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舆情”意味着什么：经济矛盾取代政治分歧

根据5月的计划，我原本尝试每月写一篇关于中国重大舆情的分析报告，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情势的判断依据，但是，随着各种杂事不断，这个想法很快就放弃了。

在上述5月份的文章中，我们主要判断了中国舆情的逻辑和发展情势（点击参考链接5月16日文章：《两种矛盾的变化：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今天我们简单阐述的是，当前中国舆情的实质是什么？

作为曾经的专业舆情分析师，我们不可能像撰写论文或者时政文章那样瞎写，我们必须做到对政治利益和政治矛盾的把握，以及对具体信息的有效组织，从而对局势的走向做出判断，以供参考。

当前舆情的真正的矛盾

在理解这一点之前，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即在这场关于联想的网络舆情争论中，真正的矛盾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在上文中我们专门讲到，并预见到了（点击参考链接5月16日文章：《两种矛盾的变化：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

“在过去几年里，基于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感，体制和新生代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借助内外有利因素，他们基本完全压倒了自由主义浪潮……

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的终结。

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网络舆论斗争朝向的，绝不是自由主义这种既没有官方支持，又缺乏群众基础的知识分子空中阁楼式思想，而是基于经济矛盾——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日渐不满，这才最有可能是未来矛盾的主流，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网络观念变迁问题。”

对头，当前中国网络舆情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政治矛盾转变为经济矛盾，或者说经济矛盾越来越主导了中国网络舆情的意识形态走向。

从个人来看，近年来，中国网络舆情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政治矛盾主导

时间是从2014年到2019年（香港危机，当时中国网络舆情的主要阵营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壮大的民间自由主义VS民族主义+左翼思潮之间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南老师这样的民间左翼民族主义人士和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体制人士形成了相当协调的同盟；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主要矛盾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矛盾，日渐富裕起来的有产阶级饱暖思权欲，试图获取更多的权力，这引发了他们与体制力量和更在意物质利益的底层大众之间的矛盾，最终有产阶级的思想代言人自由主义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一败涂地。

第二个阶段：经济矛盾主导

就像所有的政治浪潮一样，一旦基于政治矛盾斗争的阶段结束，经济矛盾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体制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上的威胁，打败自由主义即代表着斗争的结束，因为体制本身就是现有经济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对于现有经济秩序，她最多只能追求改良而绝不能尝试颠覆。

但对于代表民间底层大众思潮的民间左翼力量来说，他们对自由主义和有产阶级的仇恨，更多是基于一种经济敌恨而非政治矛盾，他们的仇恨对象是

现有经济秩序

，他们的斗争目标是

改变甚至推翻经济秩序

并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非追求对他们而言不切实际的政治权益。

这就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在联想舆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联想舆情中，代表底层大众认知的左翼民间舆论领袖们认为，联想在发展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资本运作问题”、“高薪高官问题”，乃是其为富不仁的体现，是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证明；反过来，代表体制内外有产者的舆论领袖（如胡锡进老师等）则认为，联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发起批判式的倒查讨伐，要珍惜联想这样的企业。

这两种认知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经济阶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他们的分歧是阶级性的，都是基于各自阶层的利益认知，这种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是无法弥合的。

政治浪潮必然出现两个阶段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历代政治浪潮都不可避免的出现类似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矛盾，第二个阶段是经济矛盾。

譬如，在1789年-1792之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王权贵族与资产阶级+无套裤汉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政治利益的分配权争夺，但到了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1793年以来的法国大革命第二阶段随即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演变为法国资产阶级与无套裤汉之间关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双方的斗争实际上是更加血腥残酷了。

1830年七月革命后，随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菲利普上台，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矛盾演变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由此爆发了更加血腥残酷的新革命冲突

再譬如，在1917年俄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叫二月革命），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贵族与新兴阶级之间关于政治权力分配的斗争，但随着有产阶级的掌权，俄国的主要矛盾演变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关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了更加残酷的俄国革命斗争。

