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跌破1％创43年来新低，危机即将到来，中国怎么应对？

编者按：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0.852%，首次跌破1%，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也就是过去43年来最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对此，有专家分析称，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人口总量增加的动力缺乏，越来越难，出生人口越来越少。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是满足劳动力需求、消费需求，激发经济活力的基础。但现在出生率连年下降，中国人口增长将很快迎来负增长，恐将影响经济增长，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活力。与此同时，中国依然是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问题日渐突出。可能很快将会出现的人口增长危机，将会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该怎么应对？本号今日特意分享深度文章，希望各位读者耐心阅读，相信对你有所助益。

中国人口增长率断崖式下跌　人口危机的破局之道在哪里

文/文和

（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理论模型研究者，英国利兹大学环境学部交通研究所博士）

来源/本文是作者在今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后所写的深度文章，至今依然对当下有参考价值

根据刚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调查，与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中国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这十年人口增长率为5.38%。尽管人口总数仍在缓慢增长，但年均增长率却从上一个十年的0.57%下降到了0.53%。需要注意的是，中国2014年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鼓励生育，但从数据来看年均增长率相比独生子时期反而有所下降，可见“二孩政策”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近五年来仍然连续下降，尤其是在过去的2020年中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注：国家最新公布的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0.852%，首次跌破1%，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随着人口红利日渐枯竭，人口结构的失衡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将面对更加严峻的养老金入不敷出等社会难题，而目前来看，解决人口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放开管制就可以办到的。

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工业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之前的历史里写满的都是以农为本。事实上直到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权时，中国的农业仍然占到了全国总产值的半数以上。由于小农经济有恢复时间短、投入小的特点，使得新中国事实上是以农业为基础开始自己的发展之路的。那时候中国各地甚至一度用农村出产的小米与小农手工纺织的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如在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伤亡士兵家属发放抚恤金时很多地方以小米作为计价与支付方式。事实上直到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快结束的1958年，工业产值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而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总数。

因此要讨论中国的问题，农村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焦点。中国农村长久以来都是以手工劳作为主，大规模的机械作业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起步。培养一个合格的手工劳作的农业劳动力的资金与时间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一个新生儿从出生后从跟随父母学会农业技艺到可以单独完成农业劳作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这从近代之前中国人在14至16岁左右就可以结婚成家就可以看出。

这种农村经济结构使得在生活环境安稳之后中国的农村人口会迅速增加，历史上中国分分合合，而一旦中国从战乱走向大一统之后，往往只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人口就能恢复到分裂之前的水准。如唐朝人口最多时据估计在一亿人左右，但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到北宋建立时其下辖人口大约只剩三千万，而北宋在面积不及唐朝的情况下人口却很快也达到一亿上下。

新中国也不例外，

由于生活的相对安定，小农经济恢复之后也很快迎来了全国的婴儿潮，从1949年中共建国到1959年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约5.4167亿快速上升到6.7207亿

，人口总数增长超过124%，除1958、1959两年外，其余每年人口出生率都在31.9%至37.97%之间。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之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鲜有低于30%的年份，且农业产值始终占全国GDP的30%以上，

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便是培养一个劳动力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相对非常低廉。新生儿从出生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农业劳动力仅仅只需要十余年，且手工农业时代劳动者最需要的是体力而非智力，不读书识字也完全不影响农业生产，上一代投入在农业技能上的教育也仅仅只是父辈在日常劳作中的言传身教而已。因此在小农家庭中培养下一代农业劳动力的成本除了保障基本生存的食宿之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手工劳作的时代，生育越多意味着可用的劳动力越多，在土地充足时，未来产出越大，所以这种生育对于手工农业为主的社会来说其正向收益是大于培养子女投入的成本的。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农业时代的生育率都是比较高的。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农村子女往往可以在十几岁就结婚成家，从父母那里独立出去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几千年的农业文化甚至使得当今的中国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有男女双方都未成年时就摆酒席“结婚”的事情见诸报端。

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培养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至少需要九年时间完成义务教育，而在从事一些较为复杂的工业生产时，对劳动者的技能与文化需求也更高。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德国、日本等这样的经历了完整工业化，并保留了相当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中，其劳动者的收入都是与其收教育程度高度正相关的，且学历越低，未来收入提升的空间就越小。如南方人才出版的《2020-2021年广东地区薪酬趋势》中披露高中以下学历者工作十年以上，在工资已是入职时两倍之后仍然仅是新入职硕士研究生工资的85%。

工业社会中机器取代了人力，消除了人与人之间体力差异的同时放大了个体之间在智力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所以父辈在培养下一代劳动力上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成本，且这种投入并非仅仅只是家庭层面的，而是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大投入。

