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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胡诌博士(Dr. Bullshitting)
前言：这一篇算是上一篇的前传和延续，胡诌博士把曾经的故事讲完。上次漏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ARCH和Flagship的模式，可以在中国走通吗？我分享自己的一点经历，以管中窥豹。
01 美国科技创新创业的“金字塔”生态
时钟拨回到2017年至2018年，在那一年，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项目，叫George Shultz Innovation Fund。（George Shultz是里根时期的美国国务卿，曾随里根访华。）
这是一支很小的基金，只有2,000万美金，每笔投资最高25万美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性质类似于捐赠基金，半慈善目的，基本上就是校友回馈母校，在没有市场化基金愿意投资的时候，给予一笔小钱，让公司能够迈出第一步。
这个基金每年会从学校招募一些理工科博士生、MBA学生、和法学博士生，组成Innovation Fund Associates，为期一年，利用课余时间，来评估哪些项目适合给予25万美元启动资金。2017年-2018年，我是那期Associate中的一员。
而在波士顿的Flagship，也有一个类似的Fellowship，为期三个月，他们会找一些理工科的博士和博士后（通常是MIT和哈佛），去绞尽脑汁想一些创业的方向，并试图做成公司。
图 ｜ Polsky Innovation Center
George Shultz Innovation Fund就设在Polsky Innovation Center，即芝加哥大学自己的科技孵化器。位于芝加哥南城53街，旁边就是著名的奥巴马总统餐厅——Valois Restaurant，因为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经常光顾而得名。在奥巴马当总统的那几年，成了网红餐厅，花不到10美元就可以享受一份“总统最喜欢的套餐”。有大牛排，分量足，价格实惠，芝大学生还可以打9折。
Polsky里面的活动都是关于创业和投资。我在的那5年没少去。夏日的周末，我经常去蹭空调。
图 ｜ Valois餐厅的“总统最爱套餐”
当时我们团队接到的任务是帮助芝大医学院的Aytekin Otto教授，商业化他的发明成果。Otta教授发明了一种新的MRI图像采集方法，结合计算机视觉的算法，可以更加精确地实现对前列腺癌的检测，以代替传统的穿刺。我们团队帮助他如何把一个Idea/文章变成一家公司，为他搭建团队，找到市场切入点，以及评估需要多少钱来完成Prototype。
图 ｜ 创业团队在pitch
这个项目历时6个月，中间经历了很多跟教授团队在认知上的碰撞，也牺牲了很多个周末，和消耗了很多杯晚上的咖啡。最终Aytekin Otto教授拿到了20万美元，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QMIS。我们团队的一个Booth商学院的MBA学生，毕业后加入了这家公司。创业团队在Pitch的时候，ARCH这样市场化的基金会来当评委。
这些公司拿到一些启动资金后，开始开发产品原型。之后学校会对接一些美国政府的Non-dilutive fund来支持公司后续运营。其中力度最大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SF的SBIR项目。我之前参与创立的公司也拿到过，我一个朋友几年下来拿到近1,000万美元，政府免费给的，全部在网上公开。这申请难度也不小，中间又催生了很多中介咨询机构，增加了就业。
图 ｜ 美国NSF下属的SBIR
我曾经去奥兰多参加过SBIR的年会，惊讶地发现，美国竟然有一堆硬科技公司（软件公司不能申请SBIR），十几年就靠着政府的资金（补贴）而活着。美国一直宣扬的市场经济制度，说好的政府不干预市场行为呢？（这个话题我曾经学过一点新结构经济学，以后有机会再讲。又给自己挖了个坑...)
