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小提（化名）起诉称，自己是个单身主义者，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因身体问题不便生育。2018年，她与阿美（化名）相识，对方了解她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帮助代孕。
2019年3月，小提联系了某生殖服务机构后，两人多次到医院进行前期检查、治疗，为接受试管助孕做准备。
不久后，小提通过医学手段取卵，与购买的案外人的精子培育出胚胎。
2020年2月，阿美将孩子抱走，并将孩子登记为其女儿，表示之后不再让小提接触孩子
小提表示，阿美是“代孕”，因为自己希望生育孩子且有一定经济基础，于是就提供卵子并承担购买精子等各项费用，由阿美代孕。所以，孩子与阿美并没有血缘关系，自己才是孩子的母亲。
“我们是同性伴侣，不是代孕!”法庭上，阿美辩解道。
阿美辩称：双方系同性伴侣关系，共同居住生活，生育小孩系双方经过协商后的共同决定，小提称阿美为其代孕完全是捏造事实。“当时在共同生活居住期，做出由我生育小孩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决定。”阿美说，当时双方还说好小孩出生后户口跟随阿美，并由双方共同抚养成人。
“孩子由我十月怀胎分娩孕育，我与孩子具有天然的亲子关系和浓厚的情感联系。”阿美坚持说，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而且孩子尚小，更需要阿美的哺育和陪伴，而小提跟孩子并没有坚固的情感和血缘联系，既不是孩子的母亲，亦不是孩子的父亲。
近日，湖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小提与阿美原系同性伴侣关系。
双方恋爱期间，阿美于2019年12月在厦门一家医院生育女儿丫丫（化名），丫丫出生医学证明上载明母亲为阿美，未记载父亲信息。根据小提与阿美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确定，丫丫的孕育方式系双方在恋爱期间经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决定，小提亦无证据证明其与阿美存在代孕协议。
经查，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形成丫丫胚胎的卵子是小提的，精子是购买的。
丫丫系双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将上述卵子和精子结合后由阿美孕育分娩。而且丫丫自出生至2020年2月26日由双方共同照顾，之后由阿美带离住处，并与阿美共同生活至今。2020年5月9日，小提曾向湖里法院申请对其与丫丫之间是否存在亲子血缘关系进行鉴定，但是遭到阿美的拒绝。针对小提的亲子鉴定申请，阿美表示，双方已对丫丫的出生方式进行了确认，其亦认可形成丫丫胚胎的卵子系小提提供，没有进行鉴定的必要；孩子尚且年幼且与她共同居住在外地，也无法配合进行鉴定。
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提并无证据证明其系丫丫的母亲，其要求丫丫由其抚养，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本案中，虽然双方均确认丫丫系以小提的卵子与购买的精子培育成受精卵后，由阿美孕育分娩。但是，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以双方确认或仅因丫丫具有小提的基因信息，就认定其与小提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因此，法院判决认为，小提诉求确认其与丫丫存在亲子关系，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所以，针对小提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判决还指出，因为丫丫系由阿美孕育分娩，出生医学证明载明阿美其母亲为阿美，孩子出生后亦一直由阿美照顾，现未满周岁仍需母乳喂养，法庭判决由阿美抚养符合法律规定且有利于丫丫的健康成长。
近日，湖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小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因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中。
在代孕这条黑色产业链里，一边是拿着钱，想要孩子的客户；一边则是黑心的中介机构。
为了让客户能够抱上孩子，他们将代孕母亲的子宫出租，公开售卖卵子，甚至直接让客户和代孕母亲发生性关系。
有人曾经研究过，代孕市场上真正不孕不育的买家占比不到3成，剩下的很多是：
为了完成夙愿，他们不惜一掷千金，倾其所有。这也使得代孕中介机构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代孕中介数量已经高达400多家。
更夸张的是，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你还能获得许多其它服务。譬如，你不但可以买孩子，还可以选基因。
相貌，决定代孕婴儿的基因；年龄和学历，则决定着卵子的优劣。
满满一叠附着各类“子宫主人”的档案一字码开，身高、体重、身体状况、年龄一应俱全。
中介能够给客户提供如此“包满意”的服务，无非是背后的暴利太过诱人。
下面是一家代孕机构的报价单，最便宜的“自取自怀”9.8万，包生男孩为92万，代孕费用最高甚至可达100万。
看着确实是“暴利”行业，但大部分的钱还是流进了中介机构的口袋。作为这场“交易”唯一的付出者，代孕母亲们能拿到手的钱基本只有十分之一。
在代孕市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客户要求很明确：就是要生男孩。
他们“保生男”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到可怕，就是让代孕母亲不断怀孕：
- 如果B超检测出是怀了女孩，这些代孕母亲会被强制流产。
强行多次流产，会对代孕母亲造成不可估量的身体伤害。
哪怕没有中介机构强行让代孕母流产，由于她们并非自然怀孕，出现流产、早产的风险概率，依然会比正常孕妇大得多。
而且代孕采用的是多胎妊娠，会导致妊娠合并症更容易发生，其严重的后遗症可能包括：
流产、早产或胎膜早破、早产儿、胎停育、低出生体重儿、巨大儿、出生缺陷，新生儿和母亲死亡。
事实上，代孕造成婴儿残障的例子不在少数。贵州的林女士，便是一个例子。
林女士结婚多年一直不孕，求子心切的她找到了一家地下代孕机构。历经曲折，代孕方在柬埔寨为她诞下一子。
然而几个月后，她才发现孩子居然患有先天性脑萎缩和脑积水。林女士花了将近200万，始终无法将孩子治愈，连保险公司也拒保。
绝望的林女士找到代孕机构的负责人，对方是这么回答的：
“如果是我们这里做的、不健康的，你可以放弃这个孩子。我们重新给你做一个。”
这就是代孕市场的现状，代孕妈妈的子宫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孩子也只是一件可供挑选的商品。
在网上，有不少人认为，代孕是双方都心甘情愿的事情，又没有人强迫，为什么不能合法？
甚至在今年5月份初，台湾省立法院修订通过了“代孕合法”的一读。
这意味着，代孕在中国台湾省可能被合法化。没有生殖能力的个人，可通过支付酬金的方式，委托“代理孕母”作为实现途径。
一时间，网友对“代孕该不该合法化”的争议层出不穷，对于代孕的批判和质疑声也喧嚣尘上。
当她们的身体可以通过代孕合法赚到钱，人贩子会将邪恶的双手伸向更多妇女、未成年少女。
因为更多的女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子宫；更年轻的女孩，就意味着能在市场获得更高的价格。甚至于更高学历的女性，会成为人贩子的重点目标。
当她们的生殖功能被明码标价，犯罪分子会逼迫她们不断怀孕、不断生孩子。
因为在这一刻，她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件，是生产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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