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江南民众为何对元朝念念不忘? 
©文/大献张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在打压、赶散与重赋的组合拳下,那些顽固的江南居民不得不安心接受故乡早已“腾笼换鸟”的现实。
在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体现了一派繁华景象,据说这幅作品以苏州为原型,给人一种印象,大明治下的苏州是“人间天堂”。
◎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遗憾的是,以老苏州为代表的的广大江南人士并不领情,他们轻蔑地管朱元璋叫“老头”,将红巾军骂作“红头苍蝇”
◎ 江南人无不怀念前朝
与常人想象中“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全民反元情形相反,以老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人士并不恨大元
一方面,蒙古贵族或多或少仰慕汉文化,另一方面,是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的“(元以)宽治天下”,无论攻打还是治理江南时均未采取过于暴力的手段
忽必烈曾说:“朕闻(宋将)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
这看似并不是一句空话。浙江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上》写道:“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五茸志逸随笔》亦载当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今上海西部)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
除此之外,贝琼、杨维桢、解缙等人的文集中也有对元朝盛赞之辞。可见,迟至晚明、清朝,江南尚有心念大元者。
◎ 画家笔下的元末江南。《有余闲图》姚廷美
更有甚者,效仿蒙古贵族的语言容饰,“辫发短衣”,导致“宋之遗俗,变且尽矣”,作为对漠北圣人们一心慕华的回应。
元末,张士诚虽然造了大元的反,自立大周政权,但很大程度上仍旧保持着元朝的固有政策,从而受到江南人士的欢迎。给张士诚打工的江南人士王逢干脆劝谏,“北降于元以拒明”。张麾下许元、胡翰、戴良等江南人士一度被朱元璋使出各种手段拉拢,仍然不愿弃张士诚而去。
◎ 人们用插狗屎香表达对张士诚的纪念。吴江通网站
在浙江,当地对张士诚的支持不如苏松那么强烈,但仍对朱明表现出不合作态势。苏伯衡、祖干、叶仪等浙江人士,受朱明招纳后,执意辞官。朱明在金华征选富家子弟作为质子宿卫的计划,也因当地人以“多业儒、鲜习兵”的借口谢绝而泡汤。不单地主阶级如此,朱元璋曾以修城一事提问“百姓怨乎”,儒士唐仲实、姚琏表示“颇怨”。
对此,事后朱元璋充满抱怨地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
时至今日,当地在农历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萨诞辰)这一天,仍有地头插烧“狗屎香”的风俗,“狗屎”实为张士诚小名“九四”的谐音,这一风俗经久不衰也反映出人心的向背。
◎ 该管管了
胡元“鞑子”与“江北佬”张九四给江南一带造成的不利影响,当然不能久拖不决,为了大一统的大局,朱明决定从武器的批判开始,管一管这摊乱局。
《平周檄》发布后,朱元璋手下的名将徐达带人围攻苏州,长期的围困导致城内粮草寸断、疾疫流行,在田园版回回炮——襄阳大炮的轰击之下,张士诚政权绷不住了。“死社稷”未遂的张士诚成为了屈辱的阶下囚,而比他更惨的是则是苏州的粉丝
《吴门表隐》载,平江路上的三家村,得名于当时三个宗族为坚守娄门而全灭。《吴中故语》载,常遇春曾扬言“城下之日,三岁小儿亦斩为三段”,事后果然照做。当然,这些断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元、张的旧思想旧文化继续蔓延。又据《蓬窗类记》所记,直到徐达入城,才加以制止。
◎ 三家村今已废,但通过苏州当地的地名童谣“一人弄,二门口,三家村,思(四)婆巷,吴(五)趋坊,陆(六)家巷,戚(七)姬庙弄,北(八)街上,九胜巷,十全街,七塔八幢九馒头”仍可知它曾经存在。
行动结束了,老苏州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掌权后的朱元璋通过强制迁徙、征收重税等手段惩罚江南地区,并且借助“胡蓝狱”“空印案”“郭桓案”等大举清洗。针对江南流行蒙古时尚与奢靡之风的现象,朱元璋祭出禁胡令,并禁止踢球、看戏等一系列娱乐活动,还严格抑制商人与土豪的活动。
根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官民之家儿童剃留鞑头(即蒙古发型)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贱民不准穿靴(这也是胡人常穿的),违者斩,全家迁入云南
通过这种“留发留头”的严苛指令,大明终于扭转了江南人士受胡元文化腐蚀的局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击败张士诚之弟张士信的军队后,总结教训称后者“军中常载妇人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踘酣宴为事,诸将往往效之,故至于败”。对此,朱元璋下令军中禁止一切玩物丧志的行为,以免大头兵沦为五百年后遛鸟的八旗子弟。