再然后，学校会把这些Portfolio公司对接给市场化基金，像ARCH、Flagship这样的。而我在结束了George Shultz Innovation Fund的工作后，就去了ARCH实习，也有了上一篇的故事。
美国大学、政府、和风险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这样的机构，实现了一种围绕硬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
  • 第一，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充分地审视和评估，小部分实现了转化；
  • 第二，有创业精神的学生也得到了真实的锻炼，很多Associate后来都成了创业者，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的博士班同学Yu Kambe；
  • 第三，学校也加强了跟（有钱的）校友的连结，很多校友更愿意把钱捐给公司做出产品，而不单单只是捐给教授搞科研产出文章。
整个过程连起来，就组成了围绕硬科技创新的“金字塔”生态。而我，不知不觉中竟都接触了一些。当然这中间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多的是我不知道的事。
02 ARCH模式在中国走通，还需要什么？
这个问题，在去ARCH不久后我就开始考虑。坦白讲，把美国的模式引进到中国，Copy to China，确实曾经在中国快速建立起一个行业。如20年前的互联网。
时间到了2018年底，恰好有一家国内的基金找到我，希望我能够从中牵线，把ARCH的模式搬到中国，建立一个ARCH Asia。我初生牛犊，就跑去跟Keith探讨了几次做这个的可能性。当时我还窃喜，“我去，我莫不是要成为下一个张磊了？” 当年张磊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后来拿着耶鲁的2000万美金回国创立了高瓴资本。
事实证明，人生中确实会有很多幻觉。Keith表达得很委婉，不动也不拒，没有说Yes or No。后来发现他其实对中国很了解，每年都会去中国/亚洲2-3次，在中国也已经投了近10家公司。
他表达了几个观点，大致意思是中国的时机还未到。跟美国比，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建好。外界看到ARCH做得很好，但ARCH不过是冰山一角，需要冰山下的体系支撑。什么样的体系？
第一，美国有明确的法规，界定科技成果转化，即《拜-杜法案》Bayh-Dole Bill。
198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就签署了这个专利修正案。关于《拜-杜法案》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我没啥资格和能力评价。不过，2002年，英国《经济学人》——一贯具有批判性的杂志——曾这样评价，“Bayh-Dole Bill可能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制订的最令人振奋的法案”，并将拜-杜法案视为扭转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产业衰退的Savior——救世主。
（当然不排除英国人又在揶揄美国，说美国人50年只出一个好法案...)
第二，美国大学有成熟的Tech Transfer Office体系，即科技成果转化部门。
芝加哥大学就有自己的TTO，在里面任职的人非常专业，也很受人尊敬，他们是推动创新经济的先驱力量。他们通常既具有技术背景（通常是PhD），又懂专利法（有些人有JD或者LLM学位），还懂商业和投资（在BCG咨询或者VC做过投资）。他们既能说科学家的语言，又能够说投资人的语言，真正起到桥梁的作用。
比如我打过很多交道的芝大TTO的副主任Eric，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还有一个法律硕士学位；阿贡国家实验室TTO的项目经理，就是芝加哥大学分子工程博士，然后在BCG咨询工作了两年。
据我浅显的认知（可能不对），国内大学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科研成果转化部门。在行政体系上没有，在人才建设上也没有。很多大学有这样的部门，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从行政转岗而来，并没有技术背景，也不懂商业。
但公平地说，其实还是国内人才的相对稀缺，美国的博士内卷比中国严重得多。美国/中国顶尖高校的理工科博士+BCG咨询两年经验，应该可以去中国顶尖的VC做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高校待遇普遍不高。在美国高校TTO做成果转化，待遇可能是去BCG做咨询的70-80%，但工作时间可能只有一半。这极有吸引力。
你看《绝命毒师》里面老白的设定。一个普通中学化学老师，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并且为诺贝奖成果做出过杰出贡献。现在新闻里面报道清华北大的博士去高中当老师，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高中，已经很正常。
第三，ARCH/Flagship这样的早期基金，有专门的人负责科技成果转化。
上一篇文章提到，ARCH芝加哥办公室有两个合伙人，其中一位叫David，理工科背景+芝大MBA，就是专门负责从各大高校里面license 专利的。他会把学校的专利license到ARCH，把几个不同的专利组合起来，做成一家公司，然后ARCH投钱，David（或者其他同事）会成为Interim CEO，孵化这家公司，直到找到全职CEO，然后他就抽身而退。接着去搭建另外一家公司，重复这个过程。
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把不同大学里面的专利license过来，组合成一家公司，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据我所知，恐怕还没有一家中国的VC做过。
记得不久前，红杉资本的沈南鹏曾经发表过演说，说今天做风险投资，不仅要会投钱给公司，还要会组局孵化公司。那个时候恰巧也是他跟Bob Nelson在公开场合互动得最频繁的时候。
03 硬科技创业时代，我们还要抄美国吗？
