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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胡诌博士(Dr. Bullshitting)
2018年3月，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第四年，机缘巧合，我加入了一家位于芝加哥城北的早期医疗风险投资机构实习，名叫ARCH Venture Partners，一直到2019年中要写博士毕业论文才离开。
我一直对风险投资感兴趣，但一直以来，耳熟能详的都是位于硅谷的VC——红杉、光速等位于Palo Alto著名的沙丘路的科技风险投资机构。那几年也正是互联网科技创业最火热的几年。（后来我在沙丘路又有一段奇妙的经历，留到下次再讲。）
在当时的中文世界里，很少听说过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叫ARCH Venture Partners。

去了之后才发现，ARCH竟是一家顶级牛逼的VC。他们的故事，在美国早已经被奉为经典。直到2019年，中国大地上，生命科学的创投变得炙手可热。红杉资本的沈南鹏开始频繁在公众场合和ARCH的老大Bob Nelson互动。
2020年在旧金山的JP Morgan Healthcare大会上，直接请来Bob Nelson本人同台对话。Bob Nelson也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未来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变成医疗公司”。
图 ｜ 2020年JP Morgan Conference 
我当时就坐在会场，当时想，“老板可真敢讲…”
此时已经是2020年1月，国内的生命科技创业已经如浪潮般涌来。创新药、液体活检、基因疗法、基因编辑、干细胞、合成生物学、AI制药，各种创业公司如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样出现，他们成立不久就拿到大额的投资，还有迅速攀升的估值。看到让人不禁感慨，21世纪真的是生物的世纪啊。
之后新冠疫情席卷世界，然后Moderna的出现，让人们似乎认识到，生命科学可以拯救世界。并且，众多互联网大佬纷纷退出一线，并表示自己的下一站是生命科学。于是，做投资的朋友陆续开始问我，ARCH的投资风格是怎么样的。
而我，竟似乎成了离ARCH最近的中国人。
（然而并不是）
01 ARCH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极少有人知道，知道的都是我告诉他们的。ARCH的前身，其实是芝加哥大学和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内部的科研成果转化部门。80年代，芝加哥大学决定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保护和转化，据说因为当时一位教授发现了一个药物分子，由于保护专利的意识不强，被外面公司无偿拿走了，而这个药物最后成为了一个billion dollar drug。
所以芝加哥大学从业界找来了Steve Lazarus来牵头成立一个机构来转化IP。为了行事方便，还让Steve Lazarus当了Booth商学院的副院长（当时Booth还不叫Booth）。Steve就从商学院的学生里面找来了几个MBA学生当兼职，其中就有刚刚27岁的Robert Nelson，和32岁的Keith Crandell。他俩后来也成为了ARCH的一号和二号人物。他们这些人，后来被称为“57th Street Irregularities”——57街不守规矩者，而Booth商学院正是位于芝加哥城南57街。
当时第一期基金募集了400万美金，投了9个项目，一半死了，一半活了下来。他们赚钱了。芝加哥大学一看，说，这不行，赚钱不行，我们是非盈利组织，享受税收减免，不能赚钱。所以ARCH不得不从芝加哥大学拆分出来，当时取名字，因为是芝加哥大学Chicago和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就用了各自两个字母，组成了ARCH，同时，ARCH又有连接的意思，寓意成果转化。
若干年后，Bob Nelson回到了家乡，成立西雅图办公室，而Keith则继续带领芝加哥办公室。于是后来就有了ARCH Venture Partner的故事。
02 ARCH的组织架构
第一天去办公室报到，我坐在从市中心到城北的轻轨上，一路想象到了办公室的场景：那肯定得是类似《华尔街之狼》里面的场景啊，毕竟金融行业，风险投资又是金融行业的顶端，一堆人围着电脑屏幕热火朝天地激烈讨论，可能时不时还有几个f-word冒出来。
想到这里，我还不由自主地整理整理了自己的领带。一年前从奥特莱斯买的，我一个常年混迹实验室的老博士也用不上几回。