如英国的老牌名校，牛津、剑桥、帝国理工、UCL、利兹大学、安普顿大学等百年名校基本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被孕育出来的，用以为英国的工业社会标准化、批量的培养人才，而这些大学的建立与运营就是英国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牵头英国政府举国之力才完成的。

在此情况下，一个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工业时代人才，其投入的时间与资金成本与之前的农牧时代有着云泥之别，所以一般家庭的资源能培养的子女数量必然比农牧时代要少一些。从西方国家工业化两百年的出生率变化来看，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出生率与工业化程度有较为明显的反比关系，这种惯性甚至使得西方鼓励生育之后历年出生人口总数仍然持续下降。

中国的情况十分特殊，她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两百年的路，因此各方面的变化也比西方来得更加明显和剧烈，计划生育政策便是这种情况的体现。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中国国策，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各种弊病，但它的确帮助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就集中了资源，实现了人才培养体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在国家层面和家庭层面都主动或被动的集中了资源，在优生优育的指导之下培养出了工业化急需的人才，而晚婚晚育则可以让民众将精力、体力最强的二十岁出头的年龄贡献于劳动生产之中。从结果来看，最初计划生育政策落地执行最好的地区恰恰也是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中国东北地区，而随着南方地区工业化深入之后，当地的计划生育执行情况迅速接近东北的水平。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不应该单独拿出来评判，应该将其嵌入当时的时代背景。计划生育作为配合中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配套政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从20%飙升到如今的60%，科研人才数量快速增加，且出现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如今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迅速缩小，甚至反超西方，优生优育培养出的人才与晚婚晚育集中的人力不可或缺。

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日渐枯竭，计划生育政策遗留的问题也开始逐步凸显，如养老问题，失独问题，男女比例失衡等等。中国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也开始逐步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单独开放二胎（即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到全面放开二胎，都意味着完成工业化与初步城市化的中国人口政策开始转型，以适应未来发展。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却使得人口问题不单单只是放开生育就能解决的，这一点从中国东北到今天仍然人口净减少就能看出。

社会红利分配失衡与人口被压抑的生育意愿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维持着相当快速的增长，财富积累的速度非常惊人。如今一个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里中产阶级，其资产总量丝毫不逊色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上了中国进步的速度。

如2000年上海市居民月平均工资为1，285元人民币，平均房价为3，326元人民币每平方米，到2020年上海市居民月平均工资为6，504元人民币，而房屋均价每平方米已在60，000元人民币以上，劳动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

同时，那些已经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的人，为了巩固自己及子女在未来竞争中的优势，也更倾向于关闭或缩小阶层上升的通道，以减少未来可能与他们竞争的人。

如在中国香港特区，房地产开发商与已经买到房产的香港居民因为担心房地产市场供给增加会使香港房价下跌，进而影响他们的资产，因此他们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体，以环保等为手段，反对政府开发新的住宅用地，从而制造了香港住房供给量长期远低于实际需求的状况，造成了底层香港居民住房十分凄惨与香港房价畸形走高的悲剧；中国苏州市在2018年安排八百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苏州名校勤惜小学念书，但该校原本的学生家长担心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分走他们子女的教育资源而联合发起抗议，最终学校不得不用铁栅栏将这八百名外来学生与原本的在校生隔离开实施“单独管理，独立教学”。

在中国财富飞速积累的同时，财富的分配失衡也在快速增加，并在最近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快速积累财富的阶段强者愈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都会被加强，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贵族们在大航海时代从海外殖民地中攫取了不计其数的财富，而普通欧洲农民的生活与中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学会的统计，1973年至2017年，美国经济凭借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增长了77%，但同期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仅为12.4%；韩国自2003年到2019年，在人均GDP增长115.9%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仅31.8%；英国金融业每年从全世界赚取海量财富，但去工业化后被抛弃的产业工人与部分英国退伍老兵们却在无家可归窘境中忍受绝望。

资本在各国都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拿走发展红利中的大部分，并且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下一次的发展大潮中占得先机，在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洗牌中累积自己的优势，如日本的三菱、韩国的三星等财团自朝鲜战争之后在其本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增加；美国资本在过去几十年迅速膨胀，任何一个新兴的美国企业背后都有老牌银行资本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就像是使用抽水机从中下层拿走越来越多的财富，留给普通家庭的红利比重越来越低，如2019年底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2%，达到788人，而同时期美国中产比例却持续萎缩。

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向上层集中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人们就不得不面对更为激烈且残酷的竞争去争夺日渐稀少的资源，于是才会有了“内卷”这个词的流行。

中国国内的人口专家在总结全面二胎政策落地后生育率仍然持续下跌的情况时指出，当代中国家庭面对着“不想生、不敢生和不能生”的三大问题。除去因生理原因造成的“不能生”外，“不想生、不敢生”事实上都是年轻人对于目前现状的担忧和困惑。在谈到对中国未来的展望时，中国的年轻人普遍会给出非常正面的预期，但谈到自身前途时，他们往往会陷入焦虑和迷茫。

