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传承张培刚——在纪念张培刚先生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

来源：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网站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十年前先生谢世之日，我写过“旁听生悼张培刚”。那篇文字最后一段如下：

“先生的学问风格，令我想起了科斯转述过的芝加哥学派掌门人奈特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受张培刚老师的精神感召、教诲和鼓励，我们后辈经济学人，当力争把先生‘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的香火，传承下来，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是的，先生毕生的身体力行，当得起奈特所云“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也当得起是他那代学人中的一位杰出楷模，值得在后辈学人中一路传承下去，构成一个优良学术传统的DNA。

传承先生，当更好理解张培刚的道德文章是怎样形成的。这里要感谢《张培刚传》的出版，让我们可以知晓那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的培刚老师，走过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才练就他那坚定、坚持、大气又豁达的性格，才承载得起他将生命与学术视为完整一体的学者志向。

我们读到，当先生呱呱坠地于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时，辛亥革命刚发生两年。事后看，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要真正终极皇权帝制，武昌革命只是一个开端。不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毕竟影响到普通人的命运——少年张培刚得以就读新式小学，获得现代启蒙，他的名字由“思孟”改成“培刚”（他兄长则由“思孔”先为“培典”，后为“卓群”），进而负笈省城，一路从武汉中学、省立一中读到武大经济系，与传统读书求功名的人生路向渐行渐远。这清晰地表明五四运动之新思潮，已波及华夏文明之根基。

掩卷而思，倘若脱离先生所处时代一波接一波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张培刚的个人经历真是无从想象：农家子弟-新学高才生-中央研究院专业人士-清华公费留美学生-哈佛大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后来，要是再不发生上世纪50年代以降那一连串的运动，人们也不容易想象，这位自愿放弃海外高薪职位、满怀激情以知识报效自己祖国的张培刚，怎么可能被离开讲台和他视为生命的理论研究，“接受审查”、“负责基建”、“修理地球”、乃至“监督劳动”！而到了张老先生晚年，能够成就他学术生涯辉煌三十载，那也绝离不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的，没有那个大时代，一定没有这个张培刚。

当然，并不是先生的每位同代人，都拥有先生那般见识与学问，都具备先生那般品格与操守。这说明张培刚的个人特质，包括他的心智、悟性、抽象与推理能力，决定了先生在他所经历的时代里，得出他自己独到的领悟，提炼出他自己独到的思想。我们今天要传承的，正是极具张培刚个人特质的思想与品格。由此也希望，有缘亲受先生多年教诲的张门弟子们，能多写一点回忆文字，多提供哪怕点点滴滴的记叙和感悟，以帮助天下学人增加对张培刚传统的认知。学者的道德文章终究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一个伟大学者把生命与学术融为一体所呈现的精彩。

旁听生能做点什么呢？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学几分算几分，做多少就多少，也应该在传承张培刚方面努一把力。很普通的，就是在自己的教学中遵循学界惯例，在课堂上讲张培刚的故事，介绍张培刚的经济学说，也把张老著述列为课程读物。现在还不敢说，在更年轻一代学子那里，培刚老师的思想学术影响已经足够大。但是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的青年学子，还是能在早他们八九十岁的张培刚老爷爷那里，受到感染，得到启发。

比较最能打动青年学子的，还是张培刚的人生故事。我们当然不希望、也绝无根据可以预言，走出当下校园的同学们，将来还会像张老先生那辈所经历过的、个人命运被混杂着战乱、革命、改造与改革等历史大浪裹挟。前辈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还不是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过上和平又富裕的生活。但是对于新人而言，站在他们人生开端展望未来，多多少少还总有不那么确定的因素，怕是谁也打不了包票，他们将要展开的人生和专业道路，一定风平浪静，一定不会遭遇不顺心、挫折和失败。因此，历经人生大起大落、还终生积极、乐观和豁达的张培刚老先生的精神能量，依然可以是青年学子们有益的营养。

此外，张培刚毕生关注的农业国工业化，迄今尚未在中国完成，至于在更广阔的发展中经济体那里，不少还处在非常早期阶段。无需赘言，对张培刚来说，工业化绝不仅仅意味在传统经济里生长出一个或大或小的现代工业部门，她还意味着用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产出的成果，更新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按此，先生在农业国工业化议题下阐发的理论，还大有用武之地；先生在蹉跎岁月里遗憾未能完成的研究，终究会后继有人。

今天大家相聚一堂，纪念先师，说明在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可以发生“香火传承”这回事的。这件事有意义，也有希望，就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吧。

以下是周其仁教授在在张培刚先生去世时专门撰写的悼念文章：

周其仁：旁听生悼张培刚

一直以为，总还有机会到武汉看望张培刚老师。可是，11月23日消息传来，张老于当日下午两点逝世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惟有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我是张培刚老师的旁听生。那是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他和其他多位经济学家前辈，一起为京城经济学界成系列地介绍“国外经济学”。那时我刚进入人民大学，从朋友那里知道的消息，每周一次骑车穿过海淀镇，到燕园去蹭课旁听。记得第一、二讲介绍宏观，主讲老师厉以宁；第三、四讲介绍微观，主讲老师就是张培刚。那时我刚从黑龙江农村来到京师学堂，对张老的“大有来历”完全一无所知。印象之中，他授课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我这位旁听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后，在间隔了其他老师主讲的七、八个题目之后，先生又讲了一回熊彼特，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创新”这个概念。课间我有过提问，他回答的态度和蔼，完全不以年轻人直通通的发问为意。就这样，我拜上了一位好老师。

二十六年前，也是秋冬时节，出差途经武汉看望先生。他病了，住在医院里，但见病床的一半堆得满是书。谭慧老师说张老要写《农业国工业化》的续篇，怎么也不肯放下。那张堆满书籍的病床，永远印刻在头脑里，教人懂得什么才叫做学问。

九年前，先生九十大寿，几代学人齐聚华中理工大学庆贺。大礼堂座无虚席，可是轮到张老致辞，偏偏突然停电。只见九十岁的老人家站立起来，不用扩音器，操着古雅的湖北乡音继续大声发言，抑扬顿挫，字字句句让在场几百人听得真真切切。

我们敬重先生的学问。他那1949年在哈佛大学得奖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之作。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的流行之见，培刚老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地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他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探索人类历史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规律与路径。

张培刚老师之所以有此理论建树，是因为他对中国经济与农村问题下过扎实的功夫。早在1936-1940年间，他就对农家经济、粮食问题和市场运销，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老师运销》中，培刚老师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先生那时还没有出国留洋，应该无从知道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首先提出、连当时欧美学术界也不甚了解的“交易费用”的概念。2002年祝贺先生高寿之际，我特地为文指出，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交易费用及其经济影响的独立发现与独立运用。

我认为，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虽然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方方面面的课题怕难有根本的解决之道。

先生的学问风格，令我想起了科斯转述过的芝加哥学派掌门人奈特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1]受张培刚老师的精神感召、教诲和鼓励，我们后辈经济学人，当力争把先生“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的香火，传承下来，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先生安息。

[1] Frank H. Knight, Freedom and Refor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7),244. 转引自“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刊《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科斯，1994），中译本见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