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成功？

王波明，资料图

作者：王波明，财经杂志社长，中国证券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
来源：苍山夜语（ID：paijiandonglai）

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成功？

文：王波明

翻阅马国川先生的这本新书《国家的重生》，我不由得想起40多年前的往事。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本名为《访日归来的思索》的书风靡一时。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1978年11月他们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国后撰写报告介绍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展示当时日本民众生活，大开国人眼界。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原来已经那么富裕，因此出现了学习东邻的热潮。

1980年我到美国留学，看到市场上有许多日本产品，而且越来越多。事实上，从1981到1986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远远高于日本从美国的进口。为了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集纽约协商，于是诞生了著名《广场协议》。协议签署地“广场饭店”就位于纽约第五十九街，距离我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并不远。

广场饭店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日本借机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我硕士毕业后在纽约交易所工作，就发现有大量日本资本涌入美国。无论是工业、房地产还是文化等产业，到处可以看到日本人活跃的身影。日本富豪在美国购买工厂、豪宅、饭店、艺术品，日本三菱公司甚至买下了被视为美国象征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

这一波“买下美国”的热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终于平息下来。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神话”逐渐褪色。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许多国人也不再把日本作为学习对象。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有些人对日本颇不以为然。

但是我认为，作为和中国一样的追赶型国家，日本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关注的，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不应忽视。马国川先生以五年之力完成的“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描写的恰好是从1853年到1973年的日本现代化进程。读日本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日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日本为参照，审视同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奋斗历程，更可以给我们许多思想启迪。

二战末期，遭遇大轰炸后的东京街区

《国家的重生》讲述的是1945年到1973年日本的故事，诚如副标题所示，主题是“日本战后腾飞之路”。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之国，仅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只有联邦德国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放眼“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就会发现，同时期有许多新兴国家都在“建国”，可是“成功国家”很少，“失败国家”是多数。因此在阅读《国家的重生》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可谓言人人殊。“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难有统一的解释。我个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文化背景、民族个性等都不是国家成功的决定因素。

他们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一书中，对历史发潜阐幽，提出了解释国家成败的两个重要制度框架: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是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的制度。

包容性制度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制度分为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由此构成四个组合——

1、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2、包容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3、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4、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第一种是最好的组合，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第二种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

第三种也可以让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阶段里发展起来，但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会侵蚀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好是通过改革向第一种制度组合转型，当然也有可能堕入第四种制度组合；

第四种是最差的选择，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攫取性制度”的怪圈，即使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人们生活水平下降，走向社会动荡。日本战后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国民富裕、社会安定，完全可以从上述的制度框架进行分析。

从1930年代开始，日本的政党政治被废止，议会民主名存实亡，天皇及其背后的一小群特权阶层掌控着日本的军队、政府机构和经济命脉。这是典型的攫取性制度。从《国家的重生》一书可以看出，战后日本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抛弃攫取性政治制度，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日本推行真正的普选制，女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本书《在日本寻找麦克阿瑟》一文里，就记载了麦克阿瑟将军和一位日本立法领袖的一次有趣对话——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选举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将军阁下，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
——她得了多少票?
——25.6万张。
——那么，这么多选票恐怕不全是靠她那不光彩的职业得来的吧。

这次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中，既有政治家、企业家，也有农民、教师、医生、工人和律师，其中有包括那位“不光彩的职业”者在内的39名女性。

日本民众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彻底改变了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不久后，日本实施新宪法，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制度。当时日本政府给每个家庭分发一本袖珍小册子《新的宪法，新的生活》，其发刊词庄严宣称：“旧的日本被投进阴影之中，新的日本诞生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上也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包括解散财阀、赋予工人“三权”（罢工权、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颁布反垄断法等，打破了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的旧格局。

尤其是土地改革，政府从地主手里征购了当时全国近一半耕地，低价卖给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力也得到极大释放。几年间农业产值增加360%，为经济腾飞打下了夯实基础。通过这场不流血的和平的土地革命，日本消灭了地主阶级，瓦解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也避免了各种激进社会运动。难怪麦克阿瑟说：“在占领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就当中，土地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为此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包容性制度存在，化解了各种利益冲突，让大众能够普遍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让利益受损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反之，由于社会矛盾被吸纳和化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保障。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实现民主化之前的韩国，攫取性政治制度导致社会冲突不断，经济发展不稳定。只有在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完成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法制模式转型之后，韩国才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

但是，就像“日本三部曲”所描写的，日本现代化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它通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为世界强国，却由于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而走上歧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只有在战败之后，建立包容性制度，才脱胎换骨，重新走上发展的正途，在很短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没有人愿意成为失败者，也没有国家不想成功。纵观世界，成功国家虽然少数，但是从过去七十多年的历史看，通过建立包容性制度而走向成功的国家在逐渐增多。放眼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摒弃攫取性制度，建立包容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包容性制度是世界的潮流。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包容性制度，才有光明未来。（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