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历史不仅证明了列宁的深谋远虑，更证明了自由派的无能和人民的虚伪。（本文写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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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零四周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暴动中，史无前例的理想国在一个巨人的钢铁意志驱使下得以从混乱中诞生。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如果马克思（Karl Marx）堪比伟大的先知耶稣，那么红色苏联则是人类永恒真理缔造的国度，而缔造新世界的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就是不折不扣的圣彼得（Saint Peter）。
这位将马克思空想幻化为现实铁幕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豪杰，曾这样描述他对政治的看法：“政治运动从来不是涅瓦大街干净整洁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若是害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那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摘自《《列宁选集》第4卷）
在1917年的大动荡中，红色圣彼得完美践行了这一原则，以超脱道德的现实原则和钢铁意志，推动了一场扫荡万物的大革命，最终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人类走向，并将东方世界拖进了马克思的理想国。
革命起风暴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最杰出的首相、著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索尔仁琴科（Saulrenchenko）最为推崇的英雄，同时也是当代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最钦佩的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在遇刺前不久，曾以无比清醒的政治远见，慎重警告自己的主君（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对于当前的王朝政治来说，大国间的战争会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必将引发难以挽回的灾难，愿陛下慎重对待那些好战的冲动愚言。”只可惜，俄国的沙皇忽视了这位大政治家的明锐洞见，逐渐沉溺在遍布俄国朝野的好战呼声中。
1917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俄国的斯拉夫教胞塞尔维亚宣战，7月30日，沙皇在俄国好战舆论的推动下，宣布对奥匈、德国进行军事动员。8月8日，俄国政府的动员在议会上得到了各个主要反对党团的狂热支持。战争在短期内强化了沙皇政府的统治，焚烧工厂的罢工和冲击政府的游行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德国人的商店被打砸和彼得堡德国大使馆被捣毁。
然而，诚如斯托雷平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对于俄国统治者逐渐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灾难。
据梁士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记载，随着战争所需的支出越来越大以及海外贸易断绝的影响，从1915年开始，俄罗斯出现了普遍的粮食危机，食品价格在一年之内上涨了500%以上，城市人口的生活困难急剧攀升，面临挨饿的危机。以彼得格勒为例，每天最起码450车皮的粮食和燃料才能满足市民生活所需，但当时实际上仅有116车皮，到了1916年末，沙皇统治最关键的两座城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只能得到所需粮食的1/3和燃料的1/2，考虑到俄国的冬天极为寒冷，这种短缺在政治上是相当致命的，它直接改变了俄国民众对沙皇当局的态度。
对于战争引发的政治灾难，沙皇政府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Alexander Protopopov）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上这样写道：“城市在挨饿，商业受到窒息，物价飞涨，引发了抢劫……没有人能够整顿秩序……当局在民众心中已不再是活力和光明的源泉，它已经被愚蠢所左右。”
1917年1月1日，俄罗斯帝国杜马主席罗将柯（Mikhail Rodzianko）在新年招待会上拜见沙皇，表达了对政治形势的忧虑，他声称：“国内局势从未如此危险和紧急，全国范围内的情绪发展很可能随时失控……我预感到可怕的事件将要发生，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正在遭受煎熬，他们正在疏远自己的沙皇。”（摘自罗将柯回忆录《The Reign of Rasputin: an Empire's Collapse》）面对全国不断滋长的不满情绪，沙皇的代理总参谋长古尔科将军对自己的主君提醒到：“陛下，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面对诸多质疑，沙皇依然沉湎在妻儿和近臣构建的幻觉之中，面对罗将柯的质疑，他不解地道：“我22年来都在努力使一切变好，难道这22年都错了？”
不过，政治形势的发展并不在意沙皇本人的态度，因为它早已超出了这位帝王的掌控能力。1917年3月8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上空晴朗温润，适合出行，而沙皇也在前一天离开了自己的政治心脏，留下了恐于担责、擅长敷衍的哈巴罗夫将军（Sergey Khabalov），到达前线大本营。首都维堡区的纺织女工们打算用罢工来纪念这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日子，她们派出各个代表到各个工厂聚居区争取支持（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这种被当局忽略的正常串联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
当天下午，工人从维保区涌入市中心，高喊“我要面包”的口号，打砸商店的玻璃，阻止电车的通行，强制其他人加入游行队伍，根据不同的说法，人数大约在7.8到12.8万之间，负责维持秩序的哈巴罗夫将军害怕成为替罪羊，在得到沙皇明确下令之前，迟迟不敢下令镇压。9日，这个数字扩大到20万以上，到了10日，全市的工厂全部停工，示威工人扩充到30万以上，一些工厂甚至成立了战斗队，其他政府统治的支柱阶层如教师和公务员也开始参与，整个涅瓦大街都挤满了人。对此，孟什维克（Menshevik）革命家苏汉诺夫（Nikolai Sukhanov）在《革命札记》中写道，“新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以往，我确信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10日晚上，沙皇下令镇压，在军队的介入下，动荡得以暂时被遏制，但到了12日，彼得格勒沃伦团教导队士兵因同情示威者而发动兵变，并很快占领了彼得格勒要塞——其心理意义犹如法国大革命中巴黎的巴士底狱。革命很快失控，当天晚上，加入叛乱的士兵就超过6万人，哈巴罗夫将军在给大本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请允许我向皇帝陛下报告：军队已经无法执行恢复秩序的命令，因为士兵不但拒绝履行职责，还与叛乱者结为一伙，忠诚的部队已经所剩不多，”13日，叛军数量超过了12万。
面对真正的危局，庄严宝相的沙皇尼古拉迅速陷入孤立和绝望之中。12日晚上9点，待在首都的皇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Feodorovna）在给沙皇的电报中哀叹，“不再有马车，不再有汽车，末日审判正在进行”；当天11点，沙皇收到了大臣会议集体辞职的电报；13日凌晨，21名国务会议成员联名致电沙皇，称“政府现已威信扫地”；当天，沙皇堂兄指挥的近卫军宣布倒戈；到了14日晚上22点，俄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谢耶夫将军（Aleksei Brusilov）致电沙皇，要求后者放弃权力，并“授权国家杜马组阁”；15日10点，为了迫使沙皇退位，阿列谢耶夫再次致电各军将领，命令军队束手旁观，并恳请沙皇退位。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被迫颁布诏书，让位给自己弟弟米哈伊尔亲王（Michael Alexandrovich）。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当逼宫的军人们离开之后，俄国皇帝眼里含着不甘的泪水，而沙皇也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周围，到处都是背叛、欺骗和胆怯”。至此，俄国的沙皇统治终结了，但遗憾的是，新的秩序并未建立起来。
斯托雷平改革带来了俄罗斯的强大，但沙皇的战争冒险则埋葬了罗曼诺夫王朝，并让斯托雷平的功业毁于一旦
秩序的坍塌
沙皇的专制权威在暴民运动的狂潮面前一败涂地了，但新的权威却始终未能建立。这一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彼得格勒的叛乱士兵和暴民而非临时政府的议会决定了新俄国的重大关键政策。
