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系列 | 18至19世纪英国的极权式立宪论

工业革命在欧洲的传播

事实胜于雄辩。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实际上停止增长；在类似的时间里，瑞典的增长率大约是英国的28倍；1741年以后英国的增长率大约是1741年以前的35倍。这种滞胀大概不是由于低出生率所致。英国的出生率在18世纪的最初三十年急速增加，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增长率到这个世纪中期稳定了下来。人口滞胀是因为同期的死亡率发生了更为急速的增长。其他国家人口的增长，是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差异非常明显，而在英国，1740年以前的十年，死亡率的增速高于出生率，甚至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

1737年暂时的下降是由于1736年颁布了限制性法案所致，但是地下贸易很快产生，足以弥补由法律禁令而导致的数量减少。对于这个时代的风气来说，纵酒的后果已经为人熟知；我们不必细述那些糟糕而低俗的细节。让我们最后引用菲尔丁（Henry Fielding）在1751年的宣传册子《论将来盗匪的增加》中的总结吧：“如果这种有害的饮料在将来的20年中还是以现在的数量持续下去，那么到那时，恐怕就没人还活着喝它了。”

这种瓦解的状态甚至危及了一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这不是一场短暂的失序，也不仅仅是伤害了社会的某一个部分。它具有深远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政治改革中可能爆发的阶级矛盾。像任何自杀事件那样，这类自杀式的放纵都能说明一个问题：生存已经陷入了僵局，除了自杀，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生活选项。意义的毁灭是这个时期的特征，而意义的重建是这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即便在今天，这个问题的本性和重要性都很少有人理解，因为在那段历史的黑暗时刻，英国的权力并没有受到损害，表面的政治制度也在继续运转。即便在这运转的外壳之下，高度的堕落已经众所周知，我们也不必重述读者可以在其他英国史专著中读到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思考英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运转对于保存这个民族的智识实体和精神实体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英国的教会。

教会的运转受到了伤害，不是因为观念的内在发展，而是因为一系列深刻的事件剥夺了一些最重要成员的神职地位。第一个事件就是所谓的《克莱伦顿法规》（Clarendon Code）。1662年的《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学院成员和教师都必须接受对《国教祈祷书》所作的全新的、反清教式的修正：他们必须遵守礼拜仪式，完全按照既有的仪轨行事，他们还必须谴责1643年的《神圣盟约和圣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而根据《神圣盟约和圣约》，签字者同意根据圣言和最好的改革宗教会的榜样，推行宗教改革。这个条例颁布以后，有两千名神职人员拒绝接受，这意味着英格兰教会五分之一的神职人员失去了神职。结果，这些不信国教者开始组织自己的宗教集会，但1664年的《秘密集会法》（the Conventicle Act）压制了这样的机会，它严厉惩罚超过5人以上的异见宗教集会。最后，1655年的《五英里法案》（the Five Mile Act）禁止被驱逐的神职人员进入任何结成法人团体的市镇，或者是进入他们曾任牧师之地的5英里范围内。

就我们关注的问题而言，最后这一个法案最有趣，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在何种机缘下颁行，结果又是什么。这个机缘就是1665年的大瘟疫，这场疫情使伦敦的人口减少了20％。随着大量人口的外逃，许多教职人员也逃离伦敦，抛弃了他们的教众。在看护病人、葬礼和其他事工方面，他们的位置被自愿的宗教异见者所代替。这当然有违法律，不过它以某种鲜明的方式说明了，绝望的人们在什么地方能或不能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帮助，但《五英里法案》还是对这种违法行为做出了反应。尽管这一法案难以在偏远地区发挥效力，但它的主要目的达到了：用一个简单的策略，从肉体上将异见的教职人员迁出市镇社会，于是这些异见的教职人员离开了英国社会的领导地位，要知道在市镇中他们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他们被赶出了大学，因为大学正好坐落在市镇中。英国社会对清教文化的肉体剿灭，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直到1689年《宽容法案》（the Toleration Act）的颁布，但清教文化就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摧毁一民族实体的政治技艺，近来也有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其途径就是除掉一民族在智识和精神上的领导地位；类似这样一些技术改进的情况，我们就不必细述了。

对英国教会的第二次清洗发生在光荣革命时期。超过400名教职人员拒绝了1689年的《忠诚宣誓》（Oath of Allegiance），他们质疑议会和新君主之间进行的交易具有合法性；1690年，他们被剥夺了生计。如果说打击所谓的拒绝宣誓者只不过是想消除教会中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人，那么这一事件也就没什么有趣的了。但事实上，[155]许多政治上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人依然留在教会里，他们作了宣誓。对拒绝宣誓者的清洗很重要，因为这些人体现了早期教父的、圣礼的以及旧式天主教的教会观念。第一次清洗除掉了改革的左翼人士，第二次则除掉了改革的右翼人士。这场对教会的双重打击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教会实际上被剥夺了全部有生力量，剩下都是最差的人，都是庸才、放荡者和投机分子。这一阉割的进程在1717年结束，此时正值班歌辩论，王室法令要求英国教会的教士会议休会。1861年以前，这样的活动是不被许可的，哪怕是一个咨询性的集会在19世纪中期以前也不被允许。教会不能独立地进入公众的视线，它沦为了国家的一个部门。1661年颁布了《结社法案》（the Corporation Act）；1673年颁布了《测试法案》（the Test Act）（1689年以后实际上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但只是在1828年才废除）；1681年颁布了针对苏格兰的《测试法案》，导致大约80位主教辞职；以及1678年的《教宗至上论者无效法案》（the Papists’ Disabling Act）禁止天主教徒进入议会（1829年废除）。

