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正与平等，我们可以用高考代入：一个干部子弟与一个农家子弟都需要通过这一机制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平台，也可以说，高考是一种尽量确保每个人拥有公平竞争机会的策略机制。可如果干部子弟通过关系找人替考从而顺利进入高等学府，这在农家子弟看来明显就是不公平的伎俩了。

再试想，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面对十个人的小群体。这十个人中有两个人十分富有，权力拥有者（规则制定者）决定将他们的财富平均分配给剩下的八个人，凭借一般常识来看，想必这八个人很乐于接受这一事实，并且认为这是合理且公正的——然而假若此二人的财富是基于他们比另八人更多的劳作而获得，则其原有的贫富差距又是公平的。由此，我们会意识到，公平与平等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同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触底式反思。当然，由此而出现的各种乌托邦实践，也都是不切实际的泡影。

——利维坦

人们或许并不想要平等

文：Paul Bloom 译：Yord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直聚焦于经济不平等问题，这一主题也总是引发关注。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社会学家的专属研究领域，普罗大众对此同样深有感触。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声称为经济不平等担忧不已，也有不少人表示自己支持能更平等分配收入与财富的改革措施。

但哲学家哈利·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其新书《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中指出，经济不平等没有内在价值。这既是道德层面，也是心理层面的主张：法兰克福认为人们如果花时间反思，就会意识到不平等并不是真正困扰自己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因一些导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而苦恼，若考虑到收入几何、财富多寡均受父母财力、性别和肤色等随机事件影响，这一担忧倒也情有可原。人们还会担忧一些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结果。我们可能会认为经济不平等将腐蚀民主政体、增加犯罪率或抹掉共同幸福。最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贫穷——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过法兰克福也表示，我们真正担忧的并非不平等。他指出，人们更容易关注小康阶层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更少关注超级富豪和有钱人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后两种人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大——不管是就绝对值还是比例而言。法兰克福说，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深陷极度贫穷，那将是个极度平等的世界，但很少有人愿意抛弃现在的这个世界而选择一个平等却极度贫穷的世界。

因此，“平等”不是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

法兰克福的一些观点听来高深，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因刻意追求平等而让生活更糟的事例。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喜剧演员路易斯· C.K.（Louis C.K.）的，他曾提及，陪了他五年的玩具坏了，妹妹让他打碎她的玩具，这样就能显得平等。“于是我打碎了。我哭了，我看向她，她脸上的笑可太诡异了。”

法兰克福认为人们不那么重视经济平等，他的观点对吗？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归纳出了一种普遍看法：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传说故事中一位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众多文学作品以此为素材。译者注）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人类最深切的愿望是散播财富。

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一些支持德瓦尔的证据：如果你叫儿童给陌生人分发物品，就算是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也倾向于平均分配。心理学家亚历克斯·肖（Alex Shaw）和克里斯蒂娜·奥尔森（Kristina Olson）做了个实验，两个六七岁的男孩丹（Dan）和马克（Mark）打扫完了房间，会得到橡皮擦作为奖励，但实验者一共有五块橡皮擦，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孩子们激动地告诉实验者应该扔掉第五块橡皮擦，而不是进行不均等分配。就算可以偷偷把第五块给其中一个而不告诉另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因此，他们不是在担心会激起对方的怒火或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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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反应看起来像是反映了对平等的强烈渴求，但更可能是对公平的向往。因为丹和马克都做了同样的工作，因此应该得到相同的奖励。当肖和奥尔森告诉他们“丹比马克干了更多的活”时，他们非常和谐地达成了丹拿三块、马克拿两块的共识。

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接受不平等，只要这是公平的。

我在耶鲁大学时曾参与一个研究，该研究由当时的研究生马克·什斯肯（Mark Sheskin）主导，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幼儿确实具有反平等倾向，他们更喜欢个人获得更多，而非人人均等。例如，比起每个人得到两个东西，他们更喜欢自己拿一个、其他人不拿的分配模式。

这一发现呼应了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也符合许多家长观察到的情况：分配玩具时，孩子如果拿得少就会抱怨不已，反之则怡然自得。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表现与之类似。猴子喜欢吃黄瓜，通常来说当它得到一根时会很开心，但如果看到另一只猴子得到了一颗葡萄（同样也是猴子的心头好），它在得到黄瓜时就会躁动不已。葡萄在手的猴子则因为这一优势而自得其乐。

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人类及其他物种天生注重平等。

但也有支持人类天生爱好平等的说法出现，这种说法源于对小规模群体的观察，这些群体看起来是主张平等的，在他们之中，商品大致被平等分配，弱者被予以照顾，领导者的权力被限制。这很像“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发生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场示威活动，涉及就业、社会不公等多方面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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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认为小规模群体的行为体现了人类追求平等待遇的天然偏好，但深入研究此类群体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伯姆（Christopher Boehm）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主张平等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没人想当被压迫的那一个。

群体中的个体保持平等，是因为人人都想尽力确保别人不会拥有过多的权力。正如我在上一本书《只是婴儿而已》（Just Babies）中所讨论的，这些小群体中有一只看不见的平等主义之手在起作用。伯姆写道：“个体足够聪明并组成更大的政治联合体，否则自己就会被置于更低级别……因为团结一心的弱者总是打击团体中更为强势的领导型个体，平等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诡异的政治等级体系：弱者联合以统领强者。”

这一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现今世界存在如此悬殊的权力差异，弱者很难联合以主宰强者。伯姆认为，在小的社会中，一个潜在的独裁者会被其他所有人忽视或嘲弄，如果他没有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他可能被打败、放逐或杀死。但在数百万人规模的社会中，人际交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互动，强者拥有枪和监狱，那一规则就不适用了。

关于儿童和小规模群体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对公平的早期形态的渴望，尤其是不比别人拿得更少的强烈动机。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证明人类及其他物种天生注重平等。

行为经济学家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和丹·艾瑞里（Dan Ariely）最近展示了美国的财富样本分布，最底端五层的人占有X份财富，再往上五层的人占有Y份，以此类推。他们发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着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底下40%的人拥有9%的财富，最上面的20%拥有59%，而实际情况是，前者拥有0.3%，后者拥有84%。

诺顿和艾瑞里还发现，当美国人（不管是支持哪个党派的）被问及心中理想的分布模式时，他们的理想世界比实际世界或他们认为的实际世界要平等得多。艾瑞里在刊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绝大部分美国人想要的分配模式比瑞典现有的还要平等，而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瑞典的这一体系经常被放在极左一端——自由主义者将其拥为理想社会，而保守主义者将其贬为用力过猛的社会主义保姆国家。”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结果，但法兰克福的研究促使我们弄清背后的真实含义。艾瑞里强调，美国人想要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但如果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平等，那么这一结论就毫无意义。

该研究还发现，当让调查对象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时，他们选择了最上面五层比最下面五层的财富高三倍。这种模式也无法解决问题，但这会让我们更认真地看待法兰克福关于我们真正想要什么的疑问，以及他的担忧——我们总是过于担心相对差异，而未对公平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未对穷人的困境加以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