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统的延续与道统意识的觉醒
当在公元前551年出生的孔夫子和在公元元年出生的耶稣基督分别讲述各自的思想时，东西方的两个原本有相同的功能和主张、却又有不同表达方式的思想，开始了各自的演化历史，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却又在两千年后走到一起，并最终达成了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语）的共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基督信仰的圣统和儒家的道统不约而同地起到了充分的作用。
在基督信仰中，“圣统”二字是极为重要的，其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有两层解释：第一层，是在时间上，基督信仰的内容必须是传承有序的——从耶稣基督，到耶稣拣选的宗徒们（比如伯多禄，保禄），再到宗徒们的继承人们（比如伯多禄的弟子马尔谷，保禄的弟子路加），再从宗徒们的继承人们手中继续延续，一代代均负有传承和解释基督信仰中每一条的责任，信仰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很多目前基督信仰中的核心问题，比如三位一体问题、圣经正典问题、圣母无染原罪问题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厘清；第二层，是在空间上，每一代基督徒都有清晰的组织架构，从基本的堂区划分、教区划分再到主教团、最终到普世教会，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有着清晰的组织架构，严格的秩序。
基督信仰中的圣统在教会的传承中作用巨大，一方面，每一个信条的起源、内容与解释都可以做到传承有序，所有的信条上的争议过程、结果都有条有理；另一方面，信仰内容在圣统制内传承，其归根结底是整个教会组织内的，同时又事实上否定了在内部权力上血亲传承或者师徒传承或的可能性，最典型的是初期教会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弟子是马尔谷，但马尔谷却不能继承伯多禄的职务，只能由第二任罗马主教、保禄宗徒的弟子里诺继承之，就是因为在教会圣统制框架下，权威的继承必须按照圣统进行。
在儒家，“道统”二字被逐渐重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儒家的早期著作中，道统二字并不可见，只有孟子在论及思想的传承时说“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司马迁在《史记》中亦引用其父司马谈的话“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其言语之中，都隐含有传承孔子统序之意，但“道统”二字的重要性并未被提及，且其言论之中，也都并未强调道统的延续性，相反，某种程度上是断断续续、时有跳跃的。
众所周知，真正提出“道统”这一命题的，是宋代大儒朱熹，但在朱熹之前，虽无道统之说法，但道统的意识却早已深入人心，其功劳要归于唐代大家韩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韩愈论》中，提出了韩愈的六大功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韩愈之所以提出道统之论述，虽然其主观目的是“排斥佛老”，但事实上却吸收了佛教的传承思想，促进了儒学和佛学的交流，而更重要的，是将“道统”这两个字刻在了后世儒学发展的DNA中，后来鹅湖辩论中朱熹和陆九渊两位观点迥异的大儒却都不约而同援引孔孟著作为根据，就可见一斑。
儒家对于道统意识的觉醒，同时有着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
从必要性上，儒家在魏晋以来逐渐沾染了空疏的弊病，有识之士意识到重新梳理经典、整顿秩序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面临佛道二家的思想压力下，有必要在实现与佛教和道教的平等健康交流之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
从可能性上，则是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考试——进士考试，无论在考试方式上还是考试内容上都是以儒家为根基的，同时在科举制度不断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确立和科举制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儒学在整个社会确立了主流地位。在科举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出现的“门生与座师”的关系、“同年同榜”的年谊群体，无不是在为儒家的道统传承思想提供土壤，故此，道统意识在儒家的觉醒和确立就势不可挡了。
在唐宋之后，明清两代的儒学各学派交锋和融合的过程中，道统论一方面激发了明清两代儒家学者“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在帮助儒家内部清理各学派中的不当倾向，比如黄宗羲在批判王学末流“泰州狂禅派”时，就以朱熹的言论为依据。
事实上，虽然明清儒家学者在表面上不再重视“道统论”，明清大儒的著作中“道统”二字不再那么重要，但实质上这正是道统意识深入人心之后，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
二、圣统思想和道统意识在基督信仰和儒学各自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二者交流的作用
基督信仰在两千年的传承中，到多玛斯阿奎那时代达成了信仰的大成，经院哲学日臻完备，而后到方济各亚西西、多明我、依纳爵罗耀拉、杨生等人。一方面，圣统制度和思想一直在起到把关的作用，无论基督信仰中的哪一个派别，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都无不以教会的圣统为红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另一方面，在圣统制度下，基督信仰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本地化进程也得到了推进，当圣统在某个地方被建立时，当地的圣统制就在教会至一的体制下具有了独立性——从而为教会的“至公”开启了进程，即教会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吸收当地文化的特征，在当地生根发芽，并且在当地的社会制度下逐渐深入，互相影响。
儒家的道统意识则同样在推动儒家自身的发展，包括在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不同地方，儒学在当地的演进过程中都有着各自的道统意识，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儒学在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以至于在今天形成了地理范围宏大、共同体意识强烈的东亚儒学文化圈。
非但如此，在道统意识下，儒家可以有意识地吸收其他宗教的思想之精华，又避免魏晋时期被韩愈所指责的“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在道统意识建立之后，儒学和佛道两家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趋于缓和，同时，即便明清再有统治者信奉某种宗教，比如明世宗之崇道教，清世宗之崇佛教，确立了道统之后的儒家思想一直都必须是统治者明确尊奉、不敢违拗的。