当自由派主导的国家杜马试图让米哈伊尔继承皇帝位，以实现国家平稳过渡时，遭到了变乱军队和民众的猛烈反对。3月2日，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在塔夫利达宫宣布皇位由米哈伊尔继承时，遭到民众的猛烈反对，随后彼得格勒的后备军代表团表示“如果米留可夫坚持己见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都得不到保证”；当古契柯夫（Alexander Guchkov）带着诏书向彼得格勒的铁路工人宣布新皇帝时，工人们则关上了大门，试图杀死他。
在重重压力之下，国家杜马的领袖由此改变了主张，杜马主席罗将柯转而支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共和国，而米哈伊尔也被迫拒绝继位。在这个过程中，是俄国的民众和叛兵用刀剑慑服了自由派活动家或学者组成的国家杜马，是不折不扣地“以下克上”。从这个角度看，俄国的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权威，就像民主立宪党领袖米留可夫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沙皇作为能够让民众服从的权威，那么这个政府甚至无法维持到立宪会议召开，它会是一艘随风逐流的帆船，很快将被淹没在人民骚乱的海洋中。”
其次，为了取悦叛乱的军队和争取士兵对自己的支持，防范旧王朝的反扑，彼得格勒的社会活动家领导的苏维埃在国家杜马的妥协下，开始推动军队的民主化，以瓦解沙皇这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3月14日，民主派政治领袖索科洛夫在起义士兵代表的请求下，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布了安抚讨好士兵的“一号命令”。据亲历者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记载：“索科洛夫坐在写字台后面书写公告，他的周围全是士兵。他们有的在向他口授，有的在纠正他写的文字……没有秩序，没有讨论，所有人都在说话，都被这项工作吸引”，关乎俄国命运的“一号命令”就是在这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出台的，该项命令宣布临时政府无权领导士兵，武器不必交给军官，士兵也无须听从军官的命令，它开启的“军队民主化”，本质上消灭了俄国军队的纪律，并带来了俄国军队的事实崩溃。
这也意味着，临时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没有武装力量保护的政府，这样的政权很难抗拒革命风暴的侵袭，就像当代俄国历史学家科日诺夫所说，“当一号命令颁布之后，俄国的毁灭就不可逆了。”
更重要的是，当对沙皇忠诚的大众观念崩溃之后，领导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并未在大众心中建立起契合社会稳定需要的观念。
尽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自由意味着畅所欲言，民主意味着投票选举，但他们的认知，与大众对自由的感观完全不同。据革命亲历者、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大作家蒲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的回忆，一位家乡的农民在沙皇崩溃之后对他说，“老爷，别看我是这样温顺的人，但只要给我自由，我就会第一个成为强盗。我要喝酒，我要杀人。”如同俄国的革命家别林斯基所言，“在人民看来，自由就是无拘无束，我想如果俄国人民挣脱了枷锁，他们并不会走进议会，而会去小酒馆喝酒、砸玻璃并把富人吊死。”
同样，据《苏联历史档案》，在1917年的春天，俄国再也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俄国首都最流行的话就是“现在自由了，想干啥就干啥。”“政府所有的指示都无人执行，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也不断丧失威信，民众不再听从任何人的指令。”
在引发旧政权瓦解的政治难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缺乏权威、实力和道义的俄国政府不可能维持秩序，也无法生存，这并不会因为这个政权是否民主或者自由而有所改变，那些真正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必然能够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所有的俄罗斯政治领袖们都在致力于构建民主俄罗斯的时候，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尽管身在国外，却已经意识到那不可逆料的未来。
点击图片，《最强大的统治术，统治者如何驾驭民众》
一个枭雄的意志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正旅居在瑞士的苏黎世，过着囊中羞涩的贫苦生活。1917年1月，在苏黎世社民党青年会议上，列宁叹道“我们这些老人，怕是看不到革命成功了”；2月，在给妹妹的信中，这位后来的共产世界缔造者如同一个庸人般向亲人倾倒自己的不幸：“物价昂贵得令人绝望……工作能力差得令人灰心”，此刻，这位革命枭雄犹若俗人一样，沉溺在琐碎俗事的梦中。

因此，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苏黎世的俄侨区之后，列宁深感震惊，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若信若疑地写道：“如果德语区的人不是胡说八道，那么革命应该是真的”（摘自《列宁全集》第47卷），而列宁的妻子也表示，当列宁得知革命之后，“伊里奇的梦醒了”（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就这样，那个在物价和工作中烦扰的俗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革命枭雄。
从历史和现实的轨迹中，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了临时政府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秩序，这是实现共产革命的绝世良机。3月16日，在给挪威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信中，列宁表示“历史经验显示，这一次革命仅仅是动荡的开始，而非结束”，“我要看看，那些夸夸奇谈的政客如何给人民以自由、面包以及和平吧……现实告诉我，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等着瞧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与政府保持一致，将是莫大的政治不幸！”（摘自《列宁全集》第28、47卷）。
列宁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政策，在19日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文中，他确定无疑地表示：“我们的策略就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她任何支持”；“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可靠的保证”；“绝不同任何党派接近”。
这些见解显示出一个大革命家的高超敏锐，只有真正革命家才能从纷乱烦扰的讯息中抽出关键所在，并确迅速立与之相应的政策：一个注定崩溃的临时政府，只会成为政治困境的替罪羊，谁试图为这个政府背书，谁就会失去民众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政府的一切政策；而效忠沙皇的观念瓦解后，以往勾连俄国上下阶层的社会共识和道德观念不复存在了，未来的政治进程仅仅取决于谁握有步枪，而非选票，实力政治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所以列宁命令布尔什维克趁机迅速武装可靠的无产阶级兵团；权力坍塌之后，社会一片混乱，只有能够巩固秩序的政团才能够建立秩序，所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尽可能不与任何政党合并，以确保自身的绝对权力。
如果列宁的见解显示出他的高明的话，那么他的行事更展现出他的果敢和坚决。当革命的机遇来临时，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他最关键事宜就是尽快返回俄国领导革命。
然而，俄罗斯依然在与德国开战，俄国的盟国因为担心列宁将在俄国散播革命瘟疫，而坚决反对列宁借道。3月，列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如果我通过英国（俄罗斯盟友）回国，我会遭到英国方面逮捕，或者干脆被扣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俄罗斯敌人德国的帮助，列宁才有可能返回国内。而德国政府显然将列宁这样热衷革命的反叛者当做制服俄国的武器，也非常乐于将其送返国内，以加速俄国的崩溃。对此，德军东线参谋长霍夫曼（Max Hoffmann）曾有过极为贴切的评价：“利用他们中的某些人，以便更快摧毁俄国军队的斗志，毒化其作战精神。”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双方一拍即合。
4月6日，列宁接到通知，德国政府同意包括他在内的俄国政治侨民借道德国返回俄罗斯，列宁欣然接受了，并在临时政府“叛国重罪”的警告中，于4月9日的签下了“我为我的旅行（借道德国）承担全部政治责任”的文件。相形之下，其他政治活动家则心怀惶恐，他们极度忧虑自己的名誉因此受损。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担心舆论的指责，没有和列宁一起回国；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列宁的不解：“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可能对他的未来产生不好的影响……他的举动会遭到铺天盖地的责难——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明显的。”（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篇》）
