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人为何对明朝忠心不改?
清朝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伐蒙古,或联合蒙古寇犯明朝边境,或南下攻击朝鲜。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非中华族类。在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关系,这些都是阻碍清代中朝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体系之下,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对此论不敢苟同,因为女真各部卫所皆是明朝设立的,并非朝鲜所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图,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上下、尊卑不平等的关系,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未开化的民族,他们与女真交往采羁縻之策,确保女真不对其北部边疆构成威胁,从而使北部边疆领土得以巩固。
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首先是施恩笼络,授女真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遇上天灾,亦予以救济。太宗时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内,为吾藩篱,宜待之以厚”,遂厚待之。世宗时期对女真诸卫酋长多除侍卫一类头衔,《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其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于是对当时建州卫酋长童仓、凡察等人子弟,除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世宗年间,建州三卫天火焦地,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对女真加以征伐。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永乐八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担心他回归故里,见到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的情况,会“怨极于天,必告诸天子,誓死复仇矣”。世祖年间,申叔舟多次领兵征讨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窃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镇压,故而战事不断。弘治九年(1496),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征讨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征讨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因此,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的地位,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当女真强大起来,建立政权以后,尤其是实力膨胀到足以与明朝抗衡时,为使朝鲜臣服,即便是让朝鲜接纳女真,赋予平等的地位,都必施以战争,否则不得成功。而将其臣服为藩国,必须诉诸战争。故而清先后两次出兵朝鲜,将朝鲜置于藩属国地位。原来对女真具有某种宗主地位的朝鲜王朝,却被迫成为其后人的藩国,以前的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易位,对于秉持儒家礼义,尤其是持程朱理学华夷观的朝鲜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为了寻求心灵与思想上的平衡,朝鲜遂将尊周观念大加发扬。对于清朝出兵朝鲜这一过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笔者对具体的出兵过程不再讨论,只是讨论在此过程中朝鲜是如何把持春秋义理与清人抗争的,以检视朝鲜文化心态的变动。
光海君可以说是朝鲜唯一一位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仇恨的国王。前面已经提及,明朝因为他是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令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光海君时刻担心世子之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此又招致清朝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既不朝贺,又不接待前来劝说的清朝使臣,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答清使书曰:
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
此时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朝鲜以为与明朝乃君臣事大关系,并搬出丁卯之役时后金肯定朝鲜“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为理由与清朝争辩,但是皇太极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朝鲜虽与后金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朝鲜也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剪除明朝的羽翼,清朝就要将朝鲜臣服。
仁祖困守南汉山城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洪翼汉曰:“建州欲窃大号即自帝,何询殿下耶?彼其意欲藉殿下之言,将以称于天子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斩使者之头,并其书奏之天子。”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不去鸣吉,国必亡矣。”这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11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尹集等对清使英俄尔岱说:朝鲜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也”。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中备受称颂,被视作是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
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
但后来为形势所迫,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从而奠定清代中朝关系的基调。当时朝鲜实际上无任何力量与清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屈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洪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堉尚在出使明朝途中,但是明对金堉不但未加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椵(皮)岛,都督陈洪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论其数点:
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之事和盘托出,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
王每岁正朔西乡(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移咨于承畴,具道为清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两,人参五十觔,复遣之。
僧人独步,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洪承畴降清后,朝鲜与明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向皮岛守将陈洪范出谋划策,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得知其事,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之”。真乃忠明义士。
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露给明军。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射者不装铅头空发火药,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双方发空炮,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船,凡六十四船。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朝鲜令林庆业率兵三百人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但其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捕林庆业。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
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好像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这些潜通明朝的人和事,是否确有其事,因为无法从中国找到相应的史料,故而难以断定。即便只是一种传说,实质上也反映出当时朝鲜人一种普遍心态,试图通过这种传说,寄托某种思明的情感。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这种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现实政治,成为朝鲜处理与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明朝
女真
中朝
光海君
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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