期，精神上变得反常，情绪上容易亢奋，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
文联、作协这种地方，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是又要养活很多人，所以是需要经费的。经费的有无和多少，则取决于你能有多大的用处。疫情暴发便是吴克敬们的特定时期，他们必须卖力表现，才能获得属于他们的那份口粮和地位。所以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经常抄袭、同一篇文章换个标题就敢多次投稿的劣迹文人，不仅没有被封杀，反而坐上了令人尊崇的高位，这都是他无情践踏自己的尊严换来的。
你以为老作家老眼昏花、不通人情，其实他有着精准的利益盘算。那名被隔离女子哭泣没有卫生巾的事，无疑是这次西安疫情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也最能说明管理混乱、最让管理者脸上无光的案例之一。老作家以此为抓手发力，可以说是角度相当高明。只是立功心切，用力过猛，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老作家最终道歉，说“尊重网友的批评”，也并不是认为自己错了，而是网友翻起了旧账，这种实锤砸下来，老作家怕是没了退路，想救也救不活了。
朋友圈看到一段话，大意是，方方记录武汉，江雪记录西安，她们都是勇敢者的写作者，都是女性。还有两个大家都认识的写手，一个前几年开始赚大钱，一个这几年开始赚小钱，他们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坏逼，他们都是男性。之后还有一句，“俩男写手负责攻击两位女性写作者”。
实在不能更同意了。你仔细想想，中国的一些成功男人，往往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太监化”，曾经豪情万丈，最终都变得温顺乖巧，甚至还隐隐露出一丝贱相。从兆山到秋雨，从平凹到克敬，莫不如此，这大概是一种通病。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贾平凹，“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现在贾老师的叛逆和创造精神哪里去了？大概是遗传给了他的女儿贾浅浅，“黄瓜不仅是吃的”，颇有乃父当年的神韵。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的男性更容易成功，成功之后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顾虑也多了起来。因为得到的越多，也就意味着可能失去的越多。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最勇敢，但是当你得到后更失去，那要远比一无所有痛苦得多。中国文人的终极理想就是“文而优则仕”，贾平凹、吴克敬们几乎已经做到了他们的极限，怎么舍得、怎么敢冒失去的风险呢？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
上面说到的两位男性写手也是一样道理，他们虽然没有贾吴二人的社会地位，但他们能得到财富，拥有一大批忠实粉丝，只需要像挖掘机一样，不断地挖掘粉丝的钱包就好，多么滋润的生活状态，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改变？甚至包括现在的自媒体，一旦做成大V，风格顿时突变，以前还敢评论时事，现在是谨言慎行，轻易不敢碰社会题材，因为文字背后，都已经是生意了。
相反，中国的女性因为成功的门槛较高，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金钱和权势欲望，反而更超脱。方方自不必说，写日记几乎成为公敌，我每一次写到方方，都曾被无数的人追着骂。写《长安十日》的江雪，文中说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收到免费菜的小区，都是与政府有关。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一定会成为她未来生活和事业发展的隐患，但是她勇敢地说了。
看过一篇关于江雪老师的传记式文章。这些年，她一直在努力地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但重重阻力之下，并不顺利，颇多坎坷。这很悲哀，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一个心怀理想、不曾停止脚步的女记者颠沛流离、四处碰壁，而那些早已变质、太监化的男人却名利双利。
不过江雪老师说，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一些代价。记住这句话，倒不是我有多么高尚，而只是不想成为“太监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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