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仪式结束六天后我才首次访问东京。占领期间，我将定居在美国大使馆，从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至此不过22英里，然而这22英里却唯见大片焦黑的瓦砾和破败之象。

我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的第一大厦（Dai Ichi Building），与天皇的宫邸隔护城河相望。占领政府的运作模式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作为职业军人，我却承担民事职责，对将近8000万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我将一直保有这一大权，直到日本能够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成为所有自由国家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及其人民像战争后期的日本这般遭到彻底的摧毁。不仅军事上惨败、武装力量覆灭，也不光工业基地被夷为平地、土地被外国军队占领。
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日本式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信仰如今在完败的痛楚中荡然无存。这一灾难带来的冲击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在这与世隔绝的岛国上，极端的封建主义曾长盛不衰，并最终导致日本民族对自身武力及文化优越性近乎神话般的狂信。
尽管缺乏铁、煤、多种金属、棉、石油等几乎全部现代工业所需的必要原料，但日本在20世纪仍然实现了繁荣，这主要得益于该国人民的勤劳节俭。通过国际贸易和商业谈判，他们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材料——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美国进口棉花，从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进口橡胶、锡和石油。同时，亚洲数百万劳工阶层都负担不起生产成本更高，因而更加昂贵的欧美商品，但日本低廉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能够满足这一市场所需。
多年来，日本的基本国策和目标一直在于保障该国的工业原料产地。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和满洲，并试图将整个中国置于其掌控之下。日本帝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数十亿利润被投入到这些海外领地。事实上，日本走向战争的其中一项原因便是担心罗斯福总统会发动同盟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不论这样的判断正确与否，日本都认为制裁会瘫痪其工业，继而引发国内革命，所以希望占据这些对于其工业帝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原料产地，永久维持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蒙蔽欺骗的日本民众一直都相信己方正在走向胜利。而现在这一切顷刻间如梦方醒，日本人被无法想象的废墟和灾难所吞没。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和其他人类一样试图寻求宗教的支持。然而，在这紧要关头连宗教也抛弃了他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早已被政府渗透控制，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由于被赋予如此巨大的权力，我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权力是一回事，如何运用则另当别论。军事知识帮不上忙，我必须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工程师、生产主管和教师，某种程度上我还得成为神学家。我必须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无论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样的伦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灵魂深处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须用荣誉、公正和同情来填补日本在政治、经济、精神层面的空虚。将日本民族从军事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内部推进自由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场。盟国的初衷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惩罚战犯。然而日本的实验必须走得比这更远，对此我心知肚明。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企图通过军事占领来征服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于军事占领我并不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作为师长的我曾率领麾下的彩虹师驻扎在莱茵河西岸。我对军事占领的弊端拥有亲身体会：民治被军事统治所取代；被占领民族丧失自尊自信；中央集权和独裁制日益占据主导，而地方自治和代议制随之式微；在外来武力的淫威下，国民精神不振，道德水平下滑；占领军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权力的疾病在他们中间滋生蔓延，进而产生某种种族优越感。倘若军事占领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慎重对待，被占领一方往往沦为占领者的奴隶。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乎每场军事占领都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我研究过亚历山大、恺撒以及拿破仑的生平，他们都是伟大的将帅，却无一例外地在军事占领期间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努力回忆多年前父亲教给我的他自已担任菲律宾军事总督时的教训，然而深深的疑虑始终挥之不去。面对意料之中的危险我能成功吗？疑虑将为我提供最佳的保障，而恐惧将成为我最大的优势。
从接受最高司令任命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通过天皇和帝国政府的官僚机构来实施何种政策。我深谙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优劣所在，因此认为自己计划中的改革应该同时带给日本现代的进步思想与实践。去军事化是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任务包括惩治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雏形、对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的做法、营造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氛围、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这些任务占据了我接下来五年以上的时间。尽管其中有些做起来相对容易，有些遭遇困难，但所有任务最终均告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日本民众与我这个驻日盟军最高司令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互信关系。我一直致力于为日本民族争取公正的对待，甚至不惜违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国的意志，当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征服者，而是开始将我当作日本的保护者看待了。这些人民突然被置于我的掌管之下，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既要在精神上引领他们，又要在现实层面管理好他们。从一开始我就告诫我们的军队，世人将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评议我们的国家，占领工作的成功全然仰仗他们的从容镇定和自律自制。总体而言，他们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他们以身作则，使这个闭塞岛国的许多古风陈习为之一变，令日本民众心生敬佩，不愧为亲善的使者。
