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带任何遗嘱。”
阿伦特以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这一诗句,开启了在其著作《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思考。法语版书名译作《文化的危机》,或许更为贴切。正如阿伦特解释的:“遗嘱,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然而,现代人发现,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精神遗产,都从未有遗嘱指定只有谁可以继承。谁有意愿和能力继承下来,就是谁的。对于曾经自以为的“合法继承人”,这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独有的天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王俊秀先生提出,要“寻找20年代的时代精神”。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寻找”,所谓“近代中国”,或许从中国人开始“寻找”现代文明开始定标最为恰当。于是,这也是一个近代以来持续至今不绝的“寻找”。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找到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经过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诉求与现代化目标,乃至于60年代最狂热时期的运动,都是在“德先生”的名下进行的,这种热情直到80年代末,都没有消退,尽管诉求内涵已经完全不同。90年代的市场转向,越来越让普通人直接品尝到了经济自由,知识界也开始出现新一波聚集在“自由”名下的学者。曾经在中国引入“自由”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胡适,再次进入一般公众的视野。然而,自由概念引入中国后,一度以“自由之风气”的面目出现,实际继承的不是现代文明中的“自由”,而是本土文化中的“风气”。中国人真正试图在“自由作为自由本身”之严格意义上——也就是既不是谈“自由之风气”、也不是谈“自由之知识”,而就是要谈“自由本身是什么”——把握“自由”,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
2002年,黄裕生教授的著作《真理与自由》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在纯粹学术意义上把握“自由”本身之所是的标志性努力之一。黄裕生的博士导师是中国老一代广受尊敬的学者叶秀山。在经历了毛时代数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意识形态指导学术研究的干扰之后,叶先生抓住后毛时代意识形态衰落的空隙,重新要做“纯粹哲学”,回到追求“真理”的希腊哲学传统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中国学术界的后来者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树立了一个典范。
黄裕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以“自由”取代“真理”作为纯粹哲学的核心概念,经过一番探讨,叶秀山先生后来也同意了这个观点,并认可这是一个“核弹级概念”。一个“核弹级概念”,仅能说明其效力巨大,而为此做出的“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身”的论证,事实上具有更深远和坚实的影响。因为,所谓“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身”的论证,作为思想史上典型的论证方式之一,将“自由”与人的一切主观意愿分离了,仅凭自身成立。从而,再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它。毋庸置疑,在这种仅凭自身成立的概念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相比那些随着风气的新旧更替而赶潮流的“自由之风气”,将是最为牢固可靠的。
由于“自由”概念接通了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在学界渐渐站稳了脚跟。2016年,青年学者李文倩以《为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辩护》为题评论黄裕生教授的一本新书,显示了青年一代学人开始以充分的自由意识与“自由之本身”的论证衔接到了一起。在人类文明“信仰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中,神承诺亚伯拉罕,只要有十个义人,便不毁灭那罪恶之城。“十个义人”虽少,用今天的话说,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的一般性,可能生生不灭地衔接下去。同样,李文倩的文章衔接上黄裕生的“自由”,且充分意识到了“自由的绝对优先性”。不仅仅是李文倩,一代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们,正聚集在“自由的绝对优先性”之下,以这种哲学上的绝对意义的“自由”为各自不同的研究奠基,好让“自由”得以在叫做中国的这片大地上生根。
世界多变,恍惚间进入20年代。在中 美贸 易争端中,“创新”成了中国人口中的热词,同时也是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中国人意欲创新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追问“自由”那样,对“创新”本身做出最根本的追问,这是继承人类文明精神遗产的密钥。
事实上,“创新”远不是一个政策那么简单,还是更难以把握的社会秩序问题,甚至其来源本身,就集聚了几大人类文明遗产的精华。我们知道,今天人们所称的“西方”,是指继承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地区。希腊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地区,但是其文明的继承者却未必是地中海土著:“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带任何遗嘱”,谁努力去寻找,谁就得着。
“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来自于中世纪成熟起来的“创世秩序”。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督教文明所融合。基督教早期,就其上帝的本质,有过“大能”和“旨意”之争。罗马皈依了基督教,却又被攻陷,这很难解释上帝的“大能”。奥古斯丁认为是人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做了恶,导致罗马被劫掠。从那以后,基督教强调来自上帝“旨意”的“自由意志”,却在现实中体现不出上帝的“大能”。基督教社会日益孱弱,在中世纪前半期屡受劫掠。后来伊斯兰教兴起,吸取了基督教缺乏“大能”的教训,通过“圣战”来显示能量。在伊斯兰教的刺激和异教徒的侵扰之下,基督教发展出经院神学,回应了“大能”问题。与伊斯兰教的“圣战”诉诸暴力不同,经院神学依靠的是“秩序”:也就是“创世秩序”。从那时起,来源于上帝的“旨意”的“个人自由”和来源于上帝的“大能”的“创世秩序”,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为基督教文明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都具有绝对优势的根基。
学界已经注意到,现代文明并没有出于自身的原创性思想,所有现代思想都可以在经院神学中找到对应物。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思想,都不过是经院神学世俗化的产物。而经院神学的最高成就,恰恰是“个人自由”与“创世秩序”。通过欧洲启蒙运动世俗化经院神学而来的“自由与创造”,正是一切人类文明迄今可知的最高精神成果,无论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其他所有现代成就,都可以在“自由与创造”的总框架下找到它们的位置,从而以“自由与创造”一举一总地全盘吸收消化整个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宝贵的遗产。二十世纪,前半页,“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全世界的风潮,被认为是最进步的方向所在,中国引进了;后半页,“市场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被认为是美国打赢冷战的制胜法宝,中国引进了。谁能说中国保守呢?所有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都没有指定谁才可以继承。
百年“寻找”,时候已到。在“自由”已经扎根中国的20年代,在“创新”开启了时代呼唤的20年代,“自由与创造”已经触手可及,何不就此“寻见”?
作者简介:张崑,72年生人。因慕年鉴史学之名于2008年赴法留学,同年进入年鉴学派大本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学习历史学,接受跨学科学术训练。目前已在EHESS连续注册14年,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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