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花冈惨案57周年祭

这是一段用血泪书写的历史。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强掳中国劳工共169批，38935人到日本（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只记载了34282人，其余的劳工名单遗失），从事繁重的劳动，许多人被虐待致死。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行抓往位于秋田县北部的花冈矿山，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做苦工。这些苦工不堪忍受残酷折磨，于1945年6月30日爆发了起义，翌日被镇压，418人被日本虐杀……

花冈惨案57周年祭
——中国劳工东瀛祭奠亡灵（《南风窗》2002年第7下期，总218期）

时寒冰

6月30日，是“花冈惨案”的纪念日。1945年的这一天，被日本强掳到大馆市鹿岛组花冈矿山当苦力的中国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组织了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130多人被虐杀。为鹿岛公司做苦力的986名劳工，先后有418人被折磨致死。

花冈，是中国劳工遭受屈辱的地方，也是令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和反省的地方。曾是刑场的共乐馆已被强行拆毁，但它抹不去中国劳工遭受屈辱的铁证；400余箱中国劳工的遗骨被水泥封住，但它封不住他们抗争的呐喊和愤怒的控诉；清清的花冈川依然美丽，但谁能忘记它流淌着的是中国劳工的血泪……

由“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花冈受害者联谊会、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组成的访日团一行40多人，已于6月27日启程前往日本，祭奠亲人的英灵。在他们出发之前，记者走访了一些幸存者及遗属。听着这些历经苦难和沧桑的老人，用颤抖的语调讲起他们57年前的痛苦经历，记者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忠实地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文字，再现那段悲惨的历史……

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人类来之不易的和平，让我们牢记57年前所发生的一切！

（一）被掳：耻辱由此开始

我被抽了一年的血

杨克均（72岁，河南淮阳人）：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出生日期，只知道被日本兵抓走的时候，我是15岁。1944年，我被日本宪兵抓到了淮阳县城，然后与另外一些人一起被送到了青岛，听人说要把我们拉到日本去挖煤。

到青岛以后，日本兵把我关在了一个大院子里，里面关了大约4、5百人。日本人定期抽我们的血，听说是供应给日本伤兵的。他们抽血很频繁，每周都要抽。日本兵不让我们喝凉水，怕影响了血的质量，我们整天渴得受不了。每天只让吃一点玉米面馍，可是，没有水谁能吃进去啊！饿也吃不进去啊！如果谁偷着喝水被日本兵发现了，就要遭到他们的毒打。

整整一年的时间，日本兵过几天就要来抽一次血，我们浑身无力，连头都抬不起来。我年龄小，整天盼着能够回家，整天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1945年4月，日本人把我和另外5、6百人赶到了货船上，我们都很绝望，不知道日本人要把我们弄到哪里。

鲜为人知的青岛暴动

徐福胜（82岁，山东淄博人）：1945年春节，日本宪兵队带领保安团和“三角部队”，包围了我们村子，按照名单抓人。我当时是“青年救国会”会长，就被他们抓到了青州。日本兵从初一开始在周围10个县大规模抓人，好多人被捕，年龄最小的才14岁。日本兵对我们上板凳刑、灌辣椒水，很多人都被打昏了。然后，日本兵把我们被送到了青岛“劳工训练所”。

在“劳工训练所”，我们受到非人的折磨，一些人陆续死去。青岛的高信全开始秘密策划暴动。3月的一天，等12点熄灯以后，伙房的徐班长、崔秀义撬弯了茅房铁窗户的一根钢筋，露出一个缝隙，钻出去了几个人。其他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都涌向茅房，人们太拥挤，反而跑的人少了，只逃出去16个人。然后就听到外面的枪响，有人大声呵斥：还不赶紧回去，没有听见外面枪响！大家知道被发觉了，就急忙回来躺在床上，等着日本兵查铺。

狼狗把他撕咬得体无完肤

李体益（81岁，安徽宿县人）：那一天，我也去了茅房。人很多，人们的脚踩在茅坑里，鞋、裤腿都脏了。听见外面枪响以后，我回来了。进屋之前，我把鞋子扔了，用茅草把脚擦干净，然后才上床。一会儿，日本兵进来了，他们挨个检查，凡是鞋子或脚湿的，都要被打。

一个警察问我，你的鞋子哪里去了，我说就在门口放着的，人来回走，是不是给弄丢了？他问我知不知道有人逃跑。我说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不再管我。