20年前，李彦宏、沈南鹏、王兴等人，分别照着谷歌、Expedia、Facebook创立了百度、携程、和校内网。如今硬科技创业时代，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完，技术创新走到深水区，还能学习/抄袭美国吗？美国在做什么创新？
说两个身边的故事，化工和材料，非常传统的行业。
Sharon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80年代末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几家世界500强企业一路做到高管，后来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协助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创立了芝加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工程学院，而我正是这个学院第一批博士班的学生。
我快毕业的时候，Sharon重返业界，在全球最大的一家化工巨头担任研发部门的老大。有一次说起她正在做的事情，她说他们正在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开发涂料。听后我颇为惊讶，怎么你们搞涂料的也用上AI了？
两年后，我的朋友和好几篇论文的合作者Jeffrey去了一家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全球闻名的化工企业。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我在大数据部门开发粘合剂。
AI开发涂料？大数据开发粘合剂？这听起来似乎是多么不可思议。但的确就是在今天，在美国，在所谓的传统化工和材料企业正在做的事情。历经百年的企业，还能保持开放心态，敢于拥抱新生事物，敢于创新。这不容易。
再说一个生命科技领域的例子，美国的RNA药物递送公司Alnylam。
Alnylam是美国RNA药物的龙头企业，也是ARCH的portfolio公司之一。Alynlam于2002年成立，目前市值在200亿美金，用LNP递送核酸药物，世上应该无出其右者。Alynlam应该是一家非常biotech的公司，前10年花了大量财力物力研究各种递送系统，积累了大量数据。近几年开始有AI和大数据团队，来筛脂质纳米粒子和其他递送系统。
跟Alnylam相比，Moderna只能说是后起之秀。曾跟一位在Alnylam工作的朋友聊起，如果没有新冠疫情，Moderna会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很可能就是一家跟随和对标Alnylam的公司吧。
回到Flagship Pioneering，他们最近官宣孵化了一家AI+液体活检用于癌症早筛的公司，叫Harbinger Health，并注资5000万美金。前FDA局长Stephen Hahn亲自下场当CEO。
图 ｜ Flagship 官宣成立AI+液体活检公司
我很佩服Hahn这样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受过几十年严谨学术训练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但在面对AI和大数据来变革生命科学行业的时候，还能够积极拥抱甚至引领新的范式，哪怕这种新的事物跟自己几十年的经验相违背。
这说起来容易，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人也是一种可以被驯化的动物，人会被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知、经验所驯化。在一个行业里面待久了，就很难跳出这个框架，来变革这个行业。但在美国，可能有一批像Stephen Hahn、Nouba Afeyan（Flagship老大）、Bob Nelson这样的人。
20年后的硬科技创业，我们看到国内很多硬科技的创业项目，都很前沿。其实没有一家是找不到美国的对标公司，但也没有一家是跟美国的对标公司一模一样的。
我们公司也是。从2016年开始，美国AI+蛋白质组学产业正在迎来爆发。纳米技术、实验室自动化、微流控技术走向成熟，结合起来，使得蛋白质大数据从低通量走向高通量，从科研服务走向临床产品。（这里夹带了点私货）

图 ｜ 蛋白质组学正在迎来产业的爆发
在模仿中总有创新，在创新中可能有超越。一如20年前的互联网。
04 最后，啰嗦几句...
美国社会这几年确实水深火热。但科技创新并没有一点退步。新冠疫情死了80万人，但大学、研究中心、国家实验室的人都被保护（自我保护）得很好。就算在反科学的川普时期，科研经费也只增不减。
如今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硬科技创新变得愈发重要。前两天美议员提议（仅仅是提议）制裁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港股当天即一片哀鸿。
10年前，中国大地上几乎都是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学材化环生天坑专业的人埋头在实验室里搞一些“屠龙之技”，看不到人生的希望，顾影自怜。10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硬科技的创业，受到市场的欢迎。新材料、生物、化学、机械、光学、自动化等创新，开始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ARCH和Flagship模式能不能在中国走通不知道，但是中国的硬科技创业应该能够走通。
题外话
美国的创新成果，某种程度上，就是全人类的智慧成果。美国实验室里面某个技术的发明人，可能就是中国人、墨西哥人、哥斯达黎加人、法国人、德国人。基因编辑的张锋，免疫疗法的陈列平。美国的半导体和航空业，华人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经英特尔公司总部，有非常多的中国人。
那些年，我一直混迹于美国的各大国家实验室。惊讶地发现，里面的科学家，都说着带有各式各样口音的英语。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伊朗人（可能他们口音辨识度高...），数理基础异常扎实，相比之下，我感觉自己写的文章像是小学生作文一样，也感叹这几个国家的人才真的都被掏空了。
科技之争就是人才之争，我现在创业狗中，愈发认识到人才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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