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感觉很适合讨论富有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民生话题,比如囤货。
寻常人家,哪怕再热衷于买买买,也不可能把住所变成仓库;但如果是国家出手囤货,采购就会走向另一个数量级。石油、棉花、金属、糖浆、猪肉、蔬菜、咖啡、葡萄干……都能变为令人安心的储备。
从1953年开始,中国就格外重视建设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以至于给外界留下了热衷囤积民生物资和大宗商品的印象。从规模上来说,中国在粮食、猪肉等方向上的储备确实足够惊人,但从比例上来说,这更像是一个人口大国最基础的居安思危。
另外,就像企业会关注周转、清理库存那样,国家储备其实也是一个与市场紧密合作的流动体系。如果你对储备物资的管理办法略有了解,就会发现,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美国医疗系统囤的)N95口罩也会过期,逢年过节出现在市场上的储备猪肉却不一定会过期。
而在国际市场,近期与储备最相关的新闻之一,就是美国联合日本、印度、英国等多个国家,释放了总计超过1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试图抑制油价上涨。但是这个策略实际上失效了——短期内油价不降反升。
政府到底投放多少储备,才会真正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路追踪到了十多年前的中国糖市场和棉花市场。结果发现,调控价格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国家囤货”这件事。
以下为本期节目的内容节选。
国家战略储备,主要储备些什么?
广义的国家物资储备,其实含义很广。一部分是非实体概念的东西,比如金融资产,最典型的就是外汇储备;另有一些虽然是实体物品,但普通老百姓也没法把握,比如土地。
所以我们想讨论的主要是是所谓民生物资,比如石油、煤炭、粮食、棉花、糖、油、盐、肉、蔬菜等等。比如北方朋友可能会熟悉一个名词“冬储大白菜”,就是冬天要囤一堆大白菜过冬,甚至还有人会做倒腾大白菜的生意。实际上,像大白菜、土豆、洋葱这些容易储存的菜,也会出现在政府的储备清单上。另外去年疫情期间,像口罩、防护服、药品这样的医疗物资储备,也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点。
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逐渐建立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一开始学习的是苏联经验,那个时候是真的战备物资,就是为了应对战争而准备的。后来这个体系慢慢成熟,加上经常参与市场交易,那些跟民生相关度比较高的部分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跟民生相关的储备,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食品,比如今年以来价格波动幅度不小的猪肉。
其实猪肉储备制度在1979年才开始形成,比整体的国家战略储备体系晚一些。大家觉得它比较重要,主要还是因为猪肉在中国人的菜篮子里是个非常稳定的需求,是刚需,市场端对于价格波动很敏感,国家每个月会公布的CPI,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宏观指标上,猪肉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
那么像猪肉这样的物资,中国要储备多少呢?
有一个大致的测算数字是,全国各地总计可能储备了150万吨猪肉,按一头猪120公斤来算的话,就是1200多万头猪。听上去很猛但中国一年实际上要消费4600多万吨猪肉,也就是说储备大概是一年消费量的3.2%。当然,150万吨这个规模在别的国家已经很大了,相当于日本半年的猪肉消费量。
再比如石油。今年6月新华社报道过位于宁波镇海的一个储备基地,建有50多座巨型储油罐,每个罐都可以储存10万立方米的原油。储油罐单个直径80米,高22米,相当于一个8层楼高的封顶的足球场。
当然,石油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基本上储备了石油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印度,储备量都很大。因为他们中多数都是国际能源署(IEA)这个组织的成员,而IEA本身对成员国有一个最低战略石油储备要求,大约是这个国家90天的石油净进口量。如果是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相应的储备量就会非常大——和前面猪肉的3%对比就很明显了。
也就是说,首先,石油的储备是受一个国际组织影响的,是全球的事;其次,它储备的量特别大。
这就是所谓国家战略储备里面战略的一面,这类商品的价格涨跌,不单关系到自己,还会辐射到别的产品,甚至直接影响全球经济运转。IEA成立于1974年,正是因为全球当时受中东战争影响出现了石油危机,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并不是IEA的成员国,尽管我们囤了很多石油。
,还有一些国家会战略储备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瑞士瑞士可能全球最热爱储备物资的国家之一,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储备可以供全国居民用至少3个月,省一省可以用6个月。在必要食品之外,瑞士一度还囤了1.5万吨咖啡生豆。2019年,瑞士政府提出“咖啡并非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想把这部分从储备列表里剔除出去,结果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
再说美国除了石油之外,美国在二战之后一度还储备了很多葡萄干。这些葡萄干本来都是军用物资,打完仗过剩了,美国农业部在1949年就翻出来一条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法令,规定果农要把每年生产出来的一半葡萄干送到国家储备库里。于是葡萄干越存越多。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个储备制度违背了美国宪法,之后就被废止了。
战略储备是怎么管理的?
