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
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燕京书评
作者:燕京书评
追求平等并不意味着将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而是要尽量缩小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英国民主机制让参与权力竞争的政党从选票中看到了民意,进而出台了满足公民需求的政策和措施,为公民提供了优厚的福利。
作者︱张弘
全文共 4764 字,阅读大约需要 12 分钟
1929年的英国伦敦。
在西方历史上,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曾今风行一时,英国即是一例。但是,在20世纪,英国却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这一转变如何发生?英国人为什么从崇尚自由竞争到追求平等,其理由何在?
《贪婪的社会》
[英]R.H.托尼 著
商务印书馆2021年7月版
贫富差距太大割裂英国社会
作为英国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济史学家、政治活动家,R.H.托尼(1880—1962)是英国福利社会主要推动者之一,英国工党的思想导师。托尼曾先后执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9年至1930年应南开大学之邀到中国考察。英国福利制度的建立,与托尼及其他工党领袖的呼吁、奔走,以及工党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而1931年初版的《平等》一书,就包含了托尼对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方式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解决之道。
在1920年出版的《贪婪的社会》一书中,托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去道德约束,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财富和生产资料没有社会公益原则的制约,人们对财富的理解完全脱离了财富的社会功能,从而变成了“无功能的财富”。由此形成“贪婪的社会”,使人的自私无限放大。这矮化了人的精神,引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托尼提出,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功能社会”,财富的获取与社会义务的履行相联系;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他弱化了资方和所有者的权利,强化了产业工人和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和权利。
位于爱丁堡的亚当·斯密雕像。
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总量的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商品服务的数量。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个人先于国家存在,它强调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经常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让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的个体理性的计算,来引导经济生活的调整,即“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的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以法治和保护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行其道,而它也对英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托尼在《平等》中的说法,英国人把不平等看作了一种信仰,“英国人不欢迎平等观念,而且还会考虑平等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是否能够克服,以及用什么方式克服。”
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分裂了英国社会。《英国史》显示,1929年,占人口总数2.5%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三分之二,1.5%的富裕阶层占国民收入的23%,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工薪阶层仅占国民收入大约三分之一。
《英国史(上下)》
[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 著
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
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全球。在英国,更是加大了失业。按照官方统计,1933年,英国有300万人失业,如果加上他们的亲属,被影响人数还要再加600万以上。利物浦一个四口之家放不下面子,不愿搬出中产阶级公寓,只能靠面包、人造牛油、土豆、淡茶充饥,偶尔吃一顿热菜。利物浦几千个失业家庭挤住在久已宣布不适于人居的地下室,成千上万的单身汉合住在公共宿舍,每人一张床位。但是,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太少。一位失业者声称,“领钱的日子,或下一天,是唯一可以一饱口福的日子,余下的日子就只有面包牛油了。”而富裕阶层的住房舒适,生活安逸。
在教育方面,英国的教育制度将学校分为三等,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约占全国儿童的6%,他们进入收费昂贵的公学读书;中层阶级的子女进入收费不低的文法学校读书,而工人阶级的子女升入中学的不到七分之一,四分之三的人到14岁就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他们要免费接受中等教育,通过升学考试极为困难。在伦敦最穷的7个街区,1000名学生中仅有13人能通过考试,获得文法学校的奖学金。
在托尼看来,当时英国工业社会组织关系与以往不同。此前,自耕农和小雇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每个雇主雇用的工人较少。但是,到1920年代,英国的工业更加集中,小生产者日益减少,工薪阶层的人口大幅增加,占全国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托尼认为,如果说,在大工业尚未发展起来的时代,资本家的独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如今这种独裁显然既有害又没有必要。
经济不平等也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1867年法案》让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但此后近四十年里,权贵和富裕阶层的人凭借经济优势和社会关系获得了更多机遇,进入政治权力运作中心。
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英国。
推翻法律特权之后,也要推翻经济特权
托尼追求的几乎是全方位的平等。他追溯了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推翻法律特权,创造民主政治的历史。公民法律权利的平等扩大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所有人都推崇机会平等。但是,在托尼看来,机会平等不仅意味着没有障碍,也在于具有能力:“共同体的每位成员,不论出身、职业、社会地位,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形式上,拥有同等机会运用身体、品格和智力上的全部禀赋,在这种意义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达到机会平等。”