从列宁不顾非议回国的举止可以看出，这位红色圣彼得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道德舆论困扰的常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机会以及目标，并据此形成政策，且采取行动。
事实上，只有最意志坚强的豪杰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动荡扰攘的历史则是检阅“伟大”成色的最好舞台。
伟大的列宁，超凡的政治英杰，他以灵活的手段推动坚定的目标，堪称红色圣彼得
列宁的非议
不过，尽管列宁回国了，但他的麻烦并没有结束，作为从德国境内回国的革命者，他面临着被逮捕的危险，同时被友党、政府、舆论甚至党内所误解。
4月15日，列宁抵达俄国，他的随行战友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回忆道，“我们都曾坚信，临时政府会逮捕我们……伊里奇比谁都相信这一点。”然而，临时政府的知识分子领袖，自视当时的俄罗斯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他们十分担忧舆论特别是苏维埃指责其侵犯自由，因此一直没有对列宁一行采取行动。
4月16日11点，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他受到了友党领袖、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齐赫泽（Nikolay Chkheidze）的接待，以及装甲兵、水兵和工人的欢迎。据亲历者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记录，面对齐赫泽要求列宁停止革命的警告“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革命不受侵害，不管这种侵害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列宁则回以“人民应该继续拿起武器，对准剥削者——资产阶级”。
不久，列宁的借道德国回国的讯息被报纸披露，这使他遭到了极为猛烈的抨击。据《革命札记》记载，一时间，“打倒列宁，让他滚回德国”成为了彼得格勒报纸的热门口号，列宁的名字成了市民最熟悉的称呼，像一泼污泥般在军营和工厂中滚来滚去。不久几乎每一份报纸都刊登了列宁回国时担任仪仗队的革命水兵之声明：“我们为曾经欢迎列宁这个狗杂种而感到遗憾，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混蛋是怎么回来的，那么我们会立即将他轰回德国。”与此同时，大量民众不断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娅大厦门前抗议列宁，革命领袖两次试图解释，但都遭到民众的辱骂而被迫作罢。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党外，列宁的革命主张同样遭到了巨大的抵制和非议。4月17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称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农民分配地主土地”、“立即实现和平”。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普遍试图与孟什维克合作，而孟什维克则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反对激进主张，同时反对与德国妥协“卖国”，列宁的主张很快就引起他与党内和友党之间的冲突。
当列宁宣布自己的主张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彼得堡委员会都拒绝接受，而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也认为，党内部分人将列宁的主张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此，布尔什维克高层亦持异议：谢列布里亚科夫（Leonid Serebryakov）表示，“要么我们是傻瓜，或者伊里奇是个疯子；”加米涅夫（Lev Kamenev）认为“列宁错估了形势”，而斯大林也表示，“他（列宁）的提纲只是略图……因此不能令人满意。”（摘自布尔扎洛夫《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政治策略》）4月20日，列宁的主张以他个人的名义在《真理报》刊出，但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主张，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4月21日的会议上，列宁的主张被以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而否决。
列宁的主张同样引发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友党的猛烈抨击。当列宁阐述自己主张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早期领袖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胡话，这是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孟什维克领袖策列铁里直截了当地反对列宁，称其言论是一种分裂；孟什维克左派高层斯科别列夫（Matvey Skobelev）在会下讨论列宁主张时，称其为“完全不可救药的蠢材”。
就这样，新世界的缔造者在铺天盖地的质疑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俄罗斯民族滔天巨浪的中心。
列宁的崛起
尽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高层们对列宁“分裂国家”的主张义愤填膺，但事实上，列宁显然要比这些躲在洋楼之中的理论家更了解俄国大众的感情。
沙皇崩溃之后，俄国大众的生活状况不但未能得到改善，反而急剧恶化了。战争依然在继续，俄国民众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活问题。
革命成功不久，为了缓解首都粮食问题，临时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垄断，以较低的固定价格出售粮食，这直接导致粮食供应频繁中断，加剧了民众的恐慌，而工人工资的增加，仅仅恶化了通货膨胀，同样引发普遍的不满。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为了强化企业生产，不允许工人擅自取消企业行政管理的行为，这些做法遭到了工人的猛烈抨击；再加上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秩序坍塌，到处都是暴乱分子，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毫无安全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从最开始的狂热支持，逐渐冷却下来，变得越来越反感、仇视。恰如列宁的预判，那些试图支撑这个政府的孟什维克等温和民主派的政治威望也不断下坠。
同样，在短缺的折磨下，随着时间悄然变化的，还有俄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没有反战的呼声，大家将“反战”视为肮脏的背叛。但与此同时，俄国的人民并不愿意为战争进工厂，前线的士兵不想打仗，后方的士兵则不想上前线。这种“口头高调，行动迟缓”的举动，本质上是一种反战心态的巧妙掩饰，列宁准确洞察到了俄国人民不言自明的虚伪，他也将由此获得回报。
果不其然，列宁的主张在遭到苏维埃各个政党高层猛烈抨击的同时，却受到了苏维埃基层支持者普通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他们越来越反感临时政府，希望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和工厂管理权问题，并渴望和平，列宁的主张如此契合他们的愿望，以至于苏维埃各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基层逐渐向列宁靠拢。
因此，尽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高层党委否决了列宁的主张，但多数区级和基层组织都对列宁表达了认同。在随后召开的地方党组织会议中，列宁大获全胜，这直接使列宁主张在不久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这也意味着，列宁控制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驾驭这匹革命的烈马。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波特列索夫（Alexander Potresov）这样评价列宁，“党（民主派各党）内的基层党员们，尊重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热爱马尔托夫，但最终选择了跟列宁走。”
5月23日，列宁与同样坚持革命且影响力巨大的托洛茨基（Lev Trotsky）区联派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列宁实力的迅速增长。新革命的洪峰已经开始涌现，它将在不久的未来，无情地淹没临时政府的头顶。
天真、困境与冒险
