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与英、法、俄、美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在同一时期，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9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仅仅只用了四艘军舰，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四艘军舰都是通身漆黑，且航行中冒着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做“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只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大炮加起来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美和亲条约》。名字虽然为“和亲”，看起来既和谐又温馨，但却属于地地道道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相同。
西方列强就像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么好的事之后迅疾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958年，美国又逼迫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马上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强迫日本签署了类似的条约。1866年，日本又被迫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特权。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幕府成为日本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日本民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为武装暴动。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的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军舰，这些举动无疑当即遭到了这些国家强力的武装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在1863年8月，英国与日本另一个强藩“萨摩藩”爆发了“萨英战争”，在以往一向无敌的英国舰队却在小河沟翻了船，遭受重大损失。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共阵亡63人，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老大英国人大丢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位叫山本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位叫东乡平八郎，后来官至联合舰队司令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结，但是这些强藩已经看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似乎行不通。既然如此那么就“尊王”吧，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攘夷”运动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列强有什么事都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的背后还有什么日本天皇的存在。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利，实际权利掌握在幕府的将军手里。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做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的一些力量较强的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共同倒幕。19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于《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黎明即上朝听政，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拉开序幕。到19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灭亡，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过也好，庆喜一直活到了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的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约”：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是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了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满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了前途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详细叙述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这里我们仅以一些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进行过一些工业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的“洋务运动”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期间也没有私人企业出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清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大，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起点也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法式山炮，次年制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了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二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即诞生于此。1880年，由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同时也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到了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讯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及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到1893年之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的价格甚至连原价格的四分之一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的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一折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典型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的航海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也一样无偿地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直接就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样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和日本至上海的航运业务。1893年到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足足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由原来的官办开始向民办转变，日本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十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方式创建了十几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后开始进入产业革命的，但由于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们大部分依然昏睡于“上国”的美梦之中，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大学士徐桐曾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真不知道《南京条约》大清是和谁签的吗？
早在同治年间，两个英国人，一个是税务司的赫德，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我们看看清廷各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王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还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扩建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1300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到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二十分之一，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过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第一艘军舰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其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尽管如此，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表演。左宗棠原来计划是用300万两白银建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舰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着来的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导致造舰成本过高的原因除了工业基础的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的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其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和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尿各的壶。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的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五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了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备。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如中国的日本，却一直坚持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是由国家进行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管理方式也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是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致使中国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对外“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的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用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人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仅仅1868年到1875年之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以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首相，月薪也不过是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月薪才500日元，还没我现在工资高，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了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对待利用外籍技术人员的问题上，一贯的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佣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达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材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的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老外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还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一大群小孩赴巴西学习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稔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创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从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凡与对方交易论价定货，也都是洋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也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到1930年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共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多达92名，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的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为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我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很可能根本就没统计。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查个数据比生孩子都难。
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个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后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9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当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时，清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的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现在我们都知道，教育为立国之本。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当然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好朋友。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能见成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是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好的学生，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优秀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这些雕虫小技，是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洋务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倭仁看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倭”能“仁”吗？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外国。”
这样的辩论结果一般都会是不了了之。但是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无奈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录取了30人，很快其中的20人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考了几次科举，可惜都没考上。真考上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严复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可谓挂羊头卖狗肉，驴头不对马嘴。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清日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9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在中国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办法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纲领性的巨著。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的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来的这本叫《海权论》的书。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但在此之后就如肉包子打狗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到了1896年，甲午战争头一年就结束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文化开明”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国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也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十年之后的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也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基本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家乡也肯定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我的父亲今年76岁，是我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小时候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老家过年时最忙的就是给村里的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的乡村，到处都有那一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前几天看到一则报导，在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5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还有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1907到2015，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差距何止是100年！（气愤了，起身喝一罐冰镇青岛猫尿！）
从1877年到1895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经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下一小节将重点介绍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就培养出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广大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到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钱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能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与“文化开明”和“殖产兴业”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之所以在炮舰逼迫下被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列强对抗。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大英帝国的海军最强，法国的陆军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制定的原则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由于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的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另外还有1个屯田兵联队。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 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可迅速膨胀数倍。军队装备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期间在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当然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扩张最大的保证，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购舰，军费甚至达到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当时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维新刚刚开始的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我们今后要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陆海军名义上是并列关系，但实际上陆军经常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来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查、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今后我们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就是心里认为不错，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就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陆军在战争期间也谋划过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成立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总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你海军算个鸟呀，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这样就在1893年同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此外，海军战时还有一种编制，后来逐渐成为了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总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但是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我们今后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者“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根本谈不上改革。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大的变革吗？海军只是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很唬人的“北洋水师” （下节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的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仅仅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到了70万，其中八旗兵25万，绿营44万，这些兵大部分是旗人。他们吃国家财政，属于名正言顺的正规军。我们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接近100万。可惜并不是“百万雄狮”，只能算“百万绵羊”。可惜遇见群狼，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不可能取胜。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到了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那些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的《德国新报》也有这样的报导：日军的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没有差距。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以上的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大清和日本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挺光鲜，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而大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的，就是在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好也就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大手术，看起来很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显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为“渔”。表面上三点水之别，实际上差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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