储备肯定不是为了单纯囤着,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战略储备是怎么管理的?
在中国,关于国家储备的管理,有个基本问题:所谓国家囤货,到底是哪个机构部门在管?也就是说,谁来决定囤什么货、囤多少、怎么囤、囤在谁那儿?
虽然中国热爱囤各种货,有一个比较大的bug,就是没有一部专门的战略物资储备法律更多是在政策层面,通过发各种办法、规定之类的文件来调节。比如储备肉、储备粮、储备糖,都有各自的管理办法。每年要囤多少石油、天然气,要靠国家能源局来做整体规划。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国家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和民生相关度最高的粮食、棉花和食糖储备,以及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管理,都整合在这个部门里。然后国储局在各级政府里也有分局。
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比较相关的,有一个机构,叫中储粮集团。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负责粮食、棉花这些实物的日常储备和管理。假设中储粮集团今年想多建一个粮食仓库,资金也是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拨付的。
当然,中储粮集团也没法包揽所有的储备管理首先有一些东西不放在它那儿比如前面提到的石油,就是委托中石化、中化集团管理的其次,我国的粮食储备量其实特别大,光靠中储粮也放不下,所以其他想要参与战略储备管理的企业,可以申请拿中央储备粮的代储资格,由企业替国家囤货。
从全球范围来看,其实企业储备在很多国家是更重要的储备手段。
举个例子,日本其实是中国之外,全球少有的也会建立猪肉储备的国家。他们的储备政策分得很细,只有在价格非常动荡,市场已经快失灵的时候,才会由政府去收储、放储。如果只是市场疲软,市场价比政府指导价低,政府会补贴差价,让养猪的团体、或者猪肉加工的行业协会自己去囤肉。也就是政府指挥或引导企业做事,这就减少了政府储备的压力。
中国的战略储备中有很大比例是民生物资,其中还有很多生鲜食品,不能一直放在那里不动,同时储备规模又很大,有效期又短,怎么操作呢?这就涉及到战略储备的一个重要概念——库存周转。
主要有两个解决思路。一种是把原材料或者活体,与成品结合起来储备。以猪肉为例,中国的猪肉就是分成活猪和冻猪两种储备方式的。假设一个养殖场里,1000头猪是储备猪,只要保证随时随地有1000头符合规格的猪可以供国家调用就行。这样就避免了大量储备冻猪肉的压力。
另一种思路,跟清理冰箱一样,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限,不断清理旧有库存。还是以猪肉为例,原则上储备的冻猪肉,每4个月就要轮转一次,超过4个月的猪肉就会被直接投放到市场上。所以严格来说,这些储备猪肉不是所谓的“僵尸肉”,因为没有在冷库里放太久。
粮食也是类似的。按照《中央储备粮油轮换管理办法》的规定,长江以北地区的稻谷储存年限2至3年,小麦3至5年,玉米2至3年,豆类1至2年长江以南的小麦、玉米储存年限要更短一些。
超过年限的粮食,会以拍卖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上去。有些品质还不错,会在加工后变成市面上出售的、有品牌的各类粮食;品质比较一般,更适合做饲料。但只要陈粮卖出去了,腾出来的空间,就会被新收购来的粮食填补上。
那么,我国的粮食中,到底有多少比例是流向储备系统的?
主粮储备是一个非常复杂专业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库存消费比”,政府储备与商业产品库存之和,与当年消费量的比值。2019年年底,中国的稻谷库存消费比超过86%、小麦更是超过91%。
农民种出来的粮食理论上可以有好几条销售途径,比如卖给国家粮库、卖给经销商也就是粮贩子,也可以直接卖给来收购的加工企业,就看谁出的价钱高。但是国家的粮食收储体系,多年来都使用一种叫“托市收购”的策略,只要粮食的市场收购价低于国家制定的最低收购价,就按国家标准收购,以保证农民利益,保证市场稳定。在市场销售情况不好的时候,这会导致很多粮食流入储备系统,国家的储备负担变重了。
是说,粮的储备虽然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政府层面的行为,但是整个粮食的交易又经常是市场行为,因此有很多环节需要磨合。当然另一方面,市场和储备体系的结合,也能提高效益。比如有些地方农民种的粮食品质很好,但是卖给品牌的渠道不畅,卖给粮站价格又太低。品牌就可以和粮站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原先粮站的收购价是1元钱一斤,品牌因为这个粮食品质好,愿意每斤1.2元买进。但它不自己直接去买,而是请粮站直接以1.2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粮,其中0.2元的部分由品牌付给粮站,等到这些粮轮转出来了,品牌再直接把1元的基础价补给粮站就可以了。
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农民一次性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企业避免了直接采购的大笔支出,也省去了自己去分散收粮的难度;粮站实现了平进平出,不再是折价卖粮。
所以只要在制度上下功夫,储备体系也可以很好地跟市场相结合,本质上就是把它变为一个周转效率更高的仓库。在上面这个例子里,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粮站自己提升了储藏技术,而且更积极地参与市场交易了,粮食的周转周期从3年变成了1年,损耗率变小了,这个方案才能推进下去。
储备发挥了什么作用?