作为缺乏权威、实力和道义的政权，满脑子幻觉的临时政府根本无力处置俄国的危局。这个政府起先由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组成，随后又有社会主义左派活动家加入，这些旧时代满脑子普世价值的反对派和革命家，一旦变成危难之中的执政者之后，就立刻显示出幼稚肤浅的真实面孔。
对于革命中的暴民，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李沃夫公爵（Georgy Evgenievich Lvov）刚开始兴奋地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普世民主的精神……矗立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摘自《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他深信俄国人民将畅游在自由的海洋中，自行组织一切，而任凭局势随波逐流，面对质疑，这位总理充分发挥了哲学式的辩才，他表示：“我深信人民的心灵中充满对别人的爱，这是真理、真实和自由的根源，这里蕴含着光荣和美好。”但是，当他被迫离开总理职位的时候，这位可爱的老绅士却哀叹道：“要想挽回国家的危局，就必须用大炮轰平街头，可是我做不到啊，这太可怕了。”（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临时政府的第二位总理，律师出身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大脑之中的幻想并不比他的前任好多少，他曾充满深情地表示“我们并不需要英国、德国式的国家，我们要建立纯洁的民主共和国”，这位风度翩翩的英俊律师政客能言善辩，常常发表催人泪下的演讲，但是在动荡的危局之中，这种才干只能欺瞒统治者自身，却对真正的危险毫无意义。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曾经不屑地评价这位总理，“在对人民的了解上，克伦斯基全无影子。他被群众的信任心抬上来，却完全与群众生疏，不了解群众，不关心群众的感想”，“他希望仅凭拙劣的辞藻去驾驭工农群众及海陆士兵……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妥贴的。”（摘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些理想措施，极大地加速了俄国社会的崩解：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大赦了1.5万个刑事犯人，其结果是俄国犯罪率飙升；为了取代原有的警察，建立选举产生的民警局，结果很多黑帮罪犯取代了警察，法律和秩序因此荡然无存；废除了死刑和军队民主化，使得前线军队面临事实崩溃；实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使得任何团体都可以宣传自己的任何主张，甚至是失败主义和拒绝执行命令的宣传都畅行无阻。
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记载，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以邮电部门为例，“该部门职员不再理会自己的长官，不是扎堆聊天，就是上街游行，这个部门实际上已经瘫痪”；工人普遍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有的要求4-5倍工资、6小时甚至4小时工作制，并扬言若是议会反对，就向其扔炸弹；索尔仁琴科在《红日》中写道：“几乎每一个行业和群体，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学生要求不再考试，佣人则希望工资水平与老爷一样”。
农村的混乱也不遑多让。在错综复杂的土地改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农民们开始劫掠杀戮富有的邻居，“如果沙皇没有了，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History of Russia: XX Century (1894-1939)》）蒲宁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农民变成了土匪……一位老妇人向我们大喊，说富人都是狗娘养的，应该扔火堆里烧死。”
“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掀开了人民大众心中潜藏的欲望，“自由”在他们眼里就是为所欲为，民主则是“谁也不服谁”。俄罗斯的街头“冒出了成千上万的野心家和草头王……每个人都在要求、要求、再要求，都宣称自己的主权”；蒲宁家乡的庄稼汉叹道：“人民就像失去了牧人的畜生，一切变得更糟。”
在这种困境下，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决定发动一场对德国的冒险进攻，试图侥幸的胜利来挽回国内的危局。但是，俄国军队早已被“军队民主化”所摧毁了，士兵不再服从命令，军官难以施行命令。俄军最高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显然要比临时政府富于幻想的首脑们更现实一些，他清楚俄军的情况，意识到俄军事实上已经瓦解，无力作战，因此，他反对进攻，并拒绝继续担任总司令的职务。不久，这位统帅被撤换。
1917年7月1日，俄军在军事部长克伦斯基的主导下，发动了对德军的冒险进攻，短暂的胜利过后，紧接着是德军凌厉的反击，俄军随即一败涂地。两周之内，俄国军队损失了40万人，战线后退了100多公里。这场盲目攻势导致的大溃败，摧毁了临时政府的最后的威望，而俄国也由此迎来了更大的灾难。
俄罗斯的灾难
战争灾难，彻底暴露了俄军“民主化”的后果以及民主空谈家们的无能。
从进攻一开始，俄军就出现前线士兵造反、拒绝执行命令，甚至枪杀军官的现象。7月19日，德军突破俄军防线，俄军全面崩溃。西南战线11军集团军致电临时政府，称“部队已经解体，根本谈不上权力和服从的问题了，大量军队不等敌人接近阵地就自行撤退了……通往俄罗斯心脏上百俄里的路上充斥着气定神闲的逃兵，他们不仅非常强壮，也很有精神，但却失去了任何羞耻感，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逃命而感到愧疚，更不觉得自己将因此遭受惩罚……”（苏汉诺夫《革命札记》）
尽管“民主化”的俄国军队不敢与德军交战，但这无碍于他们劫掠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在这些军人经过的城镇中，俄国人民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毁灭，士兵变成了毫无人性的匪帮，无恶不为。试图制止犯罪的军官们惨遭士兵杀戮，连俄军西南战线司令古托尔将军被败兵杀死。“……到处是破坏的痕迹，遭到劫掠的仓库和铁路货车，是德国人干的吗？不，是‘克伦斯基律师的军队’，那支‘世界上最自由的军队’干的”。（《History of Russia: XX Century (1894-1939)》）
至此，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联合政府已然威严彻底扫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在穷苦大众眼里，临时政府的持重谨慎逐渐成为碌碌无为的罪过，以及一切现实痛苦和不幸的源泉；在有产者眼里，临时政府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摧毁了社会秩序，乃是动荡、劫掠和毁灭的罪魁祸首；在军队高层眼里，临时政府的“军队民主化”政策毁灭俄国军队的纪律和活力，乃是国家灾难的直接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分裂、崩溃和毁灭已经不可避免。
此时此刻，俄罗斯的命运就像某位亲历灾难的大文豪所言，“这个民族已经千疮百孔，就像一条洪水中的旧驳船，正在迅速走向解体。”（摘自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秩序的崩溃与对抗的形成
毫无疑问，临时政府是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政府，但同时也是一个毫无权威的政府。1917年4月29日，因极力反对基层士兵推动的、足以瓦解政府对军队控制权和军队纪律的《一号命令》，在彼得格勒变乱士兵的压力下，海陆军部长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被迫宣布辞职；5月4日，在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示威的逼迫下，主张坚持对德国作战的外交部长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被迫辞职；同样在5月，因为难以满足工人的工资要求，在罢工工人的施压下，工商部长科诺瓦洛夫（Alexander Konovalov）被迫退出政府。在民主的临时政府得以幸存的短暂时光中，俄罗斯特别是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对其实际上毫无敬重之意，当临时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不合其意时，其则直接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迫使其作出改变。
在前线，那支令人生畏的俄军在军队民主化《一号法令》的催化下，变成了只擅长叛乱、劫掠和逃跑的土匪，即便是当时最热衷于取悦士兵的革命家托洛茨基（Trotsky）也不得不承认“（在军队民主化的影响下），前线出现了最深刻的崩溃，逃兵现象与日俱增。士兵群众威胁说，他们将整团、整军地抛弃战壕，开向后方，抢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
