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论情报
每当我想弄明白智慧与聪明的差别时，映入脑海的就是利茨勒（Kurt Riezler）。他做政治判断不会受到情绪、体制或偏见的误导。有个别情况我当时认为利茨勒是错的，而后来发生或泄露出的事实则印证了他的判断。对于韦尔莫特（Chester Wilmot）二战后在密息材料基础上得出的所有重要结论，利茨勒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根据人人皆知的情况讲明了。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
如今，人们读到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论文时，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部名著直接谈及军事情报的地方少之又少。对文中提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情报及其如何应用的段落，我将其作为附录二附在本文后面。
有关克劳塞维茨针对情报的论述及其为何采取这种方式，近期有篇文章做了颇有裨益的介绍。在文章开头，作者告诉我们：
克劳塞维茨鄙视情报。其有关情报的言论大部分都是轻蔑性的。在军事活动的诸多主要因素中，克劳塞维茨对情报持消极态度。在战争的方方面面，他都把情报都降为次要因素。
不过，当今司令官和军事理论家都重视情报。他们在谋划和战斗中使用情报，突出情报在历史中的作用，把情报作为军事行动中的核心要素。
当然，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技术。但技术并没有使克劳塞维茨的所有言论都过时……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用一章来论述情报（第一卷，第六章，见本文附录一），有三段，其中一句表明他对这种活动的不屑：“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页117）。克劳塞维茨用简洁的笔触对主要的一段进行归纳，“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都是假的”（页117）。他在整部书中都表达了这种观点。克劳塞维茨说军事活动有三大特点，第三个就是“所有信息的不确定性”（页140）。在列举交战的影响因素（心理的、生理的、地理的、数学的[如行军路线]和后勤的）时，克劳塞维茨把敌军信息排除在外（页183）。他说“指挥官能够全面了解的唯一形势就是自己的境况；他只能根据不可靠的情报来了解对手的情况”（页140）。在分析交战时，克劳塞维茨说“战斗时刻，有关敌军力量的信息往往是不确实的”（页233）。同样，在战略中，决策的部分基础是“不确定的报告”（页210）。实际上，《战争论》没有提及一个能够侦获到敌军规划的情报例证，更不用说靠此类情报取得成功的榜样了。
作者还告诉我们，“克劳塞维茨并没有对信息需求视而不见，也没有武断地说情报永远不会发挥作用。克劳塞维茨承认（通常是通过暗示），情报能够获得，有时还会有所帮助”。 这些话对情报具有很有效的指导作用，这个题材对现代人来说要比对克劳塞维茨似乎更重要。
柏林军官学校，克劳塞维茨曾在此担任校长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努力使用情报分析员的技巧来处理克劳塞维茨自己的作品，从而进一步研究克劳塞维茨以及情报的本质。从而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对思索情报而言，有关战争和政治的某些根本性问题要比克劳塞维茨作品表面上的一些问题更具指导性。要想从现成的观察分析中看出克劳塞维茨隐藏的东西，尤其具有挑战性。
克劳塞维茨“偶尔承认情报有用，但这要服从于他在更根本层面上对情报的轻视”。“信息无用的诸多理由”就以这种方式汇集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次说，战斗是最后的侦察。即便如此，还会浮现“什么是真正的胜利”问题。不仅有比鲁斯式的胜利（Pyrrhic，[译注]代价极为惨重的胜利），还有一个国家不取胜反而更好的战争。这些根本性问题在《战争论》中并没有得到阐明。这同样表明，无论此类信息当时如何重要，有关具体事件的所有信息都是转瞬即逝、软弱无力的。
滑铁卢战役示意图，克罗塞维茨参与此战
尽管如此，大部分军事情报的日常特点正如德语Nachrichten一词所示。我们把Nachrichten解释为信息或情报，这就揭示出军事情报的脆弱性。对这个词不那么精确的翻译就是新闻报道（news report），这会让我们对情报的性质更为明了。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至关重要的并在于指挥官碰巧截获到的信息，而在于指挥官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涉及指挥官有关最重要事务的知识，包括他对研究当前形势需要了解的情况所存在局限性的认识。克劳塞维茨对指挥官技能的描述指出，指挥官品性在于不依赖普通人所指望的信息的数量（页514）：
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惟一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衡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能够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衡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作用。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促使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源于巨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情况之中。
我们在此处是不是像看到了工作中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是否必须要敛气凝神，以免受到信息的不当干扰，不管这种信息如何密切相关？
在按照这一思想进一步推进之前，审慎的做法就是，认可（实际上是强调）过去几十年有关技术进步对情报在军事事务中地位的影响反复讲的话。但无论情报在新闻时代影响如何巨大、如何吸引人，是不是恰恰因为情报受技术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对更有头脑的战争指挥人员来说，情报不过是次要因素？
克劳塞维茨的妻子兼编辑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无论情报在具体行动中对司令官的影响如何巨大、意义如何重要，情报都没有像更为平常乏味的活动那样进入军事领袖的内心深处。例如，克劳塞维茨谈到和平时期的行动时，说（页122，第一卷第一篇第八章）：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都要差一些。当然，所谓差一些，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是同实战经验相比……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头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就会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甚至于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这样。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使精神习惯于劳累。在战争中，新兵不难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整个指挥的错误、严重缺点和束手无策的结果，所以会加倍沮丧。假使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我们从这里就能够看出，克劳塞维茨为什么认为司令官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就要具备某些政治品质。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所珍视的军事艺术要服从于政治秩序，正像战争时期医术及其他技艺要服务于军事艺术一样。同样，情报技能也要有类似的服务功能。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处理此类事务时的一种方式：
然后，亚里士多德就明确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主导技艺”：