在发布法令方面，我倍加小心，避免对日本传统文化或者日本生活方式横加干涉。我频繁发表公开讲话，建议日本人以一种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糅合两种文明的精华。同时我也谨慎地告诉他们，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在这方面毫不借鉴他人。我鼓励各行各业的日本人到西方国家旅行，并尽可能促成这样的访问。我一直认为占领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我坚持主张在教化日本民族的同时我们也应发自内心地向对方学习。为了还日本人以尊严和追求，我下了一番心血。随着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回归，他们逐渐开始热诚而友善地交流思想。这种相互尊重成了美日两国人民评价彼此的基石，占领工作也因此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一篇充满人性温情的独特华章。
其中有些问题的根源之深远是我们在1945年夏天全面停火时无法想象的。
照理说，日本是二十世纪的文明，但事实上它却更接近于封建社会，尽管封建制度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被西方国家摒弃。日本人的生活中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比封建主义还要古老的东西。虽然经过了三千年的进步，西方世界早已对神权政体弃如敝履，但这一制度却在日本绵延至今。天皇被视为神，普通日本人甚至都不敢拾眼一睹统治者的真容。这位神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话就是律法。其无上权力的背后是小群特权家族，分别掌控着日本的军队、政府机构和经济命脉。民权乃至人权都是不存在的。只要乐意，统治集团可以对日本百姓私有财产和劳动成果恣意夺取。1937年至1940年期间，超过60000人被秘密警察以“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入狱。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划分，日本更接近古代的斯巴达，而不像其他任何现代国家。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天皇的叔父，也是日本传统统治阶层的一员，他从日本投降开始担任首相，直到当年10月下旬。天皇认为首相的这层亲属关系不利于占领军当局正在启动的改革，于是让日本最受尊敬、最富经验的外交官币原男爵（Shidehara）取而代之。当这位新上任的首相前来拜访时，我对他阐述了如下几点：
我希望你能尽快理解并开展下述社会秩序方面的改革：
1. 解放日本妇女，赋予她们选举权，这样，作为全体人民的一员，她们会为日本带来全新的政府理念，即政府服务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福祉。
2. 鼓励工会运动，使其在保护劳动者免受压榨虐待以及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有力的影响。
3. 出台必要措施以纠正运用童工的恶劣行径。
4. 学校的教育要更加开放，使大众得以通过真才实学塑造自己的未来，并了解政府为仆、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从中受益。
5. 废除通过秘密审讯和乱用职权导致人人自危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司法体系，保护民众免受专制、独断和不公手段的危害。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停止一切以政府名义打着提高效率的幌子对民众实施组织化管控的做法。
6. 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改造，通过各种方式确保收入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泛分配，同时保障贸易，最终对产业的垄断性控制实现调整。
7. 在行政方面，当局应立即展开积极的行动，解决日本人民的衣食和住房问题，以避免瘟疫、饥荒、疾病等重大社会灾难。即将来临的冬季十分关键，唯有确保人人投身到有益的工作之中方能渡过难关。
听完这席话，（币原）首相激动地表示完全同意，然后立即干劲十足地着手相关工作。我知道与其由我下令实施改革，或者威胁说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将“龙颜大怒”云云，还不如让日本人自发为之。日本新政府的成就没有一件是因为受我逼迫或者畏惧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力量才实现的。强制推行的政策不能长久，必然人走政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发自日本人内心，并且出于日本人自身的迫切需要。我提出的有些改革建议直接触及日本人民族性的核心——制度、神话、过去的政策手段都要经历转型的阵痛，所以日本人必须理解为何新制度和新的行事方法更理想。我深知，如果我们不从“变革必须由日本人发起”这条基本假设出发，占领工作就必将失败。
在东京的那些年，我时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我的参谋们：“日本人的某些做法纯粹是出于尽善尽美的需要，而那种程度的完美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都不曾拥有，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加以干涉。”
截至1946年元旦，占领工作进展喜人，我向日本人民发表了如下讲话：
新年到了，日本迎来了新的黎明。未来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军国主义、封建残余以及施加于人民精神和肉体上的桎梏已经去除、思想控制和洗脑教育也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合理范围内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解除这场全民族的奴役不仅意味着全体民众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将要承担起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的义务。日本人民从此开始当家作主，自力更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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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麦克阿瑟，来源：《麦克阿瑟回忆录》（陈宇飞 译），第八章“占领日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298页。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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