在城市的工厂、铁路中，占据厂间或车站的工人们开始自我武装，要求无限提升自己的工资和缩减工作时间，企业家不敢抗拒，只能关闭工厂，经济后果显露无遗，“工厂制度解体了，战争与经济的远景变成阴暗了，财产权利无所依恃，利润减少了，危险增加了，老板们没有兴趣在革命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了……总司令部里有学问的工程师，做着报告，说不消六个月，铁路交通将陷于完全瘫痪之境了。这些计算，自然有不少故播惊惶的作用在内。但交通破坏确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它使货物堆积于途，加强商品交换的纷乱，刺激着生活费用的高涨”（摘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在农村地区，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抢夺地主和富人农田的土地运动，农业的生产秩序陷入崩溃。“以临时政府的档案为根据，得出了当时土地运动的总数：3月间，土地运动爆发得相当有力的只有三十四县；4月间，这运动已波及了一百七十四县；5月间——二百三十六县；6月间，——二百八十县；七月间，——三百二十五县。”。而“麦子又因交通破坏之故，难于输入中心城市。自从1916年秋天起，预料可到前线的粮食车，只有半数到达。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只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它们差不多没有存粮。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摇摆于食量不足与完全饥饿之间”（摘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就这样，在民主的临时政府完全缺乏威信和实力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秩序一败涂地，不但有产阶层的财富遭到劫掠，普通民众的生活也越发困苦了。
现实的痛苦逐渐使得各阶层对临时政府完全失望：
富裕的企业家、地主和商人逐渐意识到临时政府无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安全。对此，以有产者为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说道，“我们感到此时行政机关的首脑部……已经不能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摘自莫斯科国政会议讲话），对民主政府绝望的富裕阶层开始寻求与强势的军人合作，试图建立铁腕统治维系秩序。据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的“企业家代表们的一份刊物《小报》，开始鼓吹铁的独裁，以挽救革命引发的混乱，逐渐在有产阶层中深入人心起来”。
而穷苦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等，则将自身处境的不断恶化归咎于临时政府中的有产阶级部长，他们迫切希望“工人和士兵的代表”苏维埃能够推翻临时政府，甚至直接瓜分有产者的财产——而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革命主张。这也意味着，彼得格勒地区最有实力的群体：当地士兵和工人逐渐抛弃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温和派，开始转向列宁手中靠拢。
1917年6月底，曾经的温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支持政府）控制下、彼得格勒最重要之四万多工人的普地洛夫厂，逐渐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对此，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引述当地工人的原话时，不无得意地表示：“社会革命党先生们在普地洛夫厂里的地盘，就开始动摇起来了，在大约两个月中间吧，普地洛夫厂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跑了”。
与此同时，军队方面的情况亦有相同之处。4月份曾经试图逮捕列宁的伏伦斯基团士兵，到了6月份，其政治倾向则开始情绪转而认同布尔什维克了；另两支军队爱格尔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士兵情况同样来类似；战斗力较强的拉脱维亚轻步兵团则早在5月份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渗透控制。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的实力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急速增长。据托洛茨基回忆，5月的时候，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部仅有15000党员；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2000人了；到了7月初，即便是新任的法国大使Joseph Noulens也逐渐意识到，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刚刚成型且深不可测的反叛潜力了——他的新闻顾问告诉他“在法国大使馆对面尼瓦河那边岸上，就是维包格区。这是一个大工厂区，完全属于布尔什维克。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就是那里的统治者。机关枪团的营盘也在这个区域之内，全团约有一万人配备了一千架以上的机关枪。无论是社会革命党或孟什维克派都不能到这团的营盘去。其他各团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便是守中立的”（摘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因此，当6月底的前线进攻一败涂地之后，“民主和自由”的骄阳已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合法政府的威信也完全暗淡下来。当支持临时政府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察里津的苏维埃（斯大林格勒）制止当地的骚乱时，该地区的苏维埃主席不无讽刺地谈到了真相：“士兵和工人愈左倾，则市井小民愈右倾。总之，没有人再信政府那一套了”。
俄罗斯社会的左右两派已经磨牙允血，等待着最后的摊牌。
布尔什维克遭遇毁灭性挫折
7月15日，因不满民主党派的乌克兰政策，立宪民主党的几位部长宣布退出临时政府。一时间，面目可憎的临时政府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早已对临时政府感到不耐，且深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备受鼓舞，开始自发走向街头。
16日早晨，驻扎在彼得格勒的第一机枪团士兵们打断了各个基层委员会的会议，要求立即讨论武装起义问题，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向彼得格勒各个工厂、各部队派出代表，鼓动其参加示威暴动；第一机枪团的举动很快获得热烈响应，早搜7点多，工人开始涌向街头，9点多，大约七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塔夫里达宫集结。
对此，亲历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写道，“运动在全城蔓延，暴风雨越来越猛烈……武装人员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开进”。就这样，七月骚乱开始了。
对于这场骚乱，布尔什维克并没有预料到，它最开始是试图制止的。当16日下午3点，机枪团的士兵代表来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娅大厦，请求布尔什维克介入运动时，托洛茨基则表示，“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提议，要求“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劝阻并未对暴动的蔓延产生阻碍作用，随着群众浪潮的蔓延，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晚上7点，大批工人和士兵队伍包围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在的塔夫利达宫，会场陷入骚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米涅夫备感兴奋，他登上主席台，声称布尔什维克应领导革命，称“我们没有号召群众运动，但人民走向街头表达了自己的意志，我们就应该走向他们中间”；与此同时，在街头浪潮的鼓舞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调整立场，宣布支持运动；晚上10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立场也作出了相同的改变。
