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德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回忆
近年来，口述史（oral history）在中国铺天盖地袭来，各个行当、各个专业的人都在做口述史。记忆与历史（过去）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经历了事件，他的记忆就一定可靠吗？即便是让当事人感受惨痛的经验，如果让他感到讨厌的话，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也会选择性记忆，意即选择性地忘记。
这样事后想起来，有时居然发现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人在潜意识中会将回忆加工成自己愿意接受的形式，当时的痛苦自然就从记忆中消失了很多。
以前学德语的时候，学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一句话：“Die Erinnerungen verschönern das Leben, aber das Vergessen allein macht es erträglich.”意思是说，回忆美化了生活，而遗忘使得生活能够忍受。这所讲的是人记忆的选择性，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也是潜意识的选择。
钱锺书在1980年年底为杨绛的《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中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杨绛要将干校的故事写得诙谐、滑稽的缘故，不然人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最近读东野圭吾的《平行世界·爱情故事》，其中的故事便是涉及记忆修改的主题。
《思想小品》李雪涛 著
新民说 2021年9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裹上樟脑的记忆
有关记忆，相较于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orth，1770—1850）所认为的记忆可以像保存木乃伊一样封存的想法，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说法更有意思：
There’s no memory you can wrap in camphor.
But the moths will get in.
中文的意思是：没有记忆可以裹上樟脑，免受蠹虫的侵害。
我觉得后者特别精彩，因为所谓永恒的记忆是不存在的。
酷刑
世界各国都有具有折磨性和羞辱性的刑罚，在中国一直到清代依然有所谓的“十大酷刑”（当然不止十种），这包括：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凌迟、缢首、烹煮、宫刑、刖 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弹琵琶、抽肠、骑木驴等。之前读到明末抗清将领张煌言（1620—1664）的四句诗：“等鸿毛于一掷兮，何难谈笑而委形。忆唐臣之啮齿兮，视鼎镬其犹冰。”（《放歌·武林狱室书壁》）即 便是将生命看作鸿毛，也很难做到从容笑谈地就义吧！“鼎镬之刑”是将活人放在鼎沸的油锅中炸。在古罗马此类的酷刑被称作 summa supplicia，包括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将被判处死刑的人扔给野兽，将活人烧死，将活人装入皮袋沉入水底，等等。尽管这些方式同样是反人性的，但古罗马人在酷刑方面好像远不如中国人那么有想象力。
泛亲属化的称谓
在德国生活几年后，回到国内，感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泛亲属化的称谓。以前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毛爷爷”“周爷爷”“雷锋叔叔”等的称谓，尽管这些人跟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亲属上的关系。在单位里，特别是在年轻同事的孩子面前，我的辈分不断攀升：从以前的大哥哥，到叔叔，现在已经成为爷爷了，我只是觉得很别扭。有一天顾彬教授也在，一位同事让她女儿叫顾彬“太爷爷”，顾彬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他会觉得中国人莫名其妙。我妻子的德国同事，也开玩笑说，她来中国后，从外国姐姐，变成了外国阿姨，将来必定会成为外国奶奶的。
1949 年以后，整个中国的称谓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称呼“同志”；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下海”成风有一段又都称“老板”；也有一段大家都互称“师傅”。现在电视节目最常用的称呼是“老师”，好像一夜之间，神州大地全都是人民教师。正常的“先生”“女士”的称谓用 起来好像很别扭，在中国就是实行不起来。
而在民间，我们依然使用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些亲属化的称谓，连我的博士生们也按照年龄，互称“师姐”“师兄”。实际上看似亲切的泛亲属关系是最为复杂的，以我这样的智商，既弄不清楚各种亲属的关系，也真的不太懂得与这些“叔叔”“阿姨”的相处之道。
泛亲属化的称谓在中国自有其历史传统，早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称呼地方官为“父母官”了。孟子说 ：“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在一个父权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其实拉丁文中的 Papa（爸爸、父亲）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对教皇的称谓。
礼仪之邦
每次坐地铁，都能听到车厢里刺耳的广播，说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腊碧士教授夫妇有一年“十一”的时候来北京，有一天游完故宫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对别人的存在予以漠视的人。我当然理解他所说的这一点，因为在欧洲有时也会跟其他人发生身体的接触，对方总会致歉说声“对不起”，他们习惯了这种小心翼翼表达的对别人的尊重，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致歉。其实这是一个根本的教养问题，与是否曾经是“礼仪之邦”，好像关系并不大。
我在其他语言的网络上很少看到中文网站上这么多的语言暴力，粗俗的语言乃至谩骂，充斥着一些网络，而有一些不优雅的说法反而被认为是“原生态”“真实”的说法。每次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要教他们如何跟人打交道，如何写邮件。
柏杨论德、日与中国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复兴”，柏杨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当然也跟中国做了比较：
……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 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咚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   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   界舞台上，不 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   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 结果一个倒栽葱， 两   个人都架不起。
柏杨所谓“一等国民”和“三期肺病”的说法，其实是说明整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
国耻与现代性
鸦片战争真正使得东亚的日本、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国进入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这个过程尽管对日本来讲并不容易，但日本人却将这种国耻化作了对现代性精神的一种追求。从 17 世纪耶稣会时期开始对南蛮文化的摄取，到19世纪早期基于“兰学”的发展，日本对于欧洲科学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
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于欧美文化的摄取可以说是更加全面，并且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并没有像中国在18 世纪晚期由于耶稣会知识输入的停止而中断了与西方的关系。
至今你在日本的很多城市还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和洋人的塑像，日本人之所以纪念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曾经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观。
对话与讨论伦理
1989 年，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社论坛”，制定了八项的《对话守则》：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不做人身攻击。
保持主题。
辩论时要用证据。
不要坚持错误而不改。
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对话要有记录。
尽量理解对方。
只有经历了之前捷克斯洛伐克铁幕下生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哈维尔的这八项对话守则的内涵。
20 世纪德国的两次焚书
每次到法兰克福，我都会来到罗马人广场的中央，看一眼在那里镶嵌在地上的一个纪念纳粹时期焚书的圆形纪念牌。1933年5月10日，受纳粹思想鼓动的青年学生，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歌曲，高举着火炬，将数万本的所谓宣传“非德意志”思想的著作焚毁。这一“反非德意志精神运动”（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在柏林的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规模更为巨大。当年的5月9日，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在向各州宣传部长的演讲中宣称：
要培养有政治觉悟的人，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应当根植于服务并献身人民大众，他们应当与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
历史却告诉我们，纳粹的意识形态本身是一场人类的灾难。这一愚昧的行为，在六八级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出现。1968年，因学生运动领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1940—1979）在反越游行中遭枪击，愤怒的学生冲上了街头，包围了出版业巨头施普林格出版社，焚烧了满载图书报纸的火车，因为这家出版社旗下的《图片报》（Bildzeitung）曾公开指责过这位学生领袖。
张燧在《千百年眼》（1614）中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做法可谓疾首蹙额 ：“以祖龙烈焰，煨烬之中，仅存如线。”（《千百年眼》卷一《上古文籍》）焚书的做法不仅烧毁了大量的古代书籍，也开启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先河。书籍承载着长久以来人类的文化，焚书意味着对文化的破坏，这当然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End—
本文选编自《思想小品》，推荐购买原书进阶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最近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
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
将“海派评论”设为星标🌟
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历史
德国
爷爷
日本
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