在此基础上，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耶稣会士入华，基督信仰和儒家思想开始了交流的过程。
根据学者们的整理，接受基督信仰的儒家学者存在着三个渐进的类型，首先是完全在技术层面，耶稣会的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吸引了他们，特别以明代大学士徐光启为例，徐光启所大力推广的、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促进了粮食危机的缓解，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之后是既有技术又有思想，以李之藻为典型，这些深受孔孟之道熏陶、怀抱忧国忧民情怀的儒家世人，一方面接受了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技，可以抵御倭寇、防范边关、增加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天主教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特别是发现了儒家思想作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基督信仰作为灵魂的神学指引的契合之处后，更进一步促进了二者的融合；第三类则以早期中国教会三大柱石的杨庭筠为代表，其主要的兴趣已经完全不在科学和技术层面，而是热衷于基督信仰之神学作为“实学”的特征，不尚空谈，主张专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和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天主教在中国社会扎根的过程开始了。这一过程有两大事件最具代表性意义，第一件是关于“Deus”这一拉丁文的翻译，到底是翻译成“上帝”还是翻译成“天主”，最初的传教士和信徒之中出现了很长时间的论战，双方各自引经据典，分别从儒家经典《礼记》《尚书》和《易经》寻找依据，来证明自己所认为的译名更符合中文语境中的理解。
一方面，译名之争表现出了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们对儒家文化和儒家经典的浓厚兴趣和高程度的精通，另一方面，这也事实上进一步推动了借用儒家的语言体系阐述天主教信仰的过程，故而，在最终确立“天主”这一译名之后，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内又开始了借用儒家语言翻译天主教专有名词的过程，比如今天使用的“罪”、“灵魂”等概念。
第二个大事件就是中国礼仪之争，关于中国的教徒是否应该参与祭孔和祭祖的问题上，同样持有不同意见者引用了各自对于儒家经典中这两者的阐述和论调，虽然在实际上带来了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关系紧张，但客观上，这也表现出在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进入了一个相对百家争鸣的阶段；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干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好的。
那么，我们再看二者交流的过程时，我们会意识到，道统和圣统的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基督信仰在文化交流中充分尊重了儒家的道统意识，在和儒家各个学派的士人交流的过程中，传教士和信徒对其各自的思想传承过程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兴趣，并且对于儒家道统传承过程中的发展脉络有足够了解，也进一步方便了他们用儒家的语言体系翻译天主教的专有名词、用儒家的语言环境阐述天主教的教理教义。
第二，基督信仰的圣统在与儒家的交流过程中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圣统制在天主教会内最直观的作用之一就是纪律性，在最初，利玛窦推行“利玛窦规矩”，即允许中国教徒参与祭孔、祭祖等活动时，面对内部阻力，利玛窦作为其修会的管理者的身份使得这些阻力失去法律效力，推动了天主教的本地化；同时，在各地不同地方，天主教的圣统制帮助了各地的教会吸收地方特色，比如用当地方言翻译天主教的祈祷经文等。
第三，儒家的道统和天主教的圣统制在共同作用时，有利于减少二者交流与融合的社会阻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山东济宁，在1904年和1908年，传教士福若瑟、安治泰和韩宁镐，与当地孔子后人、衍圣公互相拜访。
1904年，因为山东铁路修建问题，当地教会负责人韩宁镐主教拜访了衍圣公孔令贻，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后来在1908年，孔令贻拜访韩宁镐，进一步促进了互相的了解和彼此的尊重。
这些表面上具有外交性质的接触，在实际上帮助了天主教会进一步认识和吸收儒学。也有助于当地社会提升对天主教的接纳程度，从长远来看，也扩宽了儒学的视野，进一步使儒学实现了国际化。
部分文字从略
从明清两朝开始，传教士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用儒学的语言体系翻译天主教的经卷；在近代，天主教的方济各会组织了人手翻译《思高圣经》，基督新教的各个教派也合作翻译了两版《和合本圣经》，这两种圣经的三个版本基本适应了在当时宗教传播的需要；后来，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用极为隽永的文字翻译了《圣经新约》的全部内容和《旧约圣咏》的内容，吴氏的翻译版本其优点在于古汉语功底极其深厚，翻译得当，表现出很强的古汉语的韵律美，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缺点是相对来说只适合具有较高的古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而某种程度上脱离群众。
同时，伴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和合本》中大量的词汇与现代汉语相比较，语序颠倒，词义搭配冲突，语言布局混乱，特别是大量词汇的翻译，其词汇结构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汉语；《思高本》中同样出现了不少这种问题，特别是在大量信教群众并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前提下，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除了圣经之外，古代和近代的大量传教士也翻译出了比较经典的汉语祈祷文，其内容上较好的体现了原意，并且很好的表现了汉语的美感和张力，但同样的问题仍然是其过于晦涩难懂；同时，新的经文翻译又过于粗浅，缺乏美感。
后续部分内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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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
佛教
问题
“道统”
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