如果我们再算上这些法案，我们就会得到一种极权主义革命的印象，这种印象只是因为1689年针对异见者的《宽容法案》才会有所减轻。确实发生了类似极权主义革命一样的事情，而它对这个民族的实体的毁灭性影响，类似于后来所有这类革命所带来的毁灭。如果说英吉利民族历经波折仍能走出困境，并且在18世纪中期以后重新获得稳固的根基，那么，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幸运的条件。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极权主义吞噬了一个民族，但从中却出现一个自由的宪政；这个独特的过程在这时期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所反映。教会残余的成员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这位后来的格洛斯特主教于1745-1746年苏格兰叛乱时在林肯客栈的布道。

沃伯顿的布道，开场便是早已确立的基督教与宪政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仰规定了政治正义的准则，而自由和平等的政府也拥护真理的宣告。这种和谐在英国成为现实，因为政治宪政让这些意识得到自由，并且保证了其自由，而在这些权利受到独裁和非法权力的威胁时，宗教宪政不止一次地支持了公民权利。这种光明和谐的反面，则是黑暗的权力彼此达成的和谐，也就是迷信与专制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这些黑暗的权力就是教宗制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独裁权力。教宗制度带来了黑暗，因为它从人心里磨灭了对上帝的敬畏。“敌基督的政策”、“非基督教的教会”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达到了这个目的：“对死人的偶像崇拜”，创造了一个与真正上帝相抗衡的多神教体系；忏悔和赦罪的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公义的敬畏；“一人独掌”的教会统治，摧毁了上帝的统治权；宗教审判制造了伪善，并且摧毁了人对上帝之全知性的敬畏。专断的权力，摧毁了本属于君主的荣耀。专断的君主是僭主，他对待自己的臣民好似奴隶，因此产生了蔑视。他喜欢迷信，因为迷信赞成非法的特权，由此创造了憎恶。他使自己的意志和快乐成为他治国的准则，由此创造了奴役式的恐惧。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天堂、自然或征服，由此创造了不信任。所以，关于人们应当敬畏上帝、尊崇君主的劝诫（《彼得一书》2:17），必须按这样的含义来解释：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神圣的宗教，以反对教宗制的迷信；支持我们稳定的政府，以反对独裁的权力”。

对世界的阐释，聚焦于代表光明的英国子孙与周遭的黑暗；这使得沃伯顿对英国在政治和历史中的地位作出了评价。面对当时的叛乱，集结起来保卫国家成了每一个基督徒和英国人的责任，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朋友的骄傲和信靠！我们邻人的嫉妒！我们敌人的恐惧，全人类的敬仰！”

 确实，这个想法激起了沃伯顿强烈的愤慨。

如果说沃伯顿在《布道文》卷一中的思想只是一种有说服力却令人畏惧的摩尼教思想，那他的观念也就没什么重要意义了。我们也许会低估这些思想，把它们当作是体现了民族主义自负的激情演说。沃伯顿当然很自负，也很自鸣得意，但是除此之外，他也非常敏锐。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那时的英国社会已经极度萎靡了，他没有忽视这个事实，同时他也一定意识到，他对英国荣耀的绝对褒扬在那些多少对世事有点辨识力的律师看来会很滑稽。在《布道文》卷二（1745年12月）中，他弥补了第一次布道的遗漏内容。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断，这个论断能使民族的堕落与民族的荣誉相融合。好的基督徒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把英国的命运同以色列的命运做类比，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他们确实也是那么做的。上帝因为被选子民的罪而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了他们敌人的手里，但上帝难道就不会这样对待英格兰吗？沃伯顿否认这种推论的有效性。他否认这一点的原因是：

 英国人民作恶太多，不道德的国家必将招来灾难，但这样的灾难是依据自然因果的秩序而来，条件是个人的堕落最终可能会削弱社会秩序。灾难不会藉着上帝的审判而来。这里不可以与以色列的命运作类比，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规，上帝区分了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这两种问题。国家是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不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所以，尽管人民的堕落昭示了各种自然危险的存在，但这不是国际政治中民族命运遭到挫败的原因。在世界舞台上，就当前的紧急状况而言，唯独国家的道德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我们还能保持自信，因为英国就是公共道德的一个楷模。

