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要促进共同富裕，产业升级是重要抓手，深化改革也非常重要

王勇

作者：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采写：王炜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共同富裕”再次被提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而在11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韩文秀副主任阐述了推动共同富裕的“三个需要”，分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企业“办好自己的事”。

新发展经济学派的年轻学者是怎样看共同富裕和有为政府的问题？就此经济学家圈专访了王勇副院长，以下为采访全文：

01.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什么？

谈共同富裕，我们需要先了解共同富裕的前提。它应是在富裕的基础上，达到尽量的“共同”，而不是为了共同丧失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我们肯定不想回到原来“大锅饭”模式下的共同贫穷，所以我要特别强调：第一，在保证更加富裕基础上，使分配更加公平、更加体现人文关怀。

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成就，过去40年我们的GDP达到9.2%的年均速度增长，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不到美国的1/5，所以我们现在主要任务，依然是做大蛋糕，再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分配蛋糕。只强调分配不强调增长，不符合当下我们发展阶段。如果蛋糕不做大，分蛋糕的矛盾就会变得更加突出。如果零和博弈的分配变成主要矛盾以后，就会更加不容易解决分配的问题，更加容易导致社会的撕裂与不稳定。反之，在做大以后再分蛋糕，就有更大的空间去补偿相关的利益损失者或补偿一些获益比较小的群体，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比较容易。所以韩文秀副主任在总结我国之所以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八个重要经验中，将“发展是硬道理”列在第一条，首先要发展。

第二，要达到共同富裕，我认为关键是要能够有健康的、可持续的产业升级。我觉得这个才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最根本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要把蛋糕做大。宏观上国民总收入的提高，对应的是中观层面产业的升级。一个国家如果宏观经济增长停滞，一定是因为中观产业升级出现了问题，主导产业升级乏力，甚至很多产业都同时衰退。整个蛋糕就无法做大，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如果没有健康的产业升级，就没有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老百姓的收入也少，这样更加不容易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贫穷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这些产业发展得好，就能增加不少就业机会；但若那些产业，尽管本来符合比较优势，却因为某些原因，比如政府没有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的作用，比如没有及时提供相应的硬件基础设施，或者出现了一些政府“乱为”的行为等等，使得潜在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的话，该产业中的企业还是形成不了竞争优势，产业发展不起来，老百姓的就业机会就变少，特别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就更少，这就意味着比较穷的人更没有收入，这会放大收入的不平等。

所以稳健的产业升级是提高就业的根本保障。有很多产业的发展同时需要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健康的产业升级可以拉动相对较低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失业率。特别是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种效应更明显。

再次，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在更多的地区，产业升级正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转化。因此，要想实现升级，需要的人力资本也就越来越高，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是产业升级的前提要求。

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要想提高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比如学校教育、在职教育、技能培训，也包括员工的健康。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帮助最贫困地区人口摆脱贫穷，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包括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城市，进入回报率更高的行业，让他们能够更快地进入中产阶级。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只讲教育不讲产业升级。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适宜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也是不同的，要符合该阶段我们的产业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只有当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与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足够好地匹配，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升级，并且让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最高。如果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过度了，不仅会挤占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资源，而且那些获得过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工作机会，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如果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足，则会遏制产业的升级。要让某些产业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升级，对于收入分配结构也有相应的要求，不能贫富差距过大。

现在一直讲“双循环”，随着发展阶段的提高，我们的内部需求会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经常项目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已接近于0，可以说已经非常低了，因此，总需求中主要是依靠内需，包括内部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不同产业的收入需求弹性是不一样，有些产业生产必需品，有些则是生产奢侈品。富人和穷人的消费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附加值比较高、收入需求弹性也比较高、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说，社会上的需求总量有多大，不仅受总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会取决于我们的收入分配。如果那些产品与服务只有少量的富人能够买得起的话，社会对于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总需求就是相对较低的，因此企业就可能不愿意去花钱发明或者采纳更加先进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因为这样的技术通常需要很大的固定成本投入，只有当社会总需求足够高的时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愿意做这样的固定成本的投资。而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企业就没有办法大规模生产，从而会选择更适合小规模的生产技术，通常边际生产成本就会比较高，产业升级就会遇到瓶颈。需要说明的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是那些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在升级时经常面临的约束，而且即便是对于那些可贸易的产品与服务，由于国际贸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产品研发期间通常只是在国内市场销售，所以内需依然是最关键的，国内的收入分配直接决定了对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总消费需求。对于这些相对高端的产业，要实现产业升级，就需要对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干预，比如征收收入的累进税，从收入特别高的群体征税后转移给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从而提高对于这些相对高端的产品的总需求，以实现该产业的技术升级。生产规模变大，就更加容易激发技术创新，从“干中学”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而且也更加容易打入国际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收入分配的结构，对应的这些产业的升级也将会被终止，停滞不前。所以说，以产业升级作为抓手，本身也可以用来指导如何让收入再分配政策更加有效率。

02.

