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9日，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蒋介石约见副总统李宗仁商谈，表示自己愿意“引退”。
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和蒋介石一直不对付。
这个时候蒋介石把总统大位扔给李宗仁，显然是有所图的。
就在一个月前，李宗仁的小弟白崇禧致电南京请求停战，主张邀请美、苏，联合调停冲突。
几天后，南方各省的多位大佬，像湖南程潜、湖北张轸等均通电主和，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一边骂着“娘希匹”，一边看着毛人凤保密局呈送的情报，才得知这些大佬背后是美国人在支持。
原来在1949年初这个关口，对蒋介石失望透顶的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形势比人强。
蒋介石一边考虑下野，一边安排亲信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
陈诚这个司令的主要任务是把大陆库存的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1月21日，蒋介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引退。
当天下午，他和蒋经国一起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然后驱车回到奉化溪口故里。
在溪口，蒋介石和蒋经国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时光。
1949年，蒋介石在故乡溪口
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启与我党的和谈。
为表诚意，他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
面对国民党开启的这一波舆论攻势，我党先通过私下渠道告知了李宗仁“底牌”——
如果你真有反蒋之心，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否则，“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虽然李宗仁和蒋介石的关系不好，但让他立即与蒋决裂，还是压力太大。
李宗仁的回应也很艺术。
他精挑细选，派出了以“亲共人士”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启赴北平。
这个和谈代表团里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一干舆论界的大腕，由不得我党不接待。
4月1日，和谈代表团乘专机来到北平，和谈正式开始。
南京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后，张治中（右二）、邵力子（右一）、李蒸（左二）偕同张丰胄（左一）同游中山公园
李宗仁当时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计划。
他想借我党之口提出和谈条件，然后把压力通过美国或国内舆论传递给蒋介石，胁逼蒋介石“出国”。
然后借此实现其“隔江分治”的方案。
给李宗仁底气的除了当时对蒋极其不利的国内外大环境，还有他手里的王牌——桂系亲军。
随着蒋介石的精锐在三大战役中全军覆没，手握七个兵团五十万大军的白崇禧，几乎是国军最后的底牌。
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传话给李宗仁、白崇禧：
一、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
三、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
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
从当时给李宗仁提的条件来看，我党显然是希望彻底分化李白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中央军。
最好李宗仁和白崇禧能来个“世纪大投诚”，直接实现全国解放。
这些条件有没有打动李宗仁不知道，不过作为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抓住千载难得的机会向周恩来表示：
“不管李宗仁白崇禧走什么道路，我一定跟共产党走。”
1949年，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李宗仁的角色非常尴尬。
尽管他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但在国民党内李宗仁并不是“中央常务委员”，且与行政院长孙科（孙中山长子）关系不洽。
短短几个月内，南京的“府院之争”、“党政之争”就此起彼伏。
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李宗仁根本无法掌控南京城里的各派势力。
真正能拍板的还是溪口老家下野中的蒋介石。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平香山接见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
为表诚意