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将永远停止发行？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重读《丑陋的中国人》

©文／言九林

编辑：瑞秋的春天

☄ 重读了一遍《丑陋的中国人》，生出几点感想。

一

11月11日的新闻说，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已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声明，“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具体停止发行时间是2024年。彼时，该书在两岸的出版合同皆将到期。

我看到该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柏杨还活着，会赞成张香华的这种做法吗？

答案恐怕是

否定

的。

张香华对外界做了很多解释，理由看起来也蛮多。包括不愿意被台湾的“去中国化”风潮利用，包括柏杨生前的交代等。不过说到底，对一本思想文化类书籍而言，有没有继续出版发行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书的内容本身有没有价值，而非书的内容可能遭人曲解被人利用——如果担心遭人曲解被人利用，那世上绝大部分人文类书籍便都要以销毁为归宿。而且，在自由的思想市场里，如果一本书没有价值，不必强行干预，市场也会将其淘汰。

具体到《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它有没有继续发行的价值，其实主要取决于柏杨笔下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究竟还算不算一种社会现象。

强调“社会现象”，当然是因为人人成圣并不可能，也不该追求。一个追求人人成圣、人人脱离“丑陋”的社会，绝对不会是天堂。可以追求的，是让“丑陋”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不体面，让“丑陋”无法披着堂皇的外衣横行，让“丑陋”回归丑陋。

柏杨针对，当然也是社会现象，而非具体个人。他说得很明白：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

遭到柏杨批评的那些丑陋现象消失了吗？恐怕未必。不用翻太多页，仅须打开该书的“代序”，读一读里面那个关于医生与病人的寓言故事，便能知晓这一点。故事略长不引，我把截图放在下面。

这样的寓言故事过时了吗？当然没有。

二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有一个好处，是对时代的病症有很多相当准确的诊断，尤其善于从惯以为常的美德与自豪里看出病症来。

比如这一段：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再比如这一段：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

但这本书也有一个短处，那就是在揭破病症之后，

寻找病因时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

比如，柏杨将中国缺乏制度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结为“儒家崇古反对进步”时，举的例子是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他高度赞美这三人：

“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象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

显然，柏杨并未意识到商鞅之所以被历代知识分子否定，是因为他的变法主张贫民、弱民、愚民，将百姓当资源，不当人。王安石被司马光、苏轼等士大夫群起批评，则是因为其新政以富国为要义，以汲取为要务，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张居正得不到同时代之人的好评，也是同样的缘故。

再比如，柏杨诊断出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崇古”病症之后，给出的病因如下：

“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

其实，笼统讲“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远不能算将问题真正解释清楚。按我个人的理解，秦汉之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谈论现实问题时，经常回归到孔子那里，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秦制君权太重”，缺乏可以与之分庭抗礼、互相牵制的力量。

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君权铺天盖地的时代，既不想闭上嘴巴，又希望自己的意见可以安全地发表出来并得到传播，便不能不在具体的表达上，向地位已经难以撼动的孔夫子求援（《孟子》已未必管用，朱元璋便痛批过《孟子》）。海瑞怒批嘉靖时代（包括嘉靖皇帝本人）而寻求《太祖宝训》的支持；文艺复兴本是新思潮却要寻求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的支持，皆大体同理。

换言之，所谓“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实有一种不得已在其中。只有体察到这种具体的历史逻辑，才能拜托“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这类泛泛之论。

三

《丑陋的中国人》很容易与“国民性”这个概念挂上钩。

但我不喜欢“国民性”这个词，也不喜欢针对“国民性”的批判。原因很简单：

第一，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包括道德水准在内，主要是由笼罩他们的权力制度决定的。为了适应权力制度的运作，普通人会选择“最有利”的行为模式。

贾谊讲：“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便是此意。

秦政不仁不义，政策惟以汲取为重。秦民便只好降低自己的道德水准来因应这种不仁不义的政策，以便让自己可以更好地活下去。唐代教孩子“见人斗打，必须谏之。见人不是，必须语之”的《太公家教》，流传到清代变成了教孩子“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的《增广贤文》，也是这个原因——康雍乾时代文网严密，言说者人人自危。于是专门教人如何明哲保身的蒙学书籍有了市场。

第二，批评“国民性”很容易走向“社会革命”。

众所周知，革命分两种。一种是政权革命，即变更上层统治集团，朝代更迭便是此类。另一种便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它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强制改造。这种改造轻则涉及思想、道德与行为模式，重则酿成人身惨剧。其代价庞大而对社会转型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甚小（甚至有副作用）。

批评“国民性”而能有效止于社会启蒙与社会改良，不至于走向“社会革命”，便需要在权力运作上建立一套新逻辑，用制度来形成一道护城河。而如果有了这样的权力运作制度，“国民性”本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换言之，现象性的“丑陋”大幅减少，“国民性”这种指控性非常严重的词汇，大体也就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