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哇。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新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我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么？真的每天要做两顿饭么？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么？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么？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路回到家里么……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儿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涨。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什么义务似的。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元过的。二十元过春节，在今天看来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年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哭着喊：“谁买这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已都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何妨减之
某日，几位青年朋友在我家里，话题数变之后，热烈地讨论起了人生。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而心无旁骛，则首先要从眼里删除掉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风景……”
对方们皆黯然，未领会我的话。
我只得又说：“不举例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一个绝妙的例子将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当。我现身说法吧。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二十七岁，正是你们现在这种年龄。我自己带着档案到文化部去报到时，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留在部里的。但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别人当时说我傻，认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部级单位里，将来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长、处长、局长地一路在仕途上‘进步’着！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
何以我回答得那么干脆？因为我早就考虑过了呀，早就将仕途人生从我的人生“节目单”上删除掉了呀！以后他再劝我时，我的头脑干脆“死机”了。
大约在我四十五岁那一年，陪谌容、李国文、叶楠等同行之忘年交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开幕式。那一年有几十位台湾商界人士去了哈尔滨。在市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台湾商界人士对我们几位作家亲爱有加，时时表达真诚敬意。过后，其中数人，先后找我与谌容大姐“个别谈话”——恳请我和谌容大姐做他们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的全权代理人。“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你们来对市场进行考察，你们来提议。一个亿？两个亿？或者更多？你们只管直说！别有顾虑，我们拿得起的。酬金方式也由你们来定。年薪？股份？年薪加股份？你们要什么车，配什么车……”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不由人不动心，也不由人不感动。
我曾问过谌容大姐：“你怎么想的呢？”
谌容大姐说：“还能怎么想，咱们哪里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
她反问我怎么想的。
我说：“我得认真考虑考虑。”
她说：“你还年轻，尝试另一种人生为时未晚，不要受我的影响。”
我便又去问李国文老师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答道：“我也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依我想来，所谓人生，那就是无怨无悔地去做相对而言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宝马或奔驰轿车，我所欲也。然商业风云，我所不谙也；管理才干，我所不具也；公关能力，我之弱项也；盈亏之压力，我所不堪承受也；每事手续多多，我所必烦也。那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呢？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相对而言，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啊！
翌日，真情告白，实话实说。返京不久，谌容大姐打来电话，说：“晓声，台湾的那几位朋友，赶到北京动员来啦！”我说：“我也才送走几位啊。”她又说那一句话：“咱们哪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我说：“台湾的伯乐们走眼了，但咱们也惭愧了一把啊！”
便都在电话里笑出了声。
有闻知此事的人，包括朋友，替我深感遗憾，说：“晓声，你也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消极太窄狭了啊！人生大舞台，什么事，都无妨试试的啊！”
我想，其实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比如潘石屹，在房地产业无疑是佼佼者。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员，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做导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而我若哪一天心血来潮，逮着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与那机会之间的相克因素，于是一头往房地产业钻去的话，那结果八成是会令自己也令别人后悔晚矣的。
说到导演，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了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
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的那类电视电影，我肯定是力能胜任的。六百万投资以下的电影，鼓鼓勇气也敢签约的（只敢一两次而已）。倘言大片，那么开机不久，我也许就死在现场了。我曾说过，当导演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虽然也是耗费心血之事，劳苦人生，但比起当导演，两种累法。前一种累法我早已适应，后一种累法对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
年轻的客人们听了我的现身说法，一个个陷入沉思。
我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花一生去领悟此点，代价太高了，领悟了也晚了。花半生去领悟，那也是领悟力迟钝的人。
现代的社会，足以使人在年轻时就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事。只要人肯于首先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也就等于告诉自己，这种人生自己连想都不要去想。如今浮躁二字已成流行语，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流行地说着，并不怎么深思那浮躁的成因。依我看来，不少的人之所以浮躁着并因浮躁而痛苦着，乃因不肯首先自己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所以也就无法使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在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简明清晰地凸显出来，却还在一味地往“节目单”上增加种种注定与自己人生无缘的内容……
中国的面向大多数人的文化在此点上扮演着很拙劣的角色，不厌其烦地暗示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倒莫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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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