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沈阳。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的大城市被一一解放。
原先东北局的几位同志迅速调整角色(《北疆沉浮录》):
林罗刘筹划着率东野大军入关的事宜;
高陈等人则安排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机关从哈尔滨迁往沈阳,接管城市,恢复生产。
作为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11月2日这天,陈云以沈阳军管会主任的身份率领接收班子入城。
没多久,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摆在了他的面前——
如何处理驻沈阳的外国领事机构。
国民党统治时期,沈阳作为东北重镇云集了美、英、法等多个国家的领事馆。
城市解放后,这些人并没有搬走,而是留下来马照跑、舞照跳。
考虑到外交事务的敏感性,陈云及时向中央做出汇报。
11月10日,收到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东北局电:
“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领事馆的电台原则上必须由军管会封存代管。”
复电中提到的“电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早在东北局内部的沟通中,作为军人的林彪便对可能发生的情报泄露风险表达了担忧。
他和陈云谈到:
毛泽东4日就有电报来,打算调东北部队入关参加攻打平津的战役。
不管东北部队何时入关,沈阳作为后勤大本营,安全工作必须做好。
考虑到当时沈阳城中使领馆人员众多,且美国领事馆人员相当活跃,林彪首先关心的就是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
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
林陈二人还达成了一个共识——电台比暗藏的枪炮要厉害。
东北局召开会议
接到中央指示后,陈云立即召集沈阳军管会负责人开会,正式提出收缴电台的问题。
随着军管会命令的下达,其他国家的领事馆纷纷上交了电台,唯独美国领事馆拒绝交出。
美国总领事瓦尔德在收到军管会命令的当天便致函陈云,希望保留电台。
他在函件中称:
“我们确实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本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11月18日上午,瓦尔德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务必坚持领事馆惯常的权利和特权。
面对不肯就范的美国人,陈云在再次请示中央后,得到了强制执行的命令。
瓦尔德最终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驱逐出境。
这便是建国前轰动一时的“瓦尔德事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瓦尔德事件绝不是一个小打小闹,其重大意义在于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
另起炉灶。
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都能背过,建国初期我们有“三大外交政策”,分别是:
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是毛泽东在三大战役胜利后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
所谓“另起炉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原有中华民国时期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
更详细一点,即对于所有要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政府将秉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
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再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依照这一指导思想,1950年,北京、天津、上海军管会分别收回了美、英、法、荷等国的兵营。
7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外轮一般不得驶入中国内河。
次年又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从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被统统废除。
OK。
说起来“另起炉灶”只是四个字,寥寥几笔便介绍完了。
但如果我们深入对比一下不难发现,这是一种难度极大、历史上极少出现的做法。
北洋政府没有做到,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做到,同为共产党政权的红色苏联也没有做到。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现场。条约中苏俄割让给德国包括波兰东部、立陶宛等在内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典型的不平等条约。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新独立的政权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清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他全部继承了下来。
蒋介石处理这些历史包袱的思路来自孙中山,有三条指导思想:
  1.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2. 借助外力,以夷制夷
  3. 运用公法,遵守惯例
第一条套话就不说了,第三条好像效果也不明显,历史上起到一点作用的主要是第二条。
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不止中国乱,列强也乱。
哪个列强失势了,打仗打输了,我们便趁机把他的这部分不平等条约废掉。
孙中山和蒋介石大概就是这种操作思路。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之所以新中国能做到“另起炉灶”而国民政府做不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是主观性。
相对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显然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不过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实力和外部大环境。
先说实力。
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的掌控力,与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之前打过一个比方,蒋介石就是左冷禅,是五岳剑派的“盟主”。
南京国民政府算不上是中央政府,只能说是一个大点的军阀。
从1927年成立开始,这个政府就一直在打仗——要么和各路军阀打,要么和红军打,要么和日本人打。
二十二年间几乎是一天没停。
南京国民政府但凡敢给列强甩一个脸色,列强就会去扶持他的竞争对手,分分钟将其干趴下。
所以他只能“以夷制夷”。
平心而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际视野都还不错,以夷制夷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其中最成功的一点当属三十年代初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这直接奠定了蒋在各路军阀中“银元霸主”的地位。
把控中国海关大权近半个世纪的赫德。1859~1949年中国海关共有五任总税务司,前四位是英国人,最后一个是美国人。1933年之前海关是独立王国,之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除了实力方面明显增强外,新中国相对民国政府的另一大优势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更直白一点,是因为有了苏联。
1917年,俄国在一战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完成了十月革命,地球村里孤身一人,茕茕孑立。
大家都知道苏联的革命经验是“城市带动农村”。
这是因为一开始布尔什维克们掌控的就只有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个大城市。
面对国内跃跃欲试的白军和十四国联合武装干涉,列宁力排众议,通过出让一定的利益与德国、奥匈等同盟国集团和解。
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这才获得了宝贵的踹息时间,得以集中精力内部平叛。
与苏联相比,新中国诞生时的国际环境要好很多。
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已经基本稳固了下来,另一方面列强们刚刚打完二战,元气大伤。
唯一实力增强的美国在欧洲方面受到苏联的强力牵制,无暇东顾。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车站时的画面,1949年12月
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归来。(《访苏,1949》)
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毛泽东其实并不喜欢斯大林。
但不管怎样,还是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作为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成果,《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对新中国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所谓“互助同盟”,说到底就是假如美国胆敢对新中国发动军事进攻,缔约的另一方苏联当全力予以支持。
正因如此,回京后毛泽东兴奋的讲道:
“我们这次请到了一个好帮手,这样一来帝国主义拿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一边倒”与“另起炉灶”,原本就是绑定的。
世间本无双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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