换道超车型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领先型、追赶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这五大类产业中的第四类，就是换道超车型产业，是比较新的产业业态，比如说像独角兽企业，成长性非常快。（所谓独角兽企业是说它创立还不到10年，但是它的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如果超过100亿美元的话，它叫超级独角兽。）

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很多是具有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特性，是数据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规模报酬的特点是非常强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在产业升级时，我们非常希望努力地将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很好地运用到产业上去，但是同时，也容易使得这些产业产生垄断。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垄断通常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所以为了产业健康升级，就需要在合理的区间进行反垄断，这样客观上对于收入分配也会具有正向的效果。

此外，对于这些数据密集型的产业，我们的老百姓是平台经济的数据提供者，我们在购买滴滴、美团等等企业提供的服务的时候，主动提供了很多数据，但是这些含有顾客隐私信息的数据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其实很大程度上都被企业拿走了，而且企业无偿地在反复使用这些数据。要让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真正能够有效地参与收入分配，首先就需要对数据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进行规范，需要确权。现在有国际文献研究表明，要取得经济效率和客户私人隐私保护之间的有效平衡，应该将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给客户，而不应该将所有权赋予企业，因为后者没有保护客户隐私的主动激励。把数据的所有权、分配权给消费者，将会使得更广大的老百姓能够从这种数据密集型的产业中拿到更多的收入，也将会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的优化。

以上对于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说明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升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03.

共同富裕中的税收结构问题

关于共同富裕，我想说的第三点是税收结构问题。我国的税收结构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很多税种主要是针对企业征税。但美国很多是对居民的收入或行为征税，比如征收消费税。

税制上的这种差异会导致很多内生政策的差异。如果主要对企业征税的话，最后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的税源主要来自企业，这些政府就会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对企业好一点，希望更多企业进来；但如果税收很大比例来自消费者，那么地方政府就希望更多的人进来，而不是更多的企业进来。这两种不同的税制，它会影响地方政府很多决策和激励，它会影响到包括我们户籍制度、人口政策、产业政策等等，进而对于收入分配都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的税制也需及时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尽量减少政策漏洞，减少套利型“避税”。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中有个比较流行的、重要的观点认为，对于企业或资本征税，对于富人征税，其实就是对投资征税，会降低投资回报率，从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从效率的角度更应该征收消费税，特别是对价格需求弹性较低的消费品征税。

此外，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与能力以及努力都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如果征收收入的累进税，就是对高能力和工作更努力的人征更多的税，从而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非常不利于做大蛋糕。

所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平衡，制定最优的税率。在我们国家，虽然我相信大多数富人是因为能力与努力，加上对机遇的把握，才变成富人，但是不可否认，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主要因为能力或者努力而致富，而是因为贪污或者裙带关系，寻求到政策套利机会而发家。这部分富人群体就导致社会容易形成“仇富”心理。如果能够长期深入地依法反腐败，并且将反腐败缴回的赃款的一部分固定用于扶贫，那么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也将起到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改善富人的社会形象，树立正确的致富观。

我们在讨论收入分配的时候，需要考虑税制本身如何改革，需要意识到税制本身不仅会影响把蛋糕做大的初次分配，影响对收入分配进行直接法律强制调整的二次分配，也会影响自愿基础上三次分配。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富人愿意做慈善和捐赠，至少有部分也是因为捐赠可以免税，与其被政府以税收方式强制拿走，还不如主动选择以自己偏好的方式回馈社会。

04.
促进共同富裕需要继续深化市场改革

要促进共同富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改革。

只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充分地参与市场配置，才能够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做大蛋糕，同时也使得要素的所有者因为要素回报率的提升而增加收入。同样技能的一个劳动者，如果可以在一个新的城市工作，可能会获得比之前高的多的收入，该劳动者也非常想去这个新的城市工作与生活，可是因为各种行政壁垒的限制，这种好事却没有发生。同样是一块钱，如果金融结构有效率，就可以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的生产活动上，而如果没有效率，就可能会配置到回报率很低的活动上。同样是一块地，在有些地方被抛荒闲置，在另一些地方却寸土寸金，供不应求，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市场化改革避免这种浪费与资源错配呢？

此外，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就不会有更多人去从事创新创业，那些本来具有企业家才能天赋的人无法成为企业家，那些原本可以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没有出现，这些都不利于“富裕”，更不利于“共同富裕”。

05.
共同富裕要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特别需要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有为政府的一个发力点，就是因势利导、促进产业升级。比如，在帮助西藏地区发展经济时，以前主要是我们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直接给西藏财与物支持。后来则改变了思路，逐渐形成对口的干部援藏，发达省份或者央企与西藏的各市县一对一的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批批地派遣有能力的干部援疆，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从以前的财物支援升级到知识的支援、政府管理能力的支援。援疆干部到位以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需要，再向对口提供支援的政府提出

针对性更强的所需要的具体帮助。后来实践中发现这种援助的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授之以鱼”变成了“授之以渔”。这种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模式，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国情也比较符合。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中讲的有为政府，区别于“乱为”政府，也区别于“不作为”的政府。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政府做得过度了，那就变成乱为。如果应该做而不去做，就是“不作为”。关于有效市场，最关键的还是生产要素的全国市场一体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否则，收入分配既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