◎ 即使是投靠朱元璋的江南富户,仍然难逃大明铁拳,比如沈万三家族。
不仅当兵的严于律己,老百姓作为大明的基石,同样不能游手好闲,耽误了生产力发展。根据陈沂《维祯录》记录,朱元璋将不务正业、沉迷赌博与游戏之人统统关进“逍遥牢”,让他们感受大明防沉迷系统的关怀。
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李光地《榕村语录》也记载,朱元璋建造了一座高楼(一说名为“逍遥楼”),命士兵在楼上监视,凡是博弈、养鸟、游手游食、吹拉弹唱等不务正业者,就绑来倒悬在楼上,挂到三天后人挂了为止,从物理上实现了绝不与玩瘾并存
朱明的严厉打击并非没有激起江南人的对抗,甚至出现勾结倭寇的极端行为。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这实在小看了大明的威风,十分昂格瑞的朱元璋回头就以“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予以封杀
◎ 洪武赶散
为了惩罚不愿归顺还支持张士诚的江南人士,朱元璋在得胜后使出了“洪武赶散”的手段,至少在洪武三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多次发动赶散,将江南人士强制迁徙到今南京、凤阳及其周边地带、苏北甚至山东等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类似于“扬州十日”,但鲜见于正史,似乎连清廷都不愿提及。
到了1779年,乾隆时的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才绘声绘色记载了当时的形状:“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清至民国的地方志《新安镇志》《泗阳县志》等亦对迁徙的人数、范围等情况作了描述。
◎ 洪武赶散路线图。
此外,民间的宗谱与传说也称“红巾赶散” ,甚至“红蝇赶散”“红蜂赶散”,说是有大量红蝇或红蜂见人就叮。另有一些版本更加耸人听闻,将“赶散”称之为“赶杀”,意指朱明为了将人赶走甚至大开杀戒,肉体消灭不配合赶散令的“刁民”。
具体说来,在宗谱与传说中,被赶散的大户皆出自苏州阊门,这可能类似于大槐树、柳树湾,只是一种精神归属;在赶散的路上,他们一个个捆住双手串成一串,只有上厕所才能解开,以免开小差,于是有了“解手”一词;到了目的地就不能再返回原籍,郁闷的大家只能在梦里重返苏州,久而久之,黑话中的“做梦”与“上苏州”划上了等号。
◎ 被绳子捆绑、强制赶散的老苏州。《洪武赶散》(局部)美术报
非正式记载掺杂了太多感情因素,未必全部属实。但今人仍能从史料中的人口数据,一窥老苏州们的心理阴影面积。
根据《苏州市志》所载,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苏州及辖地人口超过240万,而洪武初年(1368年)仅约190万。这消失50万未必都是赶散迁走,也未必都因兵刀而死,他们或许逃难远去,或许饿死病故。
◎ 苏松重赋
征收重税是朱明对江南、尤其是苏州进行惩罚的另一大措施。
清代陆世仪的《苏州浮粮考》称 “苏州税额,比宋则七倍,比元犹四倍”,此言不虚。明中期叶盛《水东日记·卷四》载,元时苏州课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时增加至百万,而明朝时竟然到了二百七十余万。
成化年间太仓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中也有类似记述,他还含蓄地将这归结于明廷对张士诚各级手下所持田产的惩罚,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持有类似观点。
谈迁《国榷》引陆深所言:浙江税粮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承担了全国九分之一;而苏州一府就有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比浙江全省加起来还多;隔壁的松江府也有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考虑到松江仅有两个辖县,不到苏州七个县的一半,实际上税赋比苏州更重。
◎ 苏松常嘉湖五府的长期重赋直接或间接引发了许多对抗事件,课本上的“五人墓碑”便是其中一例。
但谈迁也很清楚,如此巨大的数额,显然不单单是针对张氏及其麾下的一亩三分地。他不是唯一持有此观点的的人,万历时王士性《广志绎》、乾隆时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及沈德潜《浮粮变通议》等均称这是对全体江南人士的惩处
参与撰写《明史·食货志》的潘耒,也将其原因归结于朱元璋迁怒,还称江南“莫乐于元,莫困于明”
因为倒霉的不独江南一地,陈友谅盘踞的江西与湖广,李思齐占领的陕西宁州,扩廓帖木儿的大本营河南怀庆府,虽然富裕不及张士诚治下的苏松,同样惨遭惩罚性重税。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南昌府志》也称当地在元朝时“赋役轻省,民庶而富”,而在明朝时“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至无以为生”。