然而刚走出轻轨站，就感到一丝不对。这地方有点荒凉吧，怎么空气中还似乎飘着一丝养牛场的味道？
果然，走进办公室，整个办公室静悄悄，前台大姐说在会议室里稍等一会儿。2个小时后，我就见过了所有的未来同事。整个芝加哥办公室才10个人，这还加上了1个前台，1个IT，1个行政，1个财务。所以，最后投资的只有2个合伙人，1个Principle，3个Associate。而这3个Associate，还是最近半年刚入职的。（现在多了几位，包括我的博士班同学Peter Mintum）。
我小心翼翼地问，Keith，咱们芝加哥办公室人感觉人不是很多啊？他说ARCH所有的非投资部门，都放在了芝加哥，芝加哥办公室是最大的。好家伙，后来得知，三番办公室就俩人，一个合伙人和一个associate。
图 ｜ 会议室里面的IPO板墙
谈罢转身离开，看到会议室墙上挂满了ARCH投的公司的IPO板。大大小小近百个IPO，分明见证着这家低调公司的不平凡。我心里想，这么几个人，怎么投了这么多项目？还都IPO了？带着疑惑，我坐上了返回芝加哥南城的轻轨。
03 ARCH的投资风格
知道ARCH的风格，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我当时已经干了一些活，主要是筛ARCH收到的创业公司的BP。ARCH内部有一套自己的分析项目的框架，我的任务就是照着这个框架，去分析收到的数千份BP，提出comments，写summary，跟创业者开会，跟associate/principle讨论，就这样，几个月下来，竟然看了近百份BP了。
从这些练习中，和同事的交流中，我知道了一些ARCH的投资风格。
第一点，ARCH想要投平台型技术，其次才是技术平台。这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平台型技术，是那种可以运用到完全不同领域/赛道的技术。这种技术，横空出世，可遇而不可求。我在的时候，基因编辑正火，张锋一夜之间名满天下，MIT和Berkeley的CRISPR专利之争，也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ARCH当时应该是认为基因编辑是平台型技术，先后第一笔钱投了Beam Therapeutics、Verve Therapeutics、Arbor Biotechnologies。这几家公司背后站着的是张锋、David Liu这些基因编辑的大神级人物。
第二点，ARCH孵化公司，并且深度参与投后。ARCH的投资团队很小，却有一个十几个人组成的Venture Partner团，以及围绕在ARCH旁边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大药企高管。Venture Partner的作用，不是看项目的，而是直接下场掌舵被投企业的，比如投了Beam，John Evans就去当了CEO。后来又投了Arbor，Beam的一个BP Director去当了CBO。
今天很多中国的VC也想学美国的ARCH、Flagship这样自己组局孵化公司。但是由于国内没有跟美国一样的几十年行业里面培养的人才库，加上质量良莠不齐的IP，这种模式似乎还走不通。鲜有国内基金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三点，ARCH要做早期投资者里面，胆子最大的那个。Bob Nelson曾说，他的同行，其他投资人，Atlas、Flagship，他们胆子都很大，但是还是没有我们大。ARCH投超早期，往往只有一个idea，或者一个专利，ARCH就敢于下重注，而且几乎不做什么尽调。
Bob Nelson有一次说，“我们为什么要招associate（和实习生）？我手机里有20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电话，有什么项目，我打个电话问问，他们说行，我就投了。”
写到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前几天跟一个做VC的朋友聊起，她说他们发现，他们不怎么做尽调的项目（俗称“盲投”）成长得都不错，反而好好做尽调的项目不咋地。
因为没什么尽调，所以ARCH一直都是小团队，没几个人，合伙人自己找项目、看项目、投项目。很多人也因此觉得ARCH的模式太重人，不可复制。
04 教授创业，投还是不投？
当下这个话题在创投圈是最热门的。几篇公众号文章刷了屏——《中国的投资人都在抢教授》、《VC抢教授，教授却不愿意全职创业》、《有一群教授在找CEO》。
教授创业，ARCH投不投？当然投，而且是下重注。只要张锋成立公司，ARCH几乎必投。
但如果符合以下几个条件，ARCH应该不投。
  • 教授不愿意全职创业，还要占大股；
  • 教授要自己掌舵公司运营；
  • 教授夫人还在公司任职；
有一次聚餐，Keith说到，过去30年，他投的符合这三个条件里一个的，都没有做成。他的样本可能不多，但关于教授创业投不投，美国VC是交过学费的。中国VC正在重走这条路。