这种焦虑和迷茫表现在生育方面就是“不想生、不敢生”，因为普通人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卷”，担忧子女阶层会下滑，使得他们往往选择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以缓解自己的担忧，而这种投入之大，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造成他们生活质量的下降。

这种情况下，普通家庭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军备竞赛，更糟糕的是，即便子女从严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留给他们的也只有逼仄的上升空间带来的压抑。如香港的普通家庭培养出来的“高考状元”几乎都会选择学医，因为这基本上已经是香港普通家庭的孩子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通道了，普通人去学其它专业几乎毫无前途，上升通道几近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合格的工业社会劳动力至少需要16年的教育，这其中教育上投资的精力和财力恐怕已经让这些家庭无力再支撑对第二个子女的培养了。在育有多个子女的普通家庭，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资源集中给父母一辈最看重的一个子女身上，如在一些家庭，往往会出现哥哥姐姐早早辍学打工，帮助弟弟妹妹上学的情况。而且16年后子女也很难完全独立，再算上子女结婚买房等支出上又要被资本狠狠地宰上几刀，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生儿育女在经济上的收益很可能是负数，生育率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早有体现，如美国中产阶层在过去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白人，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中产阶层的萎缩使得白人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甚至在五年前曾经的美国主体人种的新生儿出生率已经跌到了50%以下；而韩国在本国财阀压制之下，生活毫无希望民众更是让其出现了全国人口净减少的情况；英国一个稍好的私立幼儿园和小学一个月的收费就相当于一个普通英国上班族一个月税后的全部工资，而英国富裕阶层早就垄断了阶层上升的通道，英国社会阶层多年来死气沉沉，这使得英国本地白人中产家庭生育意愿严重受挫，甚至早在2013年时英国的新生儿三分之一来自移民家庭。

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发挥自身体制的优越性

资本是贪婪的，在缺乏外力监管的情况下，它会疯狂的汲取一切能够触及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是有毒的。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高盛等财团在金融去监管之后疯狂扩张带来的恶果，而事后高盛和JP摩根这样的危机始作俑者居然在危机中赚的盆满钵满。而中国内部的资本集团也试图对普通民众灌输超前消费主义思想，抓取一切机会扩大自身利润，甚至一些地方推出了“彩礼贷”这种金融贷款，丝毫不顾及已经被高房价折腾到精疲力竭的中国年轻人结婚率持续走低，试图在婚恋问题上再赚一笔钱。

不过相比于西方，中国的国家体制在这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彩礼贷”这种金融产品在中国出现仅仅数天时间就被相关监管部门叫停。此外，中国刚刚完成的扶贫攻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了贫富差距。因此，解决中国生育率低的问题仍然需要依靠中国的体制优势，从政策、监管和社会化抚养等多个方面入手，补齐短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中国财政部主管、经济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经济类期刊《经济研究参考》在2018年第30期发表的《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人口生育率的问题，要从政府层面牵头，从文化层面引导并鼓励适龄家庭的生育子女；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消除职场中对女性的歧视，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

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

；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正在做相当积极的尝试，基本上可以将之分为改革经济存量分配问题和增加经济增量的尝试两部分。

先说经济存量分配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限制了超大型城市的持续扩张，在多个城市尝试建立副城市中心，建立城市群和促进区域协同化发展的努力就是在想办法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开放地摊经济、鼓励并扶持大众创业创新、改革企业和个人税收方案、打击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投机炒作、完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措施都是在逐步改善发展红利的分配体系。

在增加中国经济增量的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开拓中国之外的市场，使得中国经济能再次进入一片未经开垦的蓝海之中；并且中国还通过“强基计划”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基础科研行业，同时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以期开启下一个世代的工业革命，促进生产能力大发展，扩大经济增量。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未来尽快完善社会化抚养体制。

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代工业社会父母抚养子女的成本极高，经济方面的收益还很可能是负的，这就十分打击民众的生育意愿。但工业社会仍然离不开人的生产和消费，人口在人类社会中仍然是经济的基础。

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从国家发展的红利中以税收等方式拿出足够的资金完善社会化抚养，在教育方面实现兜底，减轻甚至消除普通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资金压力，如此才能彻底扭转生育率低迷的现状。

中国的国家体制使得中国政府相比于国外更容易聚集和组织资源，因此这种十亿级工业人口社会的大规模社会化抚养也只有中国政府才有可能办到，而中国政府对国内资本强有力的监管也使得它更容易改善社会发展红利的分配模式。总之，在全世界进入工业社会后都出现生育率低下的现在，也只有中国政府有可能依靠自身体制优势打破这一魔咒，而这将十分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勇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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