《布道文》卷二的剩余部分致力于阐明英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德性。沃伯顿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当时英国恰巧卷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而道德与这事无关。但是，沃伯顿得出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结论。欧陆战争是因一项黑暗计划而起，它要打乱“既已确立的稳固的权力平衡，而这种平衡对于欧洲的和平和幸福而言必不可少”。支持这个权力的平衡，就是支持“欧洲的自由，反对最令人厌恶的背叛，最不义的篡权，以及最无法律和最具破坏性的野心”。英国加入这场战争是有原因的：

 这种关于英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优越性的思想，再加上《布道III》中一个哲学式历史的片段，就变得很丰满了。历史被阐述成了古代、中世纪和始于宗教改革的现代。充满压迫的罗马帝国被“凶猛自由的北方民族”所摧毁，而在他们征服的领地里，他们根据民族自由的原则建立了政治体：

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之前，西方世界就像在教会的奴隶制下迷失了一样，也在政治的奴隶制下深深迷失了：对于胜利者来说，等级制在报复了它的破坏者之后，也充分报复了这个堕落的帝国。

伴随着宗教改革，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时代开始了，因为“主的精神在哪里，自由就在哪里”。在争取新自由的斗争中，英国“现在要感激全人类的远见”。甚至有可能，

 对我们而言，沃伯顿的政治唤起活动有一种特别的迷人魅力，在这里我们看到某些感受正处于其发展的起源阶段，而这些感受在摆脱了基督教传统的残余以后，发展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沃伯顿的观点可以被描绘成一种极权式的民族宪政主义。宪政的组织构架已经脱离了民族的道德实体和精神实体。不忠和奢靡是“我们那些昏了头的同胞最主要的两大不幸。它们不能再加剧了，也无需对此再作特别的描述。这个情况臭名昭著，也必须承认”社会的堕落甚至会吞噬国家，因为恰恰是一个自由宪政所赋予的程序性保护，可能在实践中保护罪犯免受惩罚。尽管如此，宪政却是完美的。即便它压制了不信国教者和拒绝宣誓者，即便它剥夺了天主教徒的政治代表权，它也还是自由的。即便它对放荡生活的管理非常宽松以至于造成犯罪，它依然是健康的。这个没有实体的偶像外壳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造成了魔幻般的状况，那就是人们甚至借助于民主程序来推翻了民主。

不止如此，自由宪政是一个民族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一种民族作为被选子民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而这也是摩尼教把政治领域表述成纯洁民族与周遭世界黑暗的观念，是有关民族使命的观念，是把民族文明等同于人类文明的观念，是把民族命运等同于人类命运的观念。沃伯顿详尽阐述了一个充满民族自大狂情绪的体系，一旦其他的民族也产生了这种情绪，那只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得到了见证。最后，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制衡的原理被吸纳进了新的教条中。在政治实践中，这条原理意味着：一旦由于某些因素——例如一民族内部的人口增长和技术或经济进步——平衡被打破（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平衡是在任何特定时间建立的），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来一场世界大战，它会把获得过度增长的势力削减到较为虚弱的水平。除此不可能有别的方法——例如在最强势力领导下的西方霸权联盟，或者一个能解决民族僵化问题并且产生新的超民族共同体的真正联盟国家——因为这些办法与民族排外这一偶像崇拜是相冲突的。沃伯顿关于民族排外与权力制衡的教条主义，不过是英国人的帝国扩张方式，与法国和德意志的帝国扩张相当。由于这些自大狂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灾难发生了，而在这场灾难中，德意志人的遭遇是最糟糕的。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只是危险地成功走近了这一点，在那里他们从权力中使自己获得了平衡。

英帝国殖民扩张讽刺画

在英国的政治学中，沃伯顿的极权式宪政主义并不是过去时。这种思想长期存在，而它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就体现在19世纪由1864年《教宗要录》（the Papal Syllabus）和1871年梵蒂冈大公会议引发的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与曼宁（Manning）和纽曼（Newman）之间的争论当中。格拉德斯通抱怨说：

天主教的领袖也以自己不愿服从政治秩序而感到骄傲。格拉德斯通的表态缘于曼宁之前说的话，曼宁说，除了罗马教会，没有其他教会存在，

在这段时期，地域性国家将英国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吸纳进了极权主义的教条，而这种地域性国家与一种有着普世有效性和普世诉求的精神实体发生了冲突。同时，在地域性实体中仍然有一些基督教传统残留，但它掩盖了这种冲突所带来的危险。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问：格拉德斯通会不会很热衷于那些顺从的教会，哪怕它们认为自己的主人不是英国，而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或者共产主义的俄国？同时，他会不会对以拒绝无条件服从为荣的教会领袖的傲慢感到如此愤慨。

总之，纽曼的回答同样简洁：

在他们关于《谬误提要》（Syllabus Errorum）的讨论中，纽曼强调了格拉德斯通观点的正面内容，他问道：

格拉德斯通准会回答：是的。因为格拉德斯通对此确信不疑，同时他的观点受到了一种有关普世有效性的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充满了作为人类代表的一种崇高激情，因此对相关观点做出了说明：任何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