所以，现在美国教授创业的结构，基本配置是：
  • 教授当科学顾问，占小股；
  • 教授不参与公司运营；
  • 行业资深人士当CEO，比如Beam的John Evans；
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生命科学行业资深人士的缺乏。美国生命科学行业有几十年的人才积累，很多极具经验的grey-hair（指头发有点花白的人）。所以教授创业，找不到CEO；VC组局，也找不到CEO。
这同时也给国内一些年轻的创业者留下了机会。基本的人物画像是：30岁上下，在美国/国内名校拿到材化环生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授，有着2-3年的行业经验，见过美国的模式，有创业冲劲，又没有退路。
这些年炙手可热的项目的创始人兼CEO，都是如此。晶泰的温书豪、赖力鹏，neoX的陈航，bota的崔好，metis的Chris Lai，启涵生物的杨璐涵，深势科技的张林峰，蓝晶的张浩千、李腾，Light Intelligence的沈亦晨，衍进的晁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正在追逐他们的步伐。The list goes on.
那些追着知名教授的投资人，不妨尝试追着符合这样画像的人。
05 在Booth商学院，给Keith当助教
我这么说，是因为当年我在ARCH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就是去追教授，跟教授探讨怎么做成公司。
ARCH跟美国200所大学的Tech Transfer Office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大学定期会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创业项目推到ARCH这里。这里面绝大部分是不适合做成公司的，从“垃圾”里面找”金子”，这种任务毫无疑问是落到实习生的头上。
当时Keith还在Booth开设一门MBA课程，我担任他的助教。这是一门关于创业投资的实践类课程，MBA学生的任务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和阿贡国家实验室找教授的成果，并尝试做成一家公司。（我估计这八成就是Keith当年跟着Steve实习的时候干的事情。）
MBA学生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我这个助教兼老博士，就成了他们的技术负责人。当时我们找到了生物系的Cathy Nagler教授，她发现一种可以在肠道缓释的微生物药物，能够减少家禽因感染细菌而死亡。当时药物就是用的高分子纳米粒子来实现缓释（好巧不巧，我博士就是研究纳米粒子动力学的…）。
我们四个人的小团队，开始分析技术路径、潜在客户访谈、市场分析、商业化路径建立、做BP融资，还参加了NSF资助的I-Corp项目，以发现潜在客户画像。（I-Corp这个项目，我竟然参加了3次，鬼知道我博士期间都干了些啥？！但我还发了5篇一作文章呢，So）
图 ｜ Booth商学院NVC半决赛之夜
我们用这个项目，还参加了Booth商学院一年一度的逐梦创业圈项目——New Venture Challenge，由商学院最耀眼的创业学明星教授Steven Kaplan带队。我们的项目还进入了半决赛。半决赛之夜，我还模仿了奥巴马同学演讲时候的经典手势，结果当然是东施效颦了。
06 后记
其实，最后我也没有能够加入ARCH，我也已经离开芝加哥很久。回忆这些，就当作为一个记录，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南城的海德园，有过一些美好和奇妙的经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也发生在那里。
最近一年，芝加哥大学和海德园，因为恶性暴力事件，而被中文媒体介绍。这一部分是因为新冠疫情加剧了矛盾，一部分是芝加哥市政府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美国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不展开了。
但至少我在的那5年，芝加哥南城的海德园和周围的帮派，基本还是相安无事。至少白天在海德园溜达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曾经在海德园溜达，以渡过那些寂寞的时光。

只愿海德园以后不再有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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