托尼既追求形式平等,也追求实质平等;既追求机会平等,也追求结果平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而是要尽量缩小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这一主张的理由是,“社会福祉不仅依赖聪明的领导人,同样依赖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国家观可分为三种:反映等级秩序的国家观;反映个人主义秩序的国家观;体现社会共同体的国家观。托尼的国家观属于最后一种——这一理论强调社会连带关系、个人在集体活动中合作的能力、以及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国家的重要作用。
托尼强调,要让民主成为一种社会形态需要做到两点:第一,消灭一切形式的特权,不论这些特权是源于环境差异、教育差异还是收入差异。第二,要把经济权力转变成在明确界定的范围内履行职责,对公共权威负责的社会公仆。大致说,托尼的观点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让资方拥有过大的特权,因此必须通过税收予以调节,对遗产课以重税,加大公共支出,为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的社会福利。托尼不认可资方获得的过高的收入是其“应得”,认为国家也是资本的合作者。
在现实中,英国也确实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从1931年到1951年,英国的贫富差距减小,遗产税大幅增加。而这一切,都与工人数量猛增,工人阶层选票增长,以及工党力量崛起并成为执政党相关。英国民主的进程,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福利的增加,以及福利制度的完善。
《英国通史》
钱乘旦、许洁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1918年法案》授予21岁以上男子和30岁以上妇女选举权,这增加了工人的选票,加大了工党力量,并使得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24年和1929年两次上台执政。在此期间,工党政府为底层民众提供住房,增加了教育经费和失业救济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同仇敌忾,这使得人们开始重视集体主义。这一主题,也被《平等》一书所强调。《英国通史》显示,1941年5月,英国卫生部部长欧内斯特·布朗宣布成立委员会调查社会保障以及盟军服役问题,并且提供建议。经过18个月的调查研究,这份关于《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问题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在1942年被提交给国会。它提出,处于工龄的人们应该每周缴纳国民保险金,当人们在患病、失业、退休和丧偶的时候可以获得补助。贝弗里奇主张这种系统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并建议政府解决“五大罪”——贫穷、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这一设想让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免受贫穷和疾病之苦。这份报告一年售出了几十万份,人们排长队购买这本小册子。到年底,95%的英国人都知道这个报告,包括那些在前线的英国士兵。但是,丘吉尔对于《贝弗里奇报告》并不看重,没有将其列入保守党的议事日程,这导致保守党在1945年大选中输给了工党。
工党上台执政后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开始建立福利国家——这主要包括两项法律。一为《国民保险法》。它规定,一切有收入的人必须定期缴纳保险金,如果失业就可以领取失业津贴,从而免除饥饿。二为《国民医疗服务法》,国家对全民提供免费医疗,一旦生病,即可就医。此后,历届政府对此加以补充,使得英国的福利制度日趋完善。工党致力建设一个全面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也被保守党接受。
但是,高福利需要高税收作为资金来源,当福利支出过大时,必然会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1959年到1964年,公共开支达到英国GDP的三分之一,其中,福利开支仅次于防务。1965-1966年,福利开支和教育开支达到65亿英镑,20年后接近920亿英镑——显然,它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负。
《平等》
[英]R.H.托尼 著
商务印书馆2021年7月版
在1979年大选中,保守党在下议院获得多数,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并于1983年、1987年两次获得连任。撒切尔夫人刚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她采取了四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削减包括住房、医疗、失业、教育等等补贴在内的福利开支。但是,撒切尔政府保留了基本的福利制度。1997年,工党重新上台执政,托尼·布莱尔成为英国首相,他和撒切尔夫人一样连任三届,但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撒切尔夫人的主张。
如果说,托尼和工党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平等,为工人谋取福利,那么,当过多的福利支出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负担时,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对此做出了调整。在英国的民主机制之下,参与权力角逐的政党可以为劳方提供更多的福利以获得选票,当这些政策和措施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时,民主机制也能及时调整。
英国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与英国民主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互动:工人阶层的扩大促生了工党,选民范围的扩大,壮大了工党的力量,让工党逐步建立福利制度,并获得了工人的支持。而保守党也看到了这一趋势,为了获得工人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保留了这些福利。一旦过多的福利成为整个国家不能承受之重,民主制度又开始予以调整,保守党削减了部分福利。当工党重新执政之后,也没有重新恢复到国家难以承受的福利标准。英国人的政治理性和国家理性,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无论是英国式的福利国家,还是美国式的竞争性资本主义,都奠基于现代法治的基础之上,它既可以约束政府行为,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私有财产。当资方和劳方为利益而争执时,可以在民主制度下通过谈判解决。迄今为止,自由与平等的争论依然存在。而民主的机制很好地调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托尼在《平等》一书强调消除特权,维持包括健康、教育条件等因素在内起点的平等和机会平等,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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