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候以为，当两个人交易协议中的条款一定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实的合同并非自足的道德工具。

有人说，合同是根据法律制定的，又是自愿签订的的，当然就是公平的。

问题是：交易的一方可能是个更好的谈判者，或者有着更好的交易地位，或者对所交换物品的价值了解得更多。

只要实际的合同实现了两种理想一一意志自由和互惠，那么它们就具有道德分量。但是，这两者总是不能同时出现。有些协议尽管是自愿的，却不是相互获利的；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仅基于互惠而有义务偿还一种利益，甚至都不需要合同。这便指出了同意的道德局限性:在某些情形中，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不需要同意。

橡皮清洁工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橡皮清洁工”成为纽约街头一道令人生畏的风景。他们配有一块橡皮清洁刷和一桶水，会突然降临到一辆停在红灯前的汽车，然后开始清洗挡风玻璃（经常不问驾驶员是否允许）并索要费用。他们正是基于休漠的承包商所授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理论而进行运作的。然而，如果没有同意的话，执行一项服务与行乞之间的界限就会经常变得很模糊。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 Rudolph Giuliani）决定全力打击这些橡皮清洁工，并命令警察逮捕他们。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道德主张都包含了同意，然而，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互惠的独自分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生活。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婚姻的契约。假设我这一方在忠诚于婚姻20年之后，发现我的妻子一直在与另外一个男人约会，那么我可能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而在道德上感到愤怒。第一种诉诸同意：“我们有一个约定，你发过誓，你违背了承诺。”第二种则诉诸互惠性:“我这一方一直如此忠诚，我当然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这不是回报我的忠诚的方式。”如此等等。第二种抱怨并没有涉及同意，它也不需要同意。它在道德上似乎是合理的，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交换结婚誓言，而是作为伴侣生活了这么多年。

何时同意并不够：儿童的棒球卡

让我们来考虑两种体现出同意本身并不够的情形：在我的两个儿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收集棒球卡并且相互交换。大儿子对那些棒球球员以及卡片的价值了解得更多，他经常向弟弟提出一些不公平的交易一比如，用两张能打各种位置的内野手来换小肯・格里菲（Ken Griffey，Jr.）。因此我订立了一条规定：只有经过我同意，才能完成交易。你们可能认为这是种家长式的专制，确实如此(这就是家长式专制的目的)。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中，自愿的交换显然是不公平的。

奸诈的保健品推销员，一很高的价格把保健品卖给老人，老师是同意的，但是优势被忽悠的吃了大亏。

更有甚者，电信套餐是公平交易吗？保险合同都是公平交易吗？老师与学生谈恋爱是公平交易吗？

......

这些事例说明了现实的合同所具有的两点道德局限：

首先，一项协议的事实，并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
其次，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主张。这种合同并不能作为相互获利的手段，因而它并不尊重互惠的理念。

同意并不是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一项不平衡的交易可能远没有达到相互获利，以至于其自愿性特征也不能使它免受责难。现在我想提出一种更进一步的、更具挑衅性的主张：同意也不是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如果相互间的获利足够明确，那么，即使没有同意的行为，互惠性的道德主张也可能站得住脚。

设想完美的契约

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告诉了我们与契约道德相关的什么内容呢？

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然而，大多数实际的契约都缺乏这些理念。如果我与某个具有更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人打交道的话，我的同意可能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或者在极端情形下，是被强迫的。如果我与某个对我们所交换之物更为了解的人谈判，那么这一交易可能就不是相互获利的;在极端情形下，我可能是被欺诈或蒙骗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处境大不相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交易力量和知识总是可能的。而只要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协议的既成事实本身就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中的契约并不是自足的道德工具，我们总是能合情合理地质疑：“他们所达成的协议是否公平呢？”

那么，为了保证公平正义，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