第二天，日本兵抓住了一个逃跑的人，把他吊在了线杆上面。日本人把我们全部集中到院子里。他们要当着我们的面惩罚逃跑的人，吓唬我们。日本人牵过去一只大狼狗，先让狗喝了点水，然后指着逃跑的人，狼狗扑了上去。我们的心揪着，但谁也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狗把那个人咬得体无完肤。他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

人没有断气就被扔进大海

孟连其（76岁，河北定兴人）：我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那个时候，每个人5发子弹、4棵手榴弹、11.5两小米（山上的米含杂质很多，经常是10两小米，4两沙子）。我们老一团打了一些硬仗，日本人怕我们，集中兵力对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大扫荡。

1944年春的一天，我们正在做饭，听情报人员说有情况，马上集合赶往山顶，发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用机枪进行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迸裂的碎石片让人睁不开眼。前面的同志牺牲了，我们几个人就朝山下滚，结果山下也是日本人，就被他们抓住了。我被他们关了一天之后送到了保定，接着又送到北京、石家庄。在石家庄干了两个月活，又回到北京，接着从北京送到青岛。7月，日本兵把我和另外300来人赶到一艘拉矿石的货轮，塞进底层送往日本。

货轮上满是矿石，我们就坐在矿石上面。船颠簸得很厉害，人在船上来回晃动，全晕了。我年龄小，就沿着扶梯来回走动，这样会好一些。日本人只给了我们少量食物，没有一点饮水，大家都渴得要命。我找到一个空罐头瓶子，接了一些机器上渗出来的水，让大家润润喉咙。我们身体本来就衰弱，加上饥渴和颠簸，有好几人在船上就死去了。有一个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日本人拴上重东西扔进了大海。每天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

徐福胜：在货船上，下面都是矿石，很凉，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离不开矿石，我至今还腰痛。一到去日本的那个月份就痛。

（二）苦难：血泪书写的伤痛

“老家的后面，有一棵大桂树。仔细一看，发现下面的树枝都捋秃了。‘怎么叶子都没了？’妈妈说：‘都叫饿极了的中国人吃光了。’当时我很吃惊，怎么连这种东西都能下咽呢。”老家在中国劳工从中山寮去工地途中的木村清，如此记录了他从茨城县日立返乡时的情景。（——茶之水书房《目睹花冈事件的二十人的证言》）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编著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日本共强掳中国人41758人，分配在日本各地的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其中，强掳到花冈町的986人。根据横滨法庭认定，1944年8月6日到达花冈的第1队，在中国启航时共296人（其中俘虏149名、平民147名），1945年5月抵达的第2队587人、6月抵达的第3队98人均为平民。向鹿岛组花冈营业所的绑架和花冈营业所监督支配下的劳动，其特征是高死亡率。被抓来的986人当中，竟有418人死于非命，占42％的比例。

用钳子夹着火炭往身上捅

李体益：到日本后，日本人把我们按军队编制分成组，耿谆为大队长，下设中队、小队、班，每一班大约有十人，按班分配劳动定额。身体好的去干重活，身体较差的去开荒种菜。我被分配去挖沟，开水路，每天用锹镐挖3米左右的坑，再把砂石搬运走。每天每人1立方米，不干完就会遭到毒打。有两个日本人特别坏，经常拿棍子打我们，干不完活回来的，他们就用钳子夹着火炭往你身上捅。不把我们当人，我们过得连牲畜都不如。

日本人强迫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给我们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充饥。大家都吃不饱，严冬时节，我们还穿着单衣，穿着草鞋，在泥水中干活。日本人规定我们彼此不许说话，抓住就打。

孟连其：我因为年龄小，到花冈后，日本人没有让我去其他地方干活，让我做辅导员（残暴的日本监工）的勤务员，伺候他们。他们叫我“次郎”。我每天早上提前起来生火，给辅导员们打洗脸水，晚上等辅导员们睡了以后，还要准备尿壶和第二天用的劈柴。

这样也免不了挨他们的打，几乎每天都挨打。有个叫猪股的辅导员，夜里尿床，我每天给他晒被子。天阴或下雨的时候，被子晒不干，我就给他放屋里烤。稍微烤糊一点要打，稍微有点湿也要打。烤被子有其他辅导员在场时，说是丢了他的面子要打。烤被子的时候，屋子里气味难闻，其他辅导员也要打我。为了猪股夜里尿的骚被子，挨打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次，我把辅导员剩下的一点锅巴给了一个快被饿死的难友任群，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吃的是一点橡子面窝窝头，清可见底的稀粥，连半饱都做不到。