此刻，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突然走向了前台，派出了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并部署了一个连队占据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17日中午，列宁抵达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娅大厦，听取了对形势的简报。此时，大约上万名水兵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带领下包围了这里，要求列宁领导示威。面对破朔迷离的形势，列宁陷入了困顿之中，据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里宁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意味着夺取政权的机会，而季诺维也夫也在回忆中写道了列宁的犹豫，“他（列宁）笑着对我们说，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马上补充到，不，现在还不能夺权，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与街头示威并行的是街头的骚乱。商店、酒馆和饭店都遭到了无情地劫掠；企业、银行和仓库被不明者肆意征用；抢劫、强奸、杀人之事络绎不绝。即便是向来同情示威者的高尔基也不得不在自己《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文中承认，“由7月4日（俄历）彼得格勒的疯狂生发出的一幕幕令人厌恶的场景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那股把人们推向街头的力量名字就是愚蠢……”
面对冲击苏维埃会议的士兵和工人，苏维埃执行主席团成员、民主派领袖、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切尔诺夫试图予以阻止，结果遭到了水兵的拘捕，一名工人开始殴打切尔诺夫，称“狗年养的，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将切尔诺夫收做人质，要求苏维埃接受自己的要求。
随着局势的不断失控，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了解到，温和民主派控制的前线军队开始进入首都，临时政府开始搜集证据，指控布尔什维克按照德国人指示发动七月叛乱。在这种情况下，7月17日晚，布尔什维克中主张谨慎从事的主张再次居于上风。1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改变立场，要求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事实上，早在17日晚上，俄罗斯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代表到总参谋部，审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间谍关系的材料，要求这些部队包围临时政府，镇压布尔什维克。此讯息已经发布，士兵的情绪立刻改变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率先表示，将出面镇压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帮助德国人的叛乱，随后各个部队纷纷做了同样的表态。
一阵枪响之后，参与叛乱的士兵和工人纷纷逃散；18日早晨，临时政府摧毁了《真理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19日，政府军控制了布尔什维克的最后据点彼得保罗要塞；7月22日，列宁走投无路之下，逃亡芬兰避难。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彻底失败了。
对于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处境，苏汉诺夫在他的《革命札记》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布尔什维克’现在脱离了任何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已经沦为过街老鼠，杀人犯、恶棍和背叛基督者的同义词”。对于列宁来说，革命的前途似乎完全暗淡了。
科尔尼洛夫政变
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二：科尔尼洛夫（中）与支持者萨文科夫（左）走出国务会议，科尔尼洛夫具备勇气、忠诚、责任感等美德，他试图效法拿破仑，但他缺乏拿破仑赖以成功的最重要基础:法国的苏维埃——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败
7月叛乱的平定，实际上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政治效果。一方面，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温和民主党派们，不得不将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一个真正的现实威胁，为了抵挡这种威胁，她必须借助那些最不被革命感染、实际上也最反民主军队的支持（相当多的军事将领认为临时政府推动的军队民主化摧毁了军队）；另一方面，有产阶层和军队高级将领们，亲眼目睹了七月风暴的残酷无情和民主政府的无能之后，开始对民主的合法政府不抱希望，试图通过支持强人独裁以求恢复社会秩序，以保证自身财产和生命安全。到了8月初，面对混乱的局势，有产阶级组成的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已经确信：“民主但无能的政府注定要垮台，只有强人的军事专政才能将俄罗斯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拯救出来”（《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渴望秩序的有产阶层厌恶了革命的动荡和民主的无能，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敌人在寻找能够带来秩序的卡芬雅克（Louis Cavaignac）”。

为了增强对革命的控制，1917年8月初，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Aleksander Kerensky）任命以“强硬著称”的将领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为俄军总司令，整肃俄国军队纪律。就这样，一位优点和缺点同样鲜明的强硬人物被摆在了历史的关键拼盘上。科尔尼洛夫的优点人所共知，他的同僚马丁诺夫将军认为他“勇敢且不计私利”，他的敌人托洛茨基也承认他“品性颇宜于做国家的救主”；然而，同样需注意到的是新任总司令的缺点，他的前任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eev）将军认为他容易鲁莽冲动，“拥有狮子的心和绵羊的脑袋”，米留可夫在他与交流之后发现，这是一个自负的军人，如“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
科尔尼洛夫厌恶革命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以重建俄国社会秩序为己任。在接受任命的通电中，科尔尼洛夫要求将死刑扩大到后方的预备军队，这其中就包括了屡次在彼得格勒制造骚乱的当地后备军；8月中旬，科尔尼洛夫以战争需要为由，要求恢复对士兵和平民的死刑，以期恢复政府威信。新任俄军总司令的这些主张很快获得了俄罗斯有产阶级的欢迎，右翼报纸《俄罗斯言论报》向科尔尼洛夫致敬，并暗示这位将军应以独断的方式取得政权，驱散革命：“请您拯救俄罗斯吧，知恩的人民会报答您的！”
但是，科尔尼洛夫的主张很快引发了他与自己的任命者克伦斯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位社会革命党领袖，克伦斯基之所以能够上台，离不开苏维埃温和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民主党派多年来以“废除死刑、解除官僚和军官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为己任。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一旦答应了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就会失去苏维埃对其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失去立足之地。对此，这位临时政府总理明确表态：“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他都不会签署在后方施行死刑的文件”（《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就这样，临时政府的总理和军队的总司令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8月25日，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以求得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但是，这次会议反而暴露了俄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分歧。军方和有产阶层要求强化社会秩序，而民主派政党则反对这种主张。这也意味着，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冲突，已经难以调和了，双方的猜忌也就不可避免。对此，科尔尼洛夫与他的总参谋长说道，“我并不想反对革命，但俄罗斯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权……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没有政权……我可能要想办法施加某些压力（《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不久，临近首都彼得格勒的里加被德军攻陷。为了保卫首都，镇压可能存在的布尔什维克骚乱，9月8日，克伦斯基要求科尔尼洛夫将第三骑兵军调入彼得格勒，但条件是该军的指挥官克雷莫夫（Alexander Krymov）将军予以撤换，因为后者以极端厌恶临时政府和民主党派著称，同时将高加索人组成的“野蛮师”撤出编制。科尔尼洛夫下令第三骑兵军向彼得格勒进军，但却没有按照克伦斯基指示将克雷莫夫撤职，也没有将野蛮师撤编。对此，总司令向自己的参谋长透露了重建秩序的决心：“政府可能担心克雷莫夫的残暴，但大炮轰平街道之后，政府会感激他的”（《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然而，不幸的是，克伦斯基却弄巧成拙，将科尔尼洛夫的进军视为逼迫自己下台的政变，在未经详细确认之后，克伦斯基在9月9日夜里向内阁通报了科尔尼洛夫的“叛变”，10日，克伦斯基公开宣布将科尔尼洛夫撤职。进退失据的科尔尼洛夫不知所措，被迫宣布以“拯救祖国”的名义向彼得格勒进军，就这样，改变俄罗斯命运的科尔尼洛夫政变发生了。
