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市场，而非工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安全
文丨 托马斯·迪洛伦佐
奥派经典社会学作品《有组织犯罪》一书作者
>>Thomas J. DiLorenzo<<
译：熊越等 校：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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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的行动》里写道，在他那个时代，工会一直是反资本宣传的首要源头。一张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提醒笔者这一点，那上面写道：“工会运动团体：给你带来周末的人们”。
实际上，在工会开始为最高工时立法游说之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已连降好几代人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周平均工时从1870年的61小时减半到如今的35小时左右，要归功于市场经济，而非工团主义。就像米塞斯所解释的：
“在资本主义（也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趋势，那就是人均资本投资配额的稳步增长。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率以及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往往会不断提高。”
当然，只有在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自由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情况才会如此。市场经济国家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投资、技术进步以及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不是因为逐步拉低美国人教育水准的公立学校）。工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同时追求那些试图阻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策，而这些制度正是这些团体自身繁荣和存在的根源。
每周更短工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独创。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投资导致劳动边际生产率增加，相同水平产出，所需劳动减少了。换句话说，同样的努力付出，更多产品输出。随着竞争越趋激烈，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里，雇主们竞相通过提供更高工资和更短工时来争夺最优秀的员工。那些犹豫于提供每周更短工时的雇主，在竞争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提供水涨船高的补偿薪酬，否则就会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变得缺乏竞争力。
自由市场竞争也是减少以及在某些社会里消除童工的首要原因。年轻人最初之所以离开农田，宁愿到条件恶劣的工厂工作，是因为事关他们自身及家庭的生存问题。但是，随着工人拿到了更高的工资——归功于资本投资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提升——越来越多人有了把孩子留在家中和供孩子读书上学的经济能力。工会支持的禁止童工立法，是在童工数量下降很久之后才开始实施的。
此外，促成《童工法》的动机，一向是工会想把不属于工会组织的年轻工人踢出就业岗位，而不是为了“保护”他们。在今天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的其他选择是行乞、犯罪、童娼、挨饿和无家可归。工会提倡《童工法》时，假装是为了儿童福利。世间最虚伪之事莫过于此了。他们真正想实现的，是让工会劳工垄断劳动力队伍，牺牲非工会年轻劳工的利益。
美国各工会还吹嘘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倡导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的安全法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人民的工作环境确实变得更安全了，但这也是因为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力量，而非工会推动的立法或监管。
一个不安全或危险的工作场所，对雇主而言，是代价高昂的——他们必须支付补偿性差额（即更高工资），才能吸引到雇员。因此，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对于雇主来说是利害攸关的，特别是在人力成本（工资）往往占总成本大部分的制造业。此外，每当工伤事故发生时，雇主也必须承担工时损失、新雇员培训和工伤赔偿等等代价，更不用提昂贵诉讼的威胁。
对于技术的投资，从带空调的农用拖拉机到汽车工厂中机器人的使用，也都让工作环境变得安全起来。工会反对许多改善安全的各类技术，理由是这些技术会“破坏就业机会”。
长期以来，工会一直处在游说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增加对企业（即资本）的监管和课税。监管和税收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降低了资本投资回报率，把管理者的注意力从管理转移到了文牍（也就是填写政府文书的）工作上。这导致包括工会会员在内的所有人——也就是除了因这种监管而获得津贴的政府官僚之外所有人——的经济状况恶化，。
工会支持的企业监管和税收导致生产力增长放缓，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也因此降低，进而导致许多行业的产品价格高于原本的水平。这一切都会给工会宣称要“代表”的“工人们”带来损害，因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变少了。
反资本宣传从而也是反劳动者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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