进医院的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李体益：死人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正干着活，就突然倒地死去了，最多一天死了20多人。高强度的劳动，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饭，我们都吃不饱，饥饿难忍。有人就乘日本人不在的时候，要求去解手，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有什么“手”可解啊。大家都是想抓点野菜吃。我就是因为吃野菜中毒了，大腿红肿着。几个日本人就把我按倒在地上，不打麻药就用刀子割开我的腿，说是放毒。血流了一地，我疼得大声喊叫。

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给劳工设的简易医院。大家都害怕那个医院，没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我亲眼看见医生给病人打针，打完针人就死了。在医院里，不给任何吃的，只能喝清水一样的稀饭。我不敢睡觉，好多人就是因为睡着，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来回走走，忍痛打扫一下院子，他们可以让我多喝一碗稀饭。我再干点别的活，他们可以再给我一碗稀饭。一天有这三碗稀饭，我能再维持一段时间。几天之后，他们把我赶回去劳动。随后就发生了暴动。

薛同道被鞭子活活打死

1945年5、6月间，鹿岛组要求加快工作进度，他们设置了突击期间，一再延长劳动时间，并且提供了劳动定额。中国劳工一天要干16个小时的活，伙食质量却更加恶化，不断有人倒下，起义之前，已有近150人死去。辅导员也变得更加残暴。他们当着全体人员的面，使用牛的生殖器做成的鞭子，沾着水，将跑到后院吃草的薛同道活活打死。辅导员福田逼迫其他中国劳工用棍棒不停地殴打尚志田直至惨死……暴力成为家常便饭。一方面是高强度的劳动，一方面是奴隶般的虐待，生存或者毁灭，堂堂正正的死还是被虐杀而死，已经成为每一个劳工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三）暴动：为了最后的尊严

“1945年6月的一个晚上,收工点名的时候，一位刘姓的劳工因为饥饿躲在后山上吃野草结果被日本兵发现了。最后将刘绑在烧红的铁棒上作为惩罚。许多劳工见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后来一些劳工在私下里讨论说:‘我们这样下去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如果我们统一起来做反抗的斗争或许还有一丝活的希望，哪怕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逃跑也是好的。’于是大家研究之后各自安排了一些任务并商量如何逃跑的对策。”——摘自今年4月开始使用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

暴动推迟三天

孟连其：大队长（耿谆）在楼下住，我在楼上住。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看见大队长的勤务兵老是瞅着我。我回去休息时，大队长的勤务兵把我叫了过去。大队长问我，你想家不想。我说想。他又问我，那几个日本监工，有对中国人好一点的没有？有不打骂咱们的没有？我说有，一个年龄大的老头儿“太君”和一个小孩“太君”，他们两个比较善良，不打骂咱们，其他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咱们歇一会儿，喘口气，他俩也不管。大队长说，如果哪一天这两个人不在，你给我说一声。我说行。

大队长没有给我说他要干什么，但我感觉到要有事情发生。

1945年6月30日，老头儿“太君”和小孩“太君”都不在。我去找大队长。他又问我，你想家不想。我说想，怎么能不想？大队长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大家早晚都得死，不如死个干净的，今晚就动手吧，暴动之后，我第一个带头，咱们集体自杀。

我一听，很激动，我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说我是八路军，现在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分别了，我听你的。我同时也明白了，大队长为何要等两个善良的日本人不在的时候才动手，为了这两个日本人，他们把计划推迟了3天，而这3天他们担负着很大的风险。

大队长拿出一张纸，让我画出几个日本辅导员睡觉的位置。然后，大队长吩咐我把日本人睡觉地方的房门打开。日本人睡觉的房间是两道门，我经常伺候他们，他们什么时候看见我，也不会怀疑我。

血债血来还

孟连其：等日本人睡着以后，我打开了他们的房门，把灯拉着。然后，我对大队长打手势——那是提前商量好的暗号。我拿着我劈材的斧子等在门口。

谁该干什么，大队长已经安排好了，有把守窗户的，有把守门口的，有守电话的。李克金领了二、三十人把守住“辅导员”的宿舍外围，张金亭率领几个人拿着铁锹冲进屋里，把3个日本辅导员就地解决。刘玉林和刘虞卿进入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任凤歧屋里，把任打死。

然后，大家赶紧分头去叫醒其他劳工。大队长吩咐大家敲着楼梯，让大家起来集合，告诉大家带着铁锹、铁镐走，进行防卫，还要求大家不要骚扰百姓，尤其不得恐吓妇女、老人和孩子。

