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老有人给我留言，让说说司马某某“揭批”联想的事儿。我是抵触的。
生活中，我很讨厌“吵架”，也讨厌介入别人吵架，遇到“垃圾”绕着走，遇到“疯狗”更是能躲则躲。这可以解释胆小怕事，也可以解释理性。
所谓理性，就是经过衡量做一件事的成本与收益。我总觉得参与这样的争论，只会浪费时间。时间是可以用来浪费的，但尽量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才对。

最终决定要在这个“破事”上说几句，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事儿像一个“隐喻”：历史，有时候会被人加工、想象、改造，变成一种工具。这种手法，在正常的年代就是个笑话，但在特定的时候，却可以是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联想的历史，就在那儿，理论上是客观的，但竟然可以被解读为截然相反的“意义”。
若尽量剔除“意识形态”因素，联想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它是一家从无到有，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冲破体制束缚，历尽坎坷，生长起来的一家大型企业；然后又顺应全球化的浪潮，从一家本土企业，冲出国门，收购国际巨头，成为一家国际化大型企业。用“主旋律”视角，它几乎是中国经济40多年来进步、发展、成功的一个标本。
若要算账，我们可以以柳传志的人生轨迹来假设。一种轨迹是，创办联想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操作，成就了今日的联想；一种是老老实实在体制内上班，不去办联想，不去做生意。显然，于国于民，前一种轨迹更好——纳了更多税，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增进了社会财富。
我这么说，显然不是要把老柳塑造成英雄，更不是把联想说成是为国争光的民族企业。当年柳传志们办联想，也并不是立下宏大的志愿，要为国争光之类的。他不过是不安于现状，被时代推动，在人到中年之时，想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说得直白点，就是想“改善生活”。创业者的初衷，恐怕没有不是为了挣钱的。
所以，我一向认为，柳传志及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称不上伟大但值得尊敬。至于他们脱胎于体制，并由此与体制之间那点仿佛说不清的关系，甚至都不值得研究，毕竟当年所有人都生活在体制之内。
然而现在某些人“算账”的方式并不是这样，他们用加工历史的方法以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逻辑，扣帽子。
比如，有一顶帽子是国有资产流失。所谓流失，先有一个东西，然后没有了或减少了，才叫流失。原来有１０块钱的国有资产，让某人侵吞了５元，这叫国有资产流失５元。然而，当年并没有一堆钱摆在那里，让柳传志们侵吞。
当年的股份制改造，确实导致了国资所占股份比例的减少，然而占股比例增大并不代表价值必然增大，占股比例变小也不代表价值必然变小啊。如果一家企业总值100万，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发展壮大变成了1000万，如今10％的股份，就相当于当初100％股份的价值啊。所以，重要的是看股份制改造是否有利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是盯着股份比例。
现在某些人指控的方法是，想象出当年有一堆钱（或一堆可以成为钱的东西摆在那里，或者把当年的一间“传达室”想象成若干年后必然可以成为一座高楼大厦）被人给拿走了。这种思维方式很可怕，可怕在对历史进行加工和想象，变成一种攻击人的工具。
更可怕的“欲加之罪”是给一个行为增添“意识形态”色彩，与民族大义、卖国、爱国关联起来。一个造电脑卖电脑的公司，怎么就与民族大义联系起来了呢？比如，同一款电脑，国外的售价比国内的售价便宜，就是不爱国。定价是企业的自由，买不买是消费者的自由，你可以骂国内定价贵，更可以不买，也可以号召所有人不买，毕竟联想没垄断国内电脑市场，这跟爱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如果发现一家企业的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在网上制作好多期视频多耽误时间啊，学习朝阳群众直接向国家机关去举报才对啊。比如，觉得联想高管们年薪太高，那就去研究联想的薪酬规则是否合法，而不是简单地质疑薪酬高。毕竟，多少算高，并没有标准，而是否合法才有标准。的确，没有标准的东西，更容易发挥想象，更容易扣帽子，更容易忽悠人，更容易调动网民的情绪。
是的，我不相信这样挖掘、想象、加工联想的历史，真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国有资产，这更像是通过忽悠人聚拢和收割流量。网上确实有很多人被“带了节奏”，很多人参与了声讨联想。如果这些人想要一个“联想死掉”的结果，我也没有话说——谁管得了别人的愿望呢。
企业死掉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我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时代，一家企业会死于一些人基于对历史加工和想象的攻击。联想如果未来活得不太好甚至死掉，那应该是因为它的产品和服务不够好，而不是因为它的历史，否则将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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