政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政治学。既然政治学使其他科学为自己服务，既然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所以这种目的必定是属人的善。
人们肯定会质疑，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已经（妥善地？）实现其（自然的？）形式，这是否与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方式相悖？
如今，数据和事实前所未有地浩繁，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是不是面临这样一种趋势（不限于军事）：由于浩繁而偏离了深刻的思考？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像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并不在于前进太远，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实在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相当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敌人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情况和意图，让人难以获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并不少见。但敌人最重要的东西却难以逃过不受任何阻碍的详细审查，即审查其性格和准则或基本观点（包括做事方式），而人们对此并不普遍认同。实际上，掩盖日常活动的系统努力本身就最能暴露出敌人意图和情况中的长期因素。
我们没必要进一步描述克劳塞维茨对情报的态度所造成的现实影响。尽管如此，仍应注意，这种态度可能会让大量情报资源从现代通常的研究路向转向深入到研究历史上最伟大统帅的职业，特别是他们的性格和看法。 更不用说，它也使得人们认真地研究那些更有头脑的战争研究者——自荷马和修昔底德开始。这种研究已是理所应当，尽管它超出了国防情报学院课程“文本中的问题”的范围，而对这门课的推介是这样的：
当然，克劳塞维茨本人值得研究，正如他主要的老师马基雅维利一样，而后者是克劳塞维茨的老师这点并未得到世人的认可（马基雅维利反过来又受到色诺芬的影响，尽管他又背弃了这位同克劳塞维茨一样有着实战经验的古代作家）。还应对汉尼拔进行研究。汉尼拔可能是古代最狡猾的情报使用者。不过，当他知道了足够多的信息、有了充分的材料后，却未能落实自己设定的方案，至少依照李维的描述是如此。
克劳塞维茨重视（可能过于重视）司令官的勇气（司令官似乎是马基雅维利Capitano一词的后裔）。不过，克劳塞维茨也在军中历练多年，同马基雅维利一样，为坚守前景（prospects）而反抗运道（chance）的征服：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克劳塞维茨经常显得尊重运道在军事变化中的地位，这似乎使他勉强高度依靠军事情报。运道不仅会影响到可能有什么样的信息，还会影响情报接受方的局势，从而影响他看待情报的方式。
当然，如何才能使自由变得敏感，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民的道德素质和对他们的教育。我们应加点小心，以免不当地依赖私下活动和秘密信息。看一下俄国世世代代如何使自己衰弱不堪，我们就会明白，这种依赖会让人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
美国极度“完备”的情报机构体系
实际上，对引领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今后十年需要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争论，而世界需要我们来引导这场论辩。受益于我们的道德的，尤其应该是俄国人，而审慎的做法是不要一直或简单地把俄国人看作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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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论情报
（选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ichael Howard 和 Peter Paret 译，Princeton 1976，第一卷，第一篇，第六章，页1717-1718全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全部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多变性和不可靠性，我们立即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下来将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然而这只是著书立说的人提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聊以自慰的可怜遁词而已。
假如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跟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并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只得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多半不能当机立断，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一直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特别是当他们又听信了别人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哪怕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产生怀疑。此刻，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让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之后，自身原来的观点才能得到最后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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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报是什么？
在我看来，要把握情报的本质和情报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本质，情报界只需要接受与哈佛校训非常相似的座右铭：真理（veritas）；或者更好一些的，耶鲁校训：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但座右铭再相似也是不够的。仅在学术背景下寻找“真理”与“光明”，就无法捕捉到情报活动与学术活动的本质区别。二者差异的核心在于对抗。这不是那种考古现场或自然法则的材料体现出的冷冰冰的中立的对抗，而是外国政府有预谋的系统的欺骗性对抗，旨在阻止我们搜集对制订符合我们的（你们的）国家利益政策必需的事实（真理）。突破对抗常常采取的是非常规手段，也不应有被泄露的风险：突破对抗的事实以及拿到搜集的信息绝不能被泄露，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就要谈到情报的另一个突出特点，秘密性，这将情报与学术活动截然分开。但从根本上来讲，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搜集信息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分析信息是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分析材料都分发给相关听众使用。Lux medio dissimulatione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住了本质：伪装之迷雾中的微光。
这份材料还提供了有关现代实践中情报的搜集和使用形式的范例（前揭，页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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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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