（四）虐杀：血腥的三天三夜

“我认识的几个人都死了。回国的时候，我带回了4个骨灰盒。他们是胡长弓、江董碧、吴守法，最后一个想不起名字了，只记得他姓王……”杨克均老人平静地叙述着。往事不堪回首。李体益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悄悄背过脸去，泪水无声地落在地上。——记者手记

我们没有一点力气反抗

孟连其：我们原来计划大家一起到海边集合，如果夺不到船只，就集体投海自杀。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再有活路。但是，后来大家跑散了。不久，山下响起了警报，日本兵、警察和附近的老百姓拿着棍棒，一起追赶我们。我们那里离警察署不是太远。

我们本来就没有劲儿了，整天没明没夜地干活，没有吃过饱饭，又跑了大半天，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被他们抓住了。其他人有的跑到了山顶，他们朝山下扔石头，和日本人周旋，关键是没有力气啊，他们也都被抓住了。

李体益：6月30日那一天，我正在睡觉，听见楼梯响，就下楼集合，才知道暴动了。我赶紧去伙房拿了3个没有蒸熟的馒头，后来，就是这三个馒头救了我的命。

我和另外两个劳工一起走的，可是走不动啊。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干那么重的活，我的腿伤还没有好，根本走不动。走到一座桥的时候，我听见有日本人说话，我们三个就朝桥底下走，想躲在桥洞里。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上前把我们三个用绳子捆到了一起。我们没有反抗，他们人多，反抗也没用，我们也没有一点力气反抗。日本人押着我们朝前走，碰见一个日本军官，他叽哩哇啦地问我旁边的劳工。他没有回答，日本军官抽出军刀，一刀砍过去，他脖子一歪，头上的鲜血马上流了出来。军官又问我，我回答了，日本人把我们押回了共乐馆。

共乐馆大屠杀

l945年7月1日，这是一个令所有中国劳工难忘的日子。他们一批批陆陆续续地被从狮子山上驱赶下来。他们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着，他们在经过抗争获得几个小时的做人的尊严之后，再次沦为了奴隶。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推搡着、棒打着他们，把他们押进了广场。广场四周临时栽起了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用绳子或铁丝网围着，四角站有岗哨，高处架着几挺机枪。广场周围和各个路口站着端枪的宪兵、握刀的警察和手持木棍、竹竿的日本人。共乐馆成了中国劳工的人间地狱。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为了一个屡遭欺凌的民族的尊压，为了慰籍不屈抗争者的伟大灵魂，让我们永远记住共乐馆，记住共乐馆惨死的中国劳工临死前绝望的呐喊！

李体益：日本人强迫我们跪在广场上，广场上铺着碎石子。我跪在前面，前面已经被活活打死了十几个人。每个人必须腰板挺直，屁股不准挨着脚后跟，朝一个方向跪着，不许动，一动就挨打。广场上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被栓在一起，我们是三个被捆在一起。我们在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那种滋味可真难受啊！白天烈日暴晒，晚上遭受雨淋。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许多人晕倒在地，打醒后仍要跪着。

我腿很疼，用手一摸，伤口上生了蛆虫，日本兵不注意的时候，我把蛆虫弄到了地上……

杨克均：我是因为没有力气走路，走不远碰见日本汽车，就回来了。他们抓住了我。他们让我跪在广场的碎石上，跪了三天三夜。我在广场后面跪着，我的身后就是日本人的机枪。日本人挨个毒打我们，他们要打到我们哭才会停下来，不哭就一直打。宪兵用枪托打我们，警察用大刀背砍我们，日本便衣用木棒打我们，围观的日本人用石头块砸我们……

100多具中国劳工的尸体

虽然日本右翼分子为了毁灭证据，在1978年拆毁了共乐馆，但他们抹不去历史上记载的中国劳工的斑斑血迹。当记者问起共乐馆血腥的三天三夜，老人们无不记忆犹新的，时间没有淡化他们最刻骨铭心的那段记忆……

共乐馆广场上的中国劳工不断倒下、倒下，再不能醒来。共乐馆的广场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残暴的日本人提着矿灯，握着木棍，无动于衷地看着中国劳工无助地死去。开始的时候，日本人还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后来干脆就不管了。中国劳工的尸体白天在烈日下暴晒，晚上任凭雨水浇淋，死者的头被雨水浸泡后涨大，惨白得吓人；肚子鼓得大大的，溢出了黄水，成群的苍蝇在死者的五官爬进爬出……浓烈的血腥味混在那阵阵恶臭之中。中国劳工活着没有尊严，死去后也得不到尊严！中国劳工有气无力地叫着、喊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他们希望用死来结束这屈辱，他们祈求上天能给自己一个有尊严的死。