理论上,国家囤货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一种是肯定像战争或者疫情这种紧急情况,另一种则是要应对市场的一些波动。
最常见的波动其实就是某个产品的快速涨价。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价格反映供需关系,快速涨价表明供不应求。那么此时国家向市场增加投放,是不是就可以抑制一下价格?
回到美国释放石油储备这件事。照理说,这次动静不小,还联合了好几个国家。但这个行为似乎并没有对美国本土的石油价格造成什么影响,而且不降反升。
因为市场还是比较精的,主要看的是数量级。美国这次投放的原油储备有5000万桶,其实只相当于全国两天半的消费量。加上其他国家的投放,可能最多也就是1亿桶到1.2亿桶。听听很吓人,实际也就是全球1天的原油需求,是真正的“杯水车薪”。
我们有时候觉得,储备一投放,市场价格就降下来了,实际上还是因为投放和观察的范围都有限。如果储备菜就是盯着几个市场、几个渠道大水漫灌,那局部的影响肯定很明显。但总体上,还是要回到数量级和比例的角度来看供需关系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2006年,国内糖价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当年,国家有关部门通过12次抛售,释放了112.9万吨中央储备糖,全部投向国内供应。这个规模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消费量的10%以上,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供给变化。所以,10个月内,国内糖价确实从5800元/吨回落到了3800元/吨的正常水平。
另外,当时负责投放这些储备糖的华孚集团也提出,如果想要真的满足日后需求,就得继续上调储备规模,原先160万吨的上限得至少涨到240万吨,相当于2007年消费量的20%以上才比较保险。后来广西财政厅课题组还专门做过一个《广西蔗糖储备财政政策研究》,研究了24次国储糖放储后的价格变化,发现其中有15次价格反而是上涨的。
所以理论上,越大的经济体,想要通过国家收储或是释放储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价格体系,相应地也会背上更重的负担,而且调节的效果还不一定好,有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用政策调节价格这件事,改变供给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还要看干预执行的时机、市场的认知反馈,以及一些更宏观的背景。总体来说更像是心理战,而不是价格战。在市场机制中,价格是自然形成的,更接近于信号,或者说结果;在计划机制中,价格可以是人为制定出来的。如果只是调节价格本身,就会给供需双方传递错误的信号,让市场紊乱,甚至叠加更多的非理性。
当然,在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局势还比较紧张、全球供应链也不顺畅的时候,奢谈市场机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像这次各国释放原油储备,一方面是疫情之后一部分市场需求大增,另一方面全球物流阻塞,尤其是海运,等于是原有的全球石油贸易体系出现了一些故障。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恰是储备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安全感的由来。
但是,再好的救助机制也无法做到永远万无一失和及时高效。在德国政府发布的一份灾害应急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灾难是生活的一部分”。应对眼前的灾难,这是储备显而易见的价值,但我们更要理解储备的局限和边界,只有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才更接近生活的全貌。商业就是这样。
| 主播 |
肖文杰|《第一财经》杂志主笔
许冰清 | 《第一财经》杂志主笔
| 你可以在本期节目听到 |
01:09拿大最近释放了2.3万吨“枫糖糖浆战略储备”
04:32 中国的储备猪肉量大致相当于1200多万头猪
07:06 指导全球多国石油储备的IEA,本身就诞生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15:55 新冠疫情来了,美国医疗储备中的N95口罩被发现过期了
21:08 “市收购”政策如何让储备粮变成了“转圈粮”?
24:16 美国释放石油储备,为何油价不降反升?
| 延伸阅读 |
路透社关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SPR)的知识点小总结。
NPR对于加拿大枫糖糖浆储备的(正经)报道。
路透社对于中国大宗商品战略储备的知识点小总结。
关于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宁波镇海石油储备基地,主要细节来自于这篇文章。
储备粮在拍卖时,品质不一定都在最佳状态,有一部分只能做饲料。
提及美国医疗物资的储备时,我们也想推荐这本实用、简明的安全应急指南,由《第一财经》旗下“未来预想图”团队出品。
《纽约时报》2019年针对中国猪肉储备的经典报道。
《时代周报》关于“托市收购”制度的一个入门报道。
《经济日报》对于“托市制度”的讨论。
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一个品牌与粮站合作收粮的案例,就出自这篇报道。
关于华孚集团释放储备糖以平抑物价的故事,来自这篇文章。
虽然没有查到原文,但我们还是根据这篇文章,引用了广西财政厅课题组《广西蔗糖储备财政政策研究》的一些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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