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李经方父子和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新约》。
这种差使李中堂原本是不愿意去的，朝廷最初派了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二人前往谈判。
谁料日方大放厥词，拒绝谈判，还威胁继续用兵。
不得已，李鸿章才舍上一世英名远赴东瀛。
日本下关日清议和纪念馆。《马关条约》中文原本现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文原本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
《马关条约》的第一条是让大清确认朝鲜独立——这是日本人最在乎的一条，以后有机会展开说。
第二条是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日本。
第三条是讲割地后划界的事情。
第四条是赔偿白银两亿两。
第五条是第二条的补充条款，原文这样写的：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
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 
通俗来讲，就是割让土地之后的两年内，如果被割让土地内的居民想搬迁的可以自愿迁走；剩下的就默认愿意做“日本人”。
这是一条对台湾影响深远的条款。
一方面，它使得大批岛内官员和文化人士全部内迁，日本人很轻松的从一片文化沙漠上重建了台湾。
另一方面，它也直接导致了很多年后岛内历史学界对1895~1945这半个世纪台湾历史地位的定义——
“日据” or “日治”。
十九世纪末台湾中部原住民，真实的“赛德克巴莱”
历史表述有时就是这样，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日据”表示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

1895~1945这段时间以殖民地的形式被日本强行占据，其内涵是“一个中国”原则。
“日据”不仅是大陆的官方说法，也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前岛内的主流说法。
“日治”则不同。
“日治”含义为“台湾被日本统治”，即“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少了一分被强迫的含义。
岛内“亲日派”人士往往会把《马关条约》中的条款拿出来说事，认为留在台湾的人法理上属于自愿，所以为“日治”。
2000年岛内首次政党轮替后，“日治时期”的表述经民进党政府推广，成为了教科书的标准用法。
抠字眼向来是岛内各派政治势力热衷的一种历史观表达方式。
后来随着蓝绿交替，马英九和蔡英文将历史书中的“日治”和“日据”改来改去，搞得不亦乐乎。
台湾总督府厅舍，启用于1919年，即今天的台湾“总统府”
时间再回到1895年。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北府，时人记载道：
“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自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后，经过一系列洋务改革，当时台湾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已经领先于很多内陆省份。
在自己不能主宰命运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方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此后台湾人民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
日本派来台湾的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局面。
在乃木希典看来，日本统治台湾得不偿失。
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得从甲午战争赔款中拿出1200万两白银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
于是乃木大将萌生出卖台湾的想法，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
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
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
在伊藤主持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上，乃木希典正式提出了他的卖台论，获得日本外务省的坚决支持。
这时，被誉为“明治第一智将”的时任内务大臣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他反对道：
“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是我们管理的官员无能。”
会上，儿玉毛遂自荐担任台湾总督。
之后几年间，儿玉源太郎治下的台湾日趋稳定，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日本烙印。
他也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大功臣。
描绘同盟会成立的油画作品。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不得不说，日本人对清国的“统战”工作做的非常好。
从甲午战争开始，他们就已经将“汉人”跟“清政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化，甚至还抛出“驱逐满清，帮汉人复国”等颇具迷惑性的说法。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往日本跑。
作为对清统战的一线，儿玉源太郎把台湾打造成了日本资助国民党闹革命的桥头堡。
1897年11月上旬，在儿玉的支持下，陈少白等人在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并逐渐打开局面。
那个年代，儿玉源太郎等总督府的高层经常与同盟会一起筹划“起义抗清大计”。
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领导起义，儿玉源太郎不仅提供武器，还从日本殖民政府名下的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金库中取了三百万两银子给孙中山。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双方约定，孙中山在惠州举义的同时，儿玉就出兵攻打厦门。
日孙联合，上下夹击。
后来因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遂叫停了台湾总督的计划。
惠州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参与革命运动的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
孙中山则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儿玉副手）一起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