大部分高级将领立刻表达了对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北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的前线主要将领都支持科尔尼洛夫；俄罗斯军官联盟向各军通电，“全体军官应毫不动摇地支持科尔尼洛夫”。9月11日，由于预判科尔尼洛夫胜利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彼得格勒证券交易所急速上涨。
克伦斯基陷入了绝望之中，由于军方普遍支持科尔尼洛夫，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他自任总司令，并宣布“政府将以所有的力量对付反革命”，并不计后果地向苏维埃民主派政党以及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武装求援，而后者大多数是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
面对军方的威逼，克伦斯基向苏维埃求援，允许布尔什维克重新武装
就这样，临时政府、苏维埃各个民主政党以及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反对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强大联盟，并很快形成了针对政变的绝对力量优势。
12日清晨，防务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铁路、邮政、工厂和电报工人以及士兵重新自我武装，当天，仅各区的工人赤卫队，就获得了四万多支的来复枪。。不过，由于温和民主派早已丧失了对群众的影响力，赤卫军和士兵自我武装的复活，不过是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军事力量的重建和扩大。当时孟什维克观察家苏汉诺夫（N.Sukhanov）对此表示，“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军事力量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要认真行动，就不得不以武装手段来行动，那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真实的办法和影响力”（《革命札记》）。事实上，这些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也随即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仅在喀琅施塔得和维包格的增援部队中，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令要能生效，必须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认可。
在工人委员会的动员下，铁路工人拆散了政变军队行进的轨道，筑下了障碍物；邮电工则将总司令部的电报、命令都予以扣留。政变将领们习惯将运输和交通当作技术的问题，但现在突然感到这些已演变成政治问题。
在这种全民动员的政治氛围下，彼得格勒的政变组织几乎无法进行公开宣传。克雷莫夫指挥的政变军队被分散在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线上，寸步难行，更糟糕的是，他们逐渐失去了克里莫夫、大本营和其他部队的联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并沦为苏维埃宣传团的争取对象。
9月13日，“野蛮师”打出了“土地和自由”的旗帜，逮捕了自己的指挥官，宣布向临时政府投降；同一天夜里，克雷莫夫亲自指挥的第一顿河哥萨克师宣布倒戈。克里莫夫，这位一直主张遏制动荡蔓延的将军，深感“俄罗斯完蛋了，或者已经没有意义”，在14日开枪自杀，15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捕，各战线司令随即宣布效忠克伦斯基。至此，军人试图恢复社会秩序的政变完全失败了。
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失败对临时政府的打击是极其致命的。
一方面，事件摧毁了那些最能够抵抗革命的军队对克伦斯基政府的支持，右翼军人认为克伦斯基出卖了爱国的军人，“哥萨克军官加克流金写道：‘那些决心要打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是不愿意为了临时政府政权名义去打的。也不愿意为保卫此政权去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这也意味着临时政府将无力对抗革命；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借助对抗科尔尼洛夫的良机，不但重新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随后的趋势，如同米留可夫的观察，“真正的权力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倾向必将急速左转”。
布尔什维克的浴火重生
七月骚乱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和组织能量一落千丈。在彼得格勒的报界，布尔什维克等同于“德国间谍”和“俄罗斯民族敌人”，“（很多同志）在选举会场上演说是很困难的。人家常常要叫喊：‘德国奸细！’‘密探’
……没有一家印刷厂肯替布尔什维克派服务”；入党的人数大减，托洛茨基写道“（据党内同志反映）党员人数减少得很快，好多组织，尤其在南方诸省的，甚至于完全消灭了”。即便是列宁自己，也只能躲在芬兰的草丛里，惊呼“好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装死了（摘自《季诺维也夫回忆录》”。
然而，科尔尼夫洛夫政变赐予了布尔什维克转败为胜的良机。借助这一良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影响，迅速获得了恢复。为了更好地迎合大众的诉求，9月13日，布尔什维克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针对当时民众的要求，调整了原有的马克思原旨主义立场，提出了三项契合政治需要的政策：1、明确要求立即体制战争，这迎合了广大厌战士兵的期盼；2、改变原有“不容许农民破坏国家土地支配权”的要求，许诺“立刻将地主土地无偿分给农委会自行管理”，这一主张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可；3、将原有的将私有企业“国有化”变更为交给“工人监督”。这些主张迅速获得了士兵、工人和农民阶层的认可。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急速增长起来。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回忆道，“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彼得格勒）所有的军队都染上了布尔什维克色彩，……大家都心服于布尔什维克派……甚至当初不肯听我们说话的那些工厂，科尔尼洛夫事件发生几日中，工人们也站到我们一边来了”；与之对应的是，温和民主派政党则急剧衰败起来，“（基辅）苏维埃改选时，兵工厂选出了12个同志，所有孟什维克派（温和民主派）候选人都被打败了。其他好多工厂情形也是如此……那些地方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堡垒，也逐渐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同样，在乌拉尔地区的伊杰夫斯基工厂，社会革命党（温和民主派）活动家不得不承认，“我非常惊讶……社会革命党那个组织，人数（八千党员）和活动，在全乌拉尔地方都是驰名的，……如今……这个组织竟涣散了，只剩下五百个党员。”
布尔什维克与温和民主党派的此消彼长，很快改变了苏维埃内部的实力对比。10月8日，彼得格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改选，七名主席团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四位，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标志着至关重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再是临时政府的支持者，而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临时政府之掘墓人，临时政府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克伦斯基的悲鸣
科尔尼洛夫政变之后的临时政府领袖克伦斯基，尽管挫败了叛乱者，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沦为毫无力量的空头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之中。
9月19日，为了遏制布尔什维克扩张影响力，克伦斯基发布命令，承认那些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军事委员会“大有功于政府”，但要求其停止活动。然而，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联合会议随即通过决议，发誓“不解散那些革命的斗争组织”，面对这种公开的挑衅，克伦斯基无力镇压，不得不吞声忍受了。
