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司马南太牛了，而是联想沉默得太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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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 / 刘胜军

联想事件舆论发酵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不是因为司马南厉害，而是因为联想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沉默。

不能因为司马南对联想的批评不专业、有煽动性，就否定其批评的权利。当然，其他人也有批评司马南的自由。我们都应有伏尔泰的胸怀，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不必担心司马南的批评会冤枉联想，因为社会给了联想公开回应的权利以及诉诸司法保护的权利。
不能简单指责司马南的批评会影响整个民营企业群体的发展，因为司马南并没有针对民企整体，而是针对联想的个案。指责司马南打击民营经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何尝不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言论霸权思维？不让司马南批评，难道公众的疑问自动就不存在了吗？要让公众心服口服，就必须开诚布公的讨论。
指责司马南操纵舆情也是不对的，是对社会公众的不信任，是典型的“精英思维”。司马南一个人就能决定舆情？亿万公众都是傻子？如果操纵舆论这么简单，联想也可以去影响舆情啊？！须知，真理越辩越明，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居然不敢面对一个大v，的确是极为反常，真的成了柳传志担心的“窝囊废”。
舆论不断发酵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不是因为司马南厉害，关键原因是联想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沉默。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此时此刻，沉默不是金，而是自残。
司马南pk联想这件事，针对的其实不是民企，而是国企。如果我们不能直面此次争论，其实是回避矛盾。在国企改制中，管理层激励或者购买股份是最重要但又最敏感、最易引发争议的难题。把这件事讨论清楚，对于未来的国企改制，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国企改制不能是一本糊涂账，更不能暗度陈仓。当年的“郎顾之争”很可惜，未能产生“建设性的结论”。我们不应该再次错过把这一敏感问题捋清楚的机遇。那种害怕争论的思维是逃避主义。争论，不是为了纠缠于过去，而是为了照亮未来，这是很多人都未能认识到的一点。
企业家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也很不容易。但不能因为这些原因，就认为企业家有不接受公众批评和监督的特权。
有人担心，“问题是，这么一出演完，下一出是谁？哪个企业家走上下一场的审判台？”这种担心其实是偷换概念：司马南提出的都是具体的、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问题（虽然有不专业和夸大其词），而非胡搅蛮缠式的恶搞。我们反对那种文革式的上纲上线，但应该尊重基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甚至质疑。
企业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企业家也有优劣之分，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社会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优胜劣汰，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联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即使不是股东，普通民众也有批评的权利。况且，由于联想仍有部分股份属于国有，每个中国公民理论上都是联想的“终极间接股东”，当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国企改革如何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本就是国企改革必须要过的坎。
联想虽然有不回应的自由，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联想的不回应是失策的，反而更加助长了公众的怀疑心理。联想不公开回应，反而试图通过“公关”去搞定司马南，此举的确令人怀疑联想是否战战兢兢、心虚不已。
不能因为高管薪酬经过了董事会程序，就认为公众不能批评。在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是极为普遍的问题。美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的就是这一问题。
司马南对联想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控，存在计算错误。在剔除少数股东权益后，转让价格高于净资产，至少从表面上并未违反政策规定。
联想改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曾茂朝原来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后来“代表中科院”出任联想董事长，引入泛海之后，曾茂朝夫妇获得联想股份。问题是，以曾茂朝的身份，他获取联想股份的过程是否公平公正透明？
质疑联想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并不是为了否定联想改制的必要性和联想改制的实际效果。不能因为结果正确，就不能质疑过程中的公平问题；也不能因为过程有问题就否定整个改制本身。
对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本身当然无法做出权威性的结论，需要政府部门介入。
联想改制引入泛海时，曾经提出一系列限制性条件，被质疑是在为泛海“量身定制”。从后来泛海果真又把部分股权转让给联想管理层的情况来看，这一质疑是朴素的、合理的，况且从各种因素来看柳传志和卢志强的确“私交非同一般”。
“正是因为他们在购买联想股权的过程中有大量借贷，所以在符合逻辑、可以解释清楚的上下区间内，薪酬委员会会倾向于给出更高薪酬，以助还贷”，这种解释是一种滑稽的强盗逻辑。
联想高管领取高额薪酬的一个理由是：公司高管有不少外籍人士，中方人士薪酬须国际接轨。这种解释虽有道理，但不充分。由于国情的差异，一家跨国公司不同国籍的高管实行与各自国情挂钩的薪酬并非不可行。
企业不是生存在真空中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理应接受社会舆论的评判。舆论只有批评的权利而无强制的权力，因此上市公司可以不理睬舆论，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拥抱舆论以改善公众形象。格力电器董明珠的股权激励计划也遭遇了舆论风暴，但最终依然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无论程序上如何合规，联想高管薪酬的确偏高，脱离了公司业绩基础。虽然公众没有权力去强制改变，但完全可以提出质疑。
虽然研发收入占营业收入只有3%，并不等于公司没有技术含量，但从如今联想的科技创新能力、规模、发展阶段来看，联想申请科创板IPO的确有“占便宜”的明显动机。
电脑属于激烈竞争行业，联想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差异，应该属于市场竞争的结果，不应指责为国别歧视。
批评联想的今天，不是为了否定联想过去的成就。不能因为联想过去很辉煌，就不能批评它。批评也是爱护，希望它不要像诺基亚、柯达、摩托罗拉那样“死于安乐”。
在2018年的5G投票争议中，柳传志的“朗朗乾坤……窝囊废”之类的回应，的确过于煽情化，并非科学的态度，希望如今能理性回应社会关切。
联想的确老了，不了解时代，不了解公众情绪，带着旧式的傲慢，笨拙的公关更令人大跌眼镜。
任何企业和企业家，都应该闻过则喜。唯有拿出“周处除三害”的历史勇气，才有可能“塞翁失马”、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