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至少自1980年代初爆发艾滋病以来,对疫情的反应几乎总是怀疑、指责和暴力,其对象则是穷人、“他者”和病人。这不难理解,因为流行病通常都是从外部发起袭击,由外来宿主带入,并且被认为是由贫困和污染引起的。流行病滋生的恐惧和怀疑,其增长和蔓延速度比任何病毒都要快。当一种神秘的疾病爆发,第一个无益的反应就是恐慌,第二就是找出一个元凶。指责某些假想中的源头,非但不能带来治疗,反而暴露了社会内部早先存在的缺陷。在1980年代初,当艾滋病的原因依然未明的时候,美国报刊指控非洲人与黑猩猩性交,苏联特工则认定源头是美国实验室。但是随着恐同症在全球升温,最恶毒的仇恨便指向“零号病人”,一名航空公司同性恋乘务员,他被不公正地说成是艾滋病的祸首。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期间,主要怀疑对象是上帝。由于找不到任何解释,人们便涌入教堂,祈求获得拯救,因为他们认为一定是他们罪孽深重,遭到上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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