10月初，克伦斯基下令解散舰队中央委员会，但水兵则骄横地回复道“解散‘波中’这个不合法的命令，是不能实行的，要求立即撤销”。随后，克伦斯基的命令被无情地忽略了。
不可遏制的革命巨浪正在将软弱的领袖从高位拍下，克伦斯基的绝望是无可拯救了。立宪党领袖米留可夫亲眼目睹了这位合法政府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光，并写了对这位律师领袖的感受：“克伦斯基已经失去了立足地，他愈往前走就愈加露出那种精神病症的一切征象，医学上可以称此症为‘心理的神经衰弱’。同他接近的一部分朋友，早已知道，从早晨极端疲弱的时期，克伦斯基下半天可以变为非常兴奋的状态……他的压力是如此之大，很可能已经失控。”“这个人似乎要叫人害怕……事实上，他不过激起了人家一种怜悯心而已。”
11月6日，当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即将爆发的前一天，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进行了他生平中最后一次公共演讲，他声称“临时政府和我本人，宁愿被打死，也绝不会背叛国家的生存、民主和自由”。他的演讲获得了除极左党派议员的全体致意，但这毫无意义。就像孟什维克观察家苏汉诺夫所言，“这个人此时的演讲价值并不大，他竟然真的相信，只要出于民主、法制和爱国情感，就能够打败全副武装的敌人。”
苏汉诺夫对克伦斯基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完全可以通过司法审判将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人置于死地，但他并未如此；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后不久，这位临时政府总理则解散了政治保卫局，使得反政府活动几近完全失控。在很多相对成熟的官僚和军人看来，危难面前，这位律师出身的领袖秉持的“民主和法制”政策从根本上就是幼稚的。俄军将领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看法最有代表性：“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学无术的克伦斯基。面对无政府局面，他本应采取措施加强纪律，而他却做了很多进一步破坏纪律的事情”（摘自《苏联历史档案汇编》）
就这样，克伦斯基从革命之初二月份的“革命的最爱”到沦为孤家寡人，实际上是一个主张“民主和法制”的理想主义者在残酷政治现实面前，不可避免的一败涂地。
大革命家的十月雄心
尽管布尔什维克具备了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物质条件，但是，在革命发动之前，列宁还需要克服他的最大阻力——党内对暴动的质疑。
10月4日，在流亡芬兰的列宁尚未返回彼得格勒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明确表达了不放弃与温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这种主张实际上意味着对“武装夺权”政策的否定。对此，10月12日，列宁在重返彼得格勒期间，发表《危机成熟了》一文，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军队布尔什维克化已经完成……我们有99%的成功可能性”。在中央委员会反映冷漠的情况下，列宁还起草了《告工人、农民和士兵书》，直接诉诸基层党员支持自己的主张，他的号召很快引发了基层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应。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央委员会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召开会议共同决定党的政策路线”，这迫使中央委员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10月下旬，在苏汉诺夫的家中，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此次会议最终决定发动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10月底，在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上，列宁说服了彼得格勒各区领导人支持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并成立了施行起义计划的军事革命总部，起义开始步入正轨。
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好不掩饰地进行着自己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计划，临时政府也不甘待毙。10月底，为了应付德军的威胁，也为了消除彼得格勒的革命隐患，临时政府下令将那些深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驻军调出首都。然而，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一举动反而促使首都驻军士兵的政治态度，朝着不利于临时政府的方向急剧转变。
上前线的调令在彼得格勒卫戍军队中激起了恐慌和愤怒，长久以来，这些士兵深恐在前线与德国人交战，早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他们就与临时政府约定，不许将其调往前线，以作为自己推翻沙皇，支持其上台的酬劳。对此，叶戈尔斯基近卫军士兵集会上的抗议书最具代表性，“把卫戍部队调出去是为了扼杀革命……我们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就这样，大量原本支持政府或中立的军团开始支持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了。
11月3日，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向各个军队派遣政治委员，取代了支持临时政府的政治委员，取得了大多数部队的控制权；5日，据有关键政治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驻军投向布尔什维克；6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人之路报》，当天上午，他又下令首都军队驱逐布尔什维克派遣的政治委员，但是，彼得格勒的各支军队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
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查封和对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驱逐行动，很快遭到了布尔什维克控制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反击。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托洛茨基发布命令称：“彼得格勒苏维埃面临直接威胁……部队应做好战斗准备，”
6日傍晚，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彼得格勒市内涅瓦河上的交通；下午4点，奉命保卫临时政府的自行车部队宣布撤走；5点，布尔什维克控制中央电报局；晚上8点多，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
经过多次试探之后，7日凌晨2点，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起义部队占领彼得格勒的重要据点。彼得格勒电站、邮政总局、尼谷拉大桥、国家银行、中央电话站和华沙车站等关键要地先后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此时，保卫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妇女突击营情绪失去控制，克伦斯基陷入绝望，被迫向外界求救“为了祖国的自由、民主和荣耀……请拯救正在死亡的俄国”，但只有很少的哥萨克士兵前来支持政府。上午9点，大势已去的克伦斯基将职权让给科诺瓦洛夫，乘坐汽车逃离首都。
晚上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火，巨大的轰鸣声彻底摧毁了临时政府保卫者的斗志，士兵们纷纷逃离。26日凌晨2点，起义军攻入临时政府驻地冬宫，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罗斯民主的临时共和国政府灭亡了。
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在往后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武装夺权的行动，以及随后解散立宪议会，遭到了包括温和民主派在内之俄国社会各界的全面反对。布尔什维克依然要面临强大的对手，而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也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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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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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
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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