7月4日，日本警察派朝鲜人在一个名为钵卷山的山坡上挖了两个大土坑，将已腐烂的100多具中国劳工的尸体扔在坑内掩埋，广场上濒临死亡的500多中国人，又被送入中山寮。7月16日，押回中山寮的劳工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又开始了繁重的劳动。

花冈警察署内的暴行

花冈警察署和共乐馆内迫害中国劳工的手段更加残暴，更加令人发指，持续时间也更长。日本监工在广场上寻找“凶犯”，一有嫌疑，马上拖入共乐馆内的临时审讯室。共乐馆内不断传出凄厉的惨叫声……

花冈暴动的发起人耿谆等13名“主谋者”，被关押在了花冈警察署内，他们遭到了日本警察的严刑拷打。经过多次刑讯，日本秋田县法庭判决耿谆死刑，其他12人为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5年、7年、15年、20年不等。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再以“战时骚扰、杀人罪”判决“耿谆无期、其他10年以下惩役”的徒刑。

孟连其：我在广场上跪着的时候，日本警察认出了我，他们把我带到了警察署。因为我是伺候日本人的，离日本人最近，他们怀疑我是暴动的主谋之一，就把我反剪双手吊起来。他们不停地打我，皮鞭、木棒都用上了。我的右手中指至今仍然无法伸直。我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们逼着我承认自己有“预谋”，我咬牙忍着，坚决不承认。天天处在绝望之中，不知还能不能活下去。后来，日本人把我关在了一个笼子大小的地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就这样坐了两个多月……

（五）抗争：澄清真相，讨还公道

“大爷，您恨日本人吗？” 记者问李体益老人。

“能不恨吗？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他停了一下，“回国以后，后来听说美国人要侵占朝鲜，再打中国。我马上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不能再让别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对我们了！不能再让中国人遭受那样的屈辱了！我在朝鲜呆了3年，回来后又到厦门几年，一直到1957年才回家与家里人团聚。”

如果不是面对着他们，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些老人沉重的讲述，你很难理解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这份感情。国破家亡，历尽屈辱的痛苦经历，使他们深深懂得了一个民族强大的重要性。

“大爷，您恨日本人吗？” 记者用同样的话问孟连其老人。

“我恨日本军国主义。”他不假思索地说，“日本也有好人，像田中先生，过去我们来回去日本的钱，都是他们捐献的。他们一直帮助我们澄清历史真相。大馆市请我们讲我们的遭遇，还有日本人不相信呢？东史郎亲自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竟然还有日本人不承认，否认南京大屠杀。我已经去日本5、6次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前文提到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若干年后知道了中国劳工推迟暴动的真相，他哭了，为这些遭受屈辱心地善良的中国劳工而哭泣……

中国劳工幸存者、旅日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一直在为讨回公道而努力。1989年12月22日，耿谆等4人以“花冈受难者联谊筹备会”的名义，发出致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首次正式提出公开谢罪、建立纪念馆和补偿损失三项要求。几次谈判未果之后，l995年6月28日，中国11名幸存劳工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起诉鹿岛公司。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耿谆等人提出的诉讼。2000年11月29日，鹿岛公司同意和解，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此协议至今在国内仍有较大争议。

后记

2002年，当我采访花冈惨案幸存的老人时，中间有一次忍不住跑出去哭了一场，回来再接着采访……

用文字，根本无法描述老人们所遭受的苦难。

我此生再也难忘那一幕：老人讲述时，语音颤抖，最后，泪水从他们忧伤的眼睛中无声地流出来……

尽管我的内心已经变得平和，但是，听着他们的倾诉，依然不能自抑。

我曾经采访过的老人，好几位已经不在。他们相继离开人世。他们惟一的愿望是日本人承认过去的罪行，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们坚定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历程。

中国人，永远不可以原谅日本刽子手曾经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的前辈们带来的灾难，永远不可以原谅他们的滔天罪行，永远！

为饱经苦难的老人们祈祷！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为了不使中日关系受到影响，这些老人被要求不得追究日本当年的虐杀罪行……更令人痛心和无地自容的是，日本发给幸存劳工的一点“和解款”（不是赔偿），幸存劳工的子女为争夺这一点钱大打出手……这些，从来没有公开写出来，但每每想来，都说不出的难受……】

200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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