骑兵队于台湾总督府前迎接于1923年4月到访的摄政皇太子裕仁（裕仁即昭和天皇，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台湾的日据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武官总督时期（1895-1919）
中期文官总督时期（1919-1937）
后期军国化统治时期（1937-1945）
相对来说，中间二十年是比较平和的，搞了一些民生建设。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本土和殖民地全部开启了军国化统治。
或许大家想不到，其实早在1938年初，日本政府的财政就已经破产。   
1938年春天，日本改组内阁，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这一年，日本高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武汉会战”身上。   
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说：
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
日本对于武汉会战可谓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
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随时待命，准备增援武汉。
这种形势下，日本在台湾大举征兵，组建了一支名为“波田支队”（又称“台湾守备混成旅团”）的战斗队伍开赴武汉，兵力达一万余人。
波田支队在武汉会战中表现十分抢眼，连克九江等重镇，战斗力丝毫不逊色于日军甲种师团。
后来这支部队又被征调去了东南亚战场，最终在帝汶岛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中的波田支队
除了征调台湾人参军，日本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对台湾的同化力度，即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从精神上消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从生活上脱离汉民族及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型态与文化，从而全面日化。
皇民化的第一步是改名字。
日本人也是别出心裁，想了诸如拆字法等“重命名”的方法——
“洪”改为“共川”或“三井”，“白”改为“上泉”，“石”改为“岩下”，“野”改为“里予”……
这一时期的台湾人大都有日本名字。
像李登辉，又叫岩里政男；他的哥哥李登钦，叫岩里武则。
李登钦随日军一起战死在东南亚，后供奉在靖国神社。
李登辉去靖国神社参拜，就是去拜这个哥哥。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中华民国将领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
从马关割台至今，台湾和大陆“相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1945~1949.
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四年，还被国民党蒙上了一层不堪回首的阴影。
1945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在基隆港登陆，台湾人咏诵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热烈欢迎。
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
当时有人谱了一首歌，歌词是：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然而不久，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表现便令台湾民众大大的失望。
国军人员不仅纪律败坏、贪腐横行，而且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将在台湾所接收的物资无偿运往中国大陆，投入内战。
台湾完全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块“小殖民地”——大量物资粮食被运走，岛内通货膨胀严重。
不仅诸多民众饿死街头，治安状况也比日据时期大幅下滑，盗贼横行。
由于国民政府极其不信任当地人，使得当时全岛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派”（连战父亲连震东是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系列的矛盾，最终导致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中午12时的台北火车站广场
1947年2月27日，一名国民党警员在台北天马茶坊殴打了一个烟贩。
围观过程中，警员想掏枪驱逐群众，不料却开枪误伤平民。
第二天，台北市民爆发了大规模罢市和游行，请愿政府交出罪犯。
国民党岂是跟你闹着玩的？
又是一番强力镇压。
一番针锋相对后，岛内暴动的民众掀起大规模起义，几乎控制台湾全岛。

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部分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急电南京求援，获得蒋介石“清乡”的命令。
于是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二二八运动最终失败。
许多曾经热切期待国府统治和反抗日本的岛内知识分子，在事件中惨遭国民政府杀害。
之后，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好感度降至冰点，一股“怀念日据时期”的思潮开始蔓延。
直到今天，“二二八”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伤疤。
每逢选举，民进党总会把二二八事件重新翻出来，煽动民众对国民党的仇恨，算老蒋的旧账。
日据时期，有大量日本人在台湾生活工作。

台湾光复后，大批日本人被遣返日本本土，据估计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许多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人，一时间分隔两地。
1945年的12月，一位日本籍教师在遣返船高砂丸号上，一字一句写下了给他台湾籍女学生兼爱人小岛友子的七封情书。
之后两人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也没能真正寄出去。
几十年后，后人们发现了这个故事，并以此为题材拍成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
台湾人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在艺术作品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参考阅读：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日本人
孙中山
在台湾
乃木
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