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谈及日本近代史，伊藤博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作为日本第一任首相（后来又三度组阁）和“明治宪法之父”，他直接推动了君主立宪制成立，奠定了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基石。
不夸张地说，他是日本转向富强的大功臣，但对邻国来说又是灾难：正是在他任内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中国割让台湾，随后又成为统治朝鲜半岛的首任韩国总监，最终也因此被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
难以置信的是，也正因他在锻造国家富强上的高超手腕，清廷在甲午战败后还一度考虑延聘他来中国主持朝政，挽回败局。
然而，像这样重要的人物，不仅中国人缺乏深入的了解、研究，甚至在日本也颇受冷落。前些年去山口县萩市，我在城外松阴神社外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伊藤博文故居，游人寥寥，门可罗雀。
一千日元上的伊藤博文头像
虽然战后他的头像一度还上过一千日元纸币，但近些年来日本无论是学界还是言论界，对他都评价甚低，著名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称他只是个“没有哲学的政略家、没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而“政治上的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不过是二流以下的政治家”——换句话说，这人依违两可、极其务实，这有助于他达成目的，但却因此缺乏人格魅力。
这倒也不算太错怪了他，从他的一生来看，可以说是随着形势不断变换立场的变色龙：他早年曾是狂热的攘夷者，一度试图潜入英国公使馆附近刺杀洋人，然而后来却又以“喜好洋风”著称，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妆舞会，亲自装扮成威尼斯商人；西南战争之后，伊藤博文一度追随获胜的大久保利通，但在其死后，他又改变立场，赞成井上毅提倡的超然内阁主义，获得了宪法制定者之名；等议会建立后，他居然又联合了本应是死对头的民权派自由党，以此为基础创立立宪政友会。
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游走于藩阀政府、政党、枢密院、宫中等政界各处，与昔日政敌大隈重信、陆奥宗光、星亨等人结盟，转变速度之快之频繁令许多人为之瞠目。
这不仅让当时的盟友和对手困惑、愤恨，也为后世如何评价他制造了困难。司马辽太郎说他“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着调和”，讥讽他“到底是‘大政治家’，表现得十分灵活”。
研究近代史的领军人物坂野润治就坦白地说：“我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伊藤博文的，因为他总是在两个清晰的对立面之间活动。即便是用整个明治历史，也难以勾勒出伊藤博文的形象。”
[日]泷井一博
张晓明、魏敏、周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3-1
在日本学者泷井一博看来，伊藤博文并非没有前后一贯的政治思想，他一生都致力于锻造一个立宪国家，推动国民政治，融入近代化的“文明”潮流。只不过伊藤清楚地知道，要达成这一点，仅靠思想和理念还不够，而重视“实学”，力图以此为媒介将官民统合起来，使民间的力量可以对接、灌注到国家政策层面，最终实现国族的富强。
换言之，对伊藤博文来说，立宪国家这种文明的“国家形式”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是盛放国民政治的容器，而真正的目的是使日本在整体上获得提升，与列强竞争。
近代意大利实现统一时，时任撒丁王国首相的阿则利奥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把这个的“意大利”替换成“日本”，恐怕也完全适用于伊藤博文的想法，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内部联结松散的国家要完成现代化，政治上的统一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合格的国民。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伊藤博文身上一些看似矛盾的想法与做法。他的确曾“攘夷”，但当他从英国留学归来时，上司威仁亲王问他日本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时，他却断然回答：“所有一切。”
这与其说是他态度翻转为“崇洋媚外”，倒不如说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应对列强挑战、构建近代化国家，日本缺乏“可作为精神内部的‘机轴’而起作用的传统”（丸山真男语），必须引入西方的全新机制。
也就是说，“为了保存日本，必须改造日本”，这其实和“中体西用”的构想类似，引入的西方技术、理念，最终都是为了保存本国的手段，只不过伊藤博文的步子迈得更大、决断力更强。
伊藤博文
与此同时，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设想背后，其实又隐藏着传统的政治理念。伊藤博文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初就强调每个人都肩负着国家的责任，“人心一致”才是兴国的原动力，所有人都应摆脱原先的幕藩单位的意识，“去私而归公”。
他之所以推动落实明治宪法，就是为了利用这作为框架，将从天皇到平民的政治活动都予以制度化，从而动员、激发出全国上下的活力。
既然连国家的基本法也不过是行政的工具，那就毫不奇怪他将当时怀抱各种理念的知识分子鄙视为“蠢货书生”了，把抽象理念当真才是误国——包括当时一些人鼓吹的“爱国心”，他也不屑一顾，因为真正的爱国心“并非那种耸起肩膀怒目而视之物”，而是带来国家富强的实用性意义。
他严厉拒斥旧传统，也是因为“昔之学问十之八九为虚学”，这种注重“实学”的倾向隐含着一种深厚的功利主义，即任何理念都得证明自身是“有用”的，否则不仅对国家无益，甚至有害。
下关春帆楼 伊藤博文在此迫使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从清朝获取巨大利益
虽然泷井一博将伊藤博文的政治哲学看作是其“独特的世界观”，但耐人寻味的是，那其实与中国传统上那种务实的权术十分近似：这个世上的存在是变动无常的，没有一定的规则，因而必须“执一而守中”，不断应变，随时谋求最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要谋求富强的大方向不变，手段可以极其灵活，改变立场也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
在日本政治近代转型的过渡年代，正需要这样的人物。整个国家的各方面都半新不旧，更谈不上有现代国民意识，看上去本应代表不同群体利益并追求各自政治理念的政党团体，往往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个人和小团体私利。
实际上，直到今天，日本的自民党政权内部仍是杂凑混合各派系，被戏谑地称为“囊括所有票务的综合百货店”，议员们只是在这块招牌底下，租借地盘营业的招租者，不分好坏，来者不拒。
既然如此，那一百年前伊藤博文试图联合对手，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党，也就不奇怪了——对他来说，那与其说是为了谋求某个抽象的伟大理念实现，倒不如说是一个能充分代表所有国民利益的执政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他本人也是在自觉充当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为了追逐富强，他可以不在意个人名声，做一切在他看来有必要做的事。
虽然在日本可能不像中国的史观这样注重人物评价，但作为后人，当我们回顾其所作所为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现实主义政治的取向，既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埋下了后来日本走向失败的根源。
因为在他的愿景中，缺乏什么原则理念来制衡国家权力，其结果，当明治国家借甲午战争之机骤然崛起之后，即便是像他这样老到的政治家，也逐渐无法掌控，最终只能任凭它在失控中走向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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