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三部。
漠南蒙古即今天的内蒙古。
1636年，皇太极远征漠南蒙古，一举将其臣服。
漠西蒙古即今天的新疆准格尔一带。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数次亲征葛尔丹，收服的就是漠西蒙古。
漠北蒙古即以前的外蒙古、今天的蒙古国。
清朝年间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同样是在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臣服清朝。
至清代后期官方文书中，开始出现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
内蒙古一词指内札萨克49旗；外蒙古则指喀尔喀4部，有时也包括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每当大一统王朝建立、国力走向鼎盛的时候，边疆各部便会一一臣服。
而每当王朝末日、江河日下的时候，则四海风起云涌，边境各地纷纷走向独立。
清朝末年国力孱弱，沙俄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外蒙古。
在1907年日俄两国签订的战后密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之“优越地位”，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一切权利”。
尽管当时外蒙尚未在名义上脱离清朝，但从日俄之间的肮脏交易来看，外蒙的实际情况已与朝鲜类似。
沦为列强谈判桌上的筹码。
1911年7月，主张外蒙古独立的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率团出访俄国，得到了俄国军事援助。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瓦解。
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便在1911年11月联合俄国军队包围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年底，外蒙古王公喇嘛们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蒙古亲王前往圣彼得堡寻求俄国支持
作为继承清廷的中国官方政府，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经过与沙俄的多轮谈判，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等文件。
文件明确规定：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虽然名义上中国保住了“宗主国”的身份，但条约规定中国：
“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军队，不得移民”。
实际上是给予了外蒙超脱国家主权的自治权。
此后的岁月里，随着中国内地城头变幻大王旗，外蒙古时而独立、时而自治，事实上已脱离中国统治。
这种游离的状态持续了七八年，直到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发生——徐树铮收复外蒙。
徐树铮在库伦时期与外蒙古王公合影
熟悉民国史的朋友对于“徐树铮”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作为段祺瑞麾下的第一幕僚，他曾在北洋政府中只手遮天，导演过“三造共和”的大戏。
1919年10月，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兵收复外蒙。
此后，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驻防。
从清末就一直处于独立状态的外蒙古，再次被北洋政府纳入管辖。
一时间，国内恭维徐树铮的声音不绝于耳，连孙中山都来电称赞其为“当代班超”。
可惜的是，徐树铮在外蒙并没有摆平原先蒙古的王公贵族，而是一味强推新政改革，得罪了大量的原权贵势力。
假如北洋当时是一个强势政府，能hold住场面，徐树铮这些做法当然问题不大。
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救场”。
次年，徐留守在库伦的少量兵力被蒙军击败，中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自此完全消失。
回过头看，徐树铮这出“收复大戏”反而客观上加速了外蒙的独立进程。
1920年1月外蒙撤销自治仪式
时间来到1945年。
当时的外蒙古已经完全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就差变个名头挂牌“加盟共和国”了。
这一年的二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分配二战利益的关键会议。
会前，美国鉴于在太平洋的反攻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且原子弹尚未测试成功，预估全面击溃日本需牺牲一百万美军。
因此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要求苏联在对德作战胜利后，立即对日宣战。
斯大林作为玩政治的高手，自然是待价而沽。
他在会议上开出对日宣战的若干条件，逼迫罗斯福照单全收，作为“秘密协议”写入正式文件。
斯大林的条件如下：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
(a) 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给苏联；
(b)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亦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口为海军基地，也需予恢复；
(c) 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入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设立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先权益须与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东北的港湾与铁路等协议，须征求蒋中正委员长之同意，依斯大林大元帅之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取得该项同意。
关于上面的“秘密协定”，大家请注意最后一段。
读起来有点绕口，笔者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
牵扯到出卖中国利益的，必须让蒋介石和苏联再单独签一个条约（“须征求蒋中正委员长之同意”）；谁去负责摆平蒋介石呢？斯大林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取得该项同意”。
“该项同意”，自然就是指摆平蒋介石。
斯大林果然像是在道上混的，很懂江湖规矩——谁的小弟，谁负责摆平。
雅尔塔会议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去世，杜鲁门继任。
6月初，蒋介石的国舅、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白宫会见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时，方才得知雅尔塔密约中关于出卖中国利益的条文。
随后，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由强行施压蒋介石，要求中国尽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维护世界和平”，真是一个不错的借口。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认领了“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利益的所有条款。
其实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一直是宋子文兼任。
宋不想背这个“骂名”，在条约签订前两周辞去了外长一职。
背锅侠王世杰回国后，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
于是在国府立法院会议上，以95人赞成、4人反对（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两个月后，外蒙古在民国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的见证下公投独立。
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签约
蒋介石之所以很痛快的与苏联完成了条约签订，除美国的施压外，另有以下两个主要目的：
1、稳定中苏关系，减少苏联对共产党的支持；
2、保证对日作战的苏军在作战结束后，自东三省撤退，以利国军接收东。
对于第二个目的，国民政府作为“副件”写入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文本：
第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苏军从东北）撤退之期；
第二，作为苏军撤出东北的条件，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从日后的发生的事情来看，苏联“基本遵循”了从东北撤军的协议，但并没有严格遵守“三个月”之期。
另外，苏联也没有遵守条约中“减少援助共产党”的内容。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对苏联是气不打一处来。
对于这个背负了骂名却没捞到好处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更是恨的咬牙切齿。
1952年2月，台湾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美国的帮助下，“控苏案”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成为联合国大会第505号决议。
然而“控苏案”的结果无非也就是谴责了苏联一下，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同年10月，蒋介石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沉重检讨”：
“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
“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
不久，台湾宣布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撤回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成功实现“地图开疆”。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国加入联合国。
而当时拥有否决权的台湾，并没有参与表决。
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米高扬
时间回到1949年。
这一年的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米高扬赴西柏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此次会面中，毛泽东非正式地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
苏联对于外蒙“视若己出”，自然不会答应。
待到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新约”，这一页也就算翻过去了。
中蒙交界处的二连浩特国门
本篇的结尾，聊一个徐树铮和蒋介石的故事。
这两位“外蒙古往事”的当事人，渊源颇为深厚。
话说1922年徐树铮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曾在孙面前极力夸赞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
后来蒋介石发达，对徐树铮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
徐被冯玉祥暗杀后，蒋介石厚待其之子徐道邻，聘他为家庭教师，并委以国防委员会参事的职务。
1934年蒋介石撰写了一篇对日示好的文章——《敌乎？友乎？》。
思索再三，觉得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不大合适，便借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具有“深意”。
一时间，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徐道邻暴得大名。
这便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借文成名”事件。
奉化溪口小洋房，蒋经国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1937年初，在苏联做十二个年头“质子”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蒋经国的“质子岁月”》）
为了洗掉小蒋在苏联所受的教育之“流毒”，蒋介石安排儿子在奉化溪口读《孟子》和《曾文正公家书》。
而陪伴指导小蒋的正是徐道邻。
因为这段经历，蒋经国后来称徐道邻为“夫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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