与之相比,作为朱明势力早期的根据地,即今南京都市圈在当时一直被认为有功的“龙兴之地”,予以税收优惠待遇。以镇江为例,吴宽《重修(镇江)府学记》称其“自国初用武,多所资给,当时恩诏下颁,惓惓焉优恤之,故其府赋税薄,而田里不困”。
◎ 苏州人沉迷玩乐、消费奢侈,该管管了。
这样的报复还获得了更为合理的动机解释。嘉靖苏州通判余永麟在《北窗琐语》中追加了苏松重赋的理由,“盖太祖见苏、松俗尚侈靡,故重税以困之”。可见,重税是“为了帮苏松人民改掉奢侈浪费的坏习惯,从经济角度配合打击沉迷玩乐、不事生产等不良行为的禁令。
这里还有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沉迷玩乐、不事生产的江南地区,却总是生产出与其体量不相符的作物,以至于明万历时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惊叹,善于生产的“北人……多畜田……视之江南,十不能一”。清人王应奎在《浮粮变通议》中总结认为,正是因为江南粮食产量惊人,大明朝才加重了当地的税收,以避免贫富差距扩大。
◎ 江南人无不怀念前朝2.0
没有了张士诚,江南人士还有最后的“稻草”。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登基,齐秦、黄子澄、方孝孺等南方士人得到擢升,据《建文书法拟》,他们主张恢复过去宽刑薄赋的统治。建文帝也在诏书中称,不应将惩罚刁民的暂时性手段,作为“定例”,应“均江浙赋”,并废除禁止苏松人士担任户部官吏的诏令,松弛了朱元璋时期的海禁。
改革让江南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江南人士也给建文帝打了高分。
顾起元《客座赘语》描绘道:“ 建文四年之中……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 ,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祝允明《野纪》也记“人间道不拾遗”。
◎ 藩邦朝鲜对于朱棣风评也不太好。《靖难之役》剧照
这甚至影响到了邻邦朝鲜。建文刚即位时,朝鲜王就与臣子议论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皆杀之”之事。建文帝派来的使臣时,朝鲜方面称赞其“清不近货,唯求诗卷”,这与日后描绘朱棣使臣“骚亦最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只言片语不过历史长河的一粟。不久后,燕王朱棣会师南下,以靖难之役夺权。
作为应对,建文帝命心腹在江南一带募兵练勇,江南各地也自发组织武装阻碍燕军南下,江西庐陵(吉安)县及常州武进县两地尤为明显。当时,建文帝麾下江西人黄子澄、练子宁在江西招募民兵,庐陵便有县民对燕军开展“啸聚劫掠”的袭扰战,武进马阿保、李德懋同样予以响应。
◎ 在大火之后不知所踪的不仅有建文帝,还有大量外逃的怒海难民,这些都成为朱棣的心腹大患。
当然,这些由“多业儒、鲜习兵”的江南人发起的骚扰,在燕军的北方铁骑前不过是徒劳的螳臂当车。燕军南下后不仅以暴力铲除建文帝政权,并大肆搜捕其党羽,甚至以毒攻毒,发动当地边缘人士给建文帝的党羽添乱。
吴宽《匏翁家藏集》引吴江人吴璠所言,有人“争持锄犁,四出剽掠,以杀人为嬉……以报私怨而已,里有戚、吴二氏,既焚死盗手殆尽”。
惨遭荼毒的江南上演一出“江南时刻”:大批劣绅刁民“不得已畏死逃聚山林”,一部分军民如陈义甫、叶得义等逃到附近海岛,更有甚者直接跑路海外,“潜与相结为寇”
据朝鲜《李朝实录》载,永乐初,明廷向朝鲜使臣黄俨要求“回去对国王说”,将“建文手里逃散”的人“一介介都送将来”。那些跑路也不得之人,只得将噩梦继续做下去。
◎ 该管管了、赶散、重赋2.0
面对永乐帝下落不明以及无处不在的永乐难民,朱棣即位后,在诏书中称:“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明廷“遂下令禁民间海船”私出,并限定“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恢复了朱元璋时期的海禁。当然,这都是为了防止沿海居民被“无赖者”勾结海寇所侵害。
“一遵洪武事例”不止于此,同样恢复的还有压制、赶散与重赋,用以报复抗拒朱明的江南,以及铲除一切疑似支持建文帝的残党。
首先是狱案严打的熟悉套路又回来了。
永乐九年,就有黄岩县民举报“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稿与众聚观,书中有干犯语,请赴法司治之”。宣德初年,“一时被(抄)没者凡数十家”“一时豪民,翦除殆尽”。常熟虞宗蛮的家族,是元末以来最负盛名、占地极广的富豪,“支塘之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结果却是“一时富家略尽,(虞)宗蛮盖其一也”。
◎ 尽管搜寻建文帝可能是阴谋论,但打击和取缔私自出海,进而铲除江南外逃者势力,确实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潜在目标。
据《匏翁家藏集》所载,“自国初……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 南京)。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至北京)。”其中,“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如长洲人翁、徐氏夫妇,原已迁至南京,“永乐间从驾再徙”,喜提赶散买一赠一大礼包。