同样，在1928年日本帝国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日本军部联合民间左翼民族主义力量开始对大正时代盛行的“天皇机关说”为代表的西式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打击，在这个阶段，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政治权力分配的矛盾，为了打击日本自由主义思潮，代表左翼民族主义的皇道派与代表体制利益的统制派相互协调合作；到了1932年，随着日本自由主义思潮的破灭，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为体制内外有产者与城乡穷人之间的经济矛盾，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这是一种更为激烈的冲突，尤其对日本体制而言。

美浓部达吉，日本天皇机关说提出者，被视为大正昭和时代日本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啊！海军》中讲述了城市有产阶级子弟与小镇穷人子弟对1936年皇道派发动之反政府二二六军事政变的不同反应，这实际上是深刻的经济矛盾体现

包括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股浪潮也是同样如此，两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矛盾和冲突。

这是政治浪潮必然结果，今天中国舆情出现的两个阶段也是如此，随着自由主义的破灭，政治矛盾将被经济矛盾取代，成为中国网络舆情浪潮的主要冲突点，从历史经验来看，若无未雨绸缪的引导和管控，这种冲突的影响将会更甚。

左翼激进民粹的自毁和中国舆情的必然左转

尽管左翼激进民粹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实际上，在一个力求稳定而非动荡的社会里，左翼激进民粹的自我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

第一个，左翼激进民粹的目标与一个力求稳定的政治目标不符，在任何一个赢得政权、力求稳定的现有秩序下，左翼激进民粹试图改变甚至颠覆社会经济规则的企图都将是一种破坏和威胁。

一个胜利的政权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继续革命，他的政策目标是实现稳定，而不是破坏稳定，不管怎么说，激进左翼民粹的本能必然会走向现有秩序的对立面，这必然导致其沦为众矢之的——包括它曾经的同盟。

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观察家，他在阿道夫希特勒刚刚上台后就敏锐意识到，随着权力的巩固，那些依然致力于在德国推动民粹革命的纳粹冲锋队，必然会被希特勒彻底消灭，因为德国元首如果不这样做，德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就无法实现稳定，国家的秩序就无法得到保证。后来，德国元首果然被迫却无情地横扫了自己的前战友——忠诚的左翼民族主义革命者欧内斯特罗姆和他的冲锋队。

据赫鲁晓夫回忆，希特勒处决罗姆和冲锋队的消息传来后，斯大林拍手叫好，说，“干得很好，一个领袖就应该这样做，留这些不听话的暴徒干什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浪潮中，那些最激进的左翼分子早在1967年、1968年就遭到了镇压，就是因为他们对经济秩序充满仇恨和不满，其所作所为都致力于破坏甚至颠覆当时的现有经济秩序。

激进民粹力量自身很难意识到这种转变，他们不能理解打天下与守天下之间的时势界限，难以自抑的本能最终促使他们走向不可抗拒的命运。

第二个，左翼激进民粹与任何民粹力量一样，缺乏真正的实干人才，他们过于接地气，使得其人才储备不足，难以承受权力的重担和责任，这往往代表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最终命运。

说起来，这一点，早在那场的浪潮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缺乏做实事的人才，使得激进左翼难以掌握实际权力。这与武则天时代的武氏集团是一样的命运。

的确，当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令人厌憎，就像隋唐时代的世家豪门一样让人愤怒，但问题是，真正做实事的干才，恰恰集中于这些精英阶层，即便国家有一天将权力送给那些民粹激进左翼，他们恐怕也难以负担权力的实际责任，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真正做具体实事的人才，这就是民粹分子从古至今最大的权力局限。

武则天侄儿武承嗣反对武则天重用李昭德，原因是李昭德不忠于武氏，武则天却贬斥武氏子弟的才能，她说：“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旧唐书·李昭德传》）；李昭德死后，狄仁杰成为武则天处理内政的主要依仗，但狄仁杰及其臣属却是不折不扣的李党而非武党——这实际上代表着权力最终回到精英阶层手里的困境——《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这些人后来发动了唐隆政变

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转变即将到来。

随着诸多经济风险的暴露（如房地产）和中美对抗的加深，中国企业家的名声必然遭到更多的质疑，左翼民族主义舆论的浪潮必然走向进一步壮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必不可少。

如何最大程度上吸收左翼民族主义民粹思潮中的有益部分（如减少贫富分化），约束其中的危险因素，显然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但这也将是一个国家稳定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也将是必然应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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