朱棣作为一代大孝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继承并发扬了老爹的智慧略,将岭南地主也列入迁徙名单。如明中叶海盐县丞邝观政,“其先为岭南高要著姓,永乐初以畿内(北京一带) 兵荒多隙地,诏徙四方民实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
苏松重赋随着建文帝被推翻,得以恢复并一直实施到明末
谢肇淛在《五杂俎》称:“三吴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当然,朱棣兼顾了建文帝“均赋”政策,回应了广大江南人士各地税收一律平等的要求,逐步摘除江淮部分地区作为朱明龙兴之地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帽子
◎ 从图表中不难看出江南赋税之重。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
同样以镇江为例,其在漕粮、水利等方面被划入苏、松、常等同列的江南地区,“超国民待遇”逐步消失。如万历《重修镇江府志·叙例》所云:“镇江与苏、松、常三府虽并列,而赋役之制不尽同;其与应天等五府,初虽以兴王之地,民田免税,而自官民一则之后,民田之赋固亦不轻矣。”
从上表可知,镇江的亩均值高于全国平均值,仍然不及苏、松、常三府的一半,似乎并不严重。但如果以户为单位计算,则镇江2.87石就紧跟在江南五府中的常州2.99石之后。
◎ 大部分因反对朱明而在明初被惩罚的地区,到明后期依旧负担严重。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
在打压、赶散与重赋的组合拳下,那些顽固的江南居民不得不安心接受故乡早已“腾笼换鸟”的现实。
据《明史·周忱传》载,周忱于宣德时任江南巡抚,发现“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 ”,因为“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
◎ 结语
到了腐败丛生、外敌环伺的晚明,朝廷为了解决关外作乱的建州龙虎卫而摊派三饷。另一方面,苏松重赋的局面仍未改善,但此时大量的江南人士——不管祖上是“腾笼换鸟”来的硬盘还是侥幸留下的土著,都通过骨子里“多业儒、鲜习兵”的做题家基因实现了咸鱼跳龙门,考取功名成为朝中要员。
因此,当代精神大明忠臣认为“三饷均摊”,“乃是这群南方既得利益者垄断话语权后,出于地方本位之私搞出来的恶政。老实巴交却生产落后的北方跟着一块儿倒霉交税,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造反作乱有了可趁之际,最终引发了大明灭亡的连锁反应
◎ 当代明朝忠臣对江南朝臣的评价。
先不谈东林与南方系并不能等同,也并没有一味鼓吹抗税,不妨顺着当代精神大明忠臣的思路分析下去。读完本文不难发现,诸如抢占民田、迁徙住民、海禁、强改发型、文字狱、重赋等一系列被当代精神大明忠臣诟病为满清暴政的手段,实际上都是认真抄大明答案的结果
换一个视角,如果参照大卫·休谟的认知理论,抛开所谓“道德”与“常识”的束缚,那么这些手段不是暴政,而是实现为南北融合、天下一统的积极贡献。明末的大崩溃局面恰恰成为这种合理性的反证,则江南人士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也不应当搞出“五人墓碑”这种民变事件。
◎ 当代明朝忠臣怒斥苏州地主余孽对课本的渗透,虽然笔者也搞不懂,为什么“内阁立宪”“资本主义萌芽”的大明,要对自家地主搞出来的“资本萌芽”下手这么狠。
如果不是燕王朱棣及时扭转了建文帝的幼稚,“一遵洪武事例”,不是大清帝国对大明的“远迈汉唐、治隆唐宋”怀以敬仰,认认真真又抄了一遍答案,恐怕江南就要成为第二个越南或者提前出现的郑氏集团。
参考后世日不落帝国因北美两面人抗税而出现白昼断档,牢不可破的联盟因为俄白乌不当“奶牛”而破碎,大明的做法不可不谓英明。有些手段,虽然少儿不宜,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古人,要以在当时的标准、站在历史的高度加以审视。
时过境迁,老苏州对大明的讨厌也渐渐淡去。新苏州以包容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包括当代的精神大明忠臣。
当然,这有别于犹太升万字旗、黑人加入KKK的西方式“圣母”“多元化”,而是出于一种充满文化自信、历史厚重与天下情怀的东方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郑克晟.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2.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陈其弟.阊门 洪武赶散者的大槐树.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5期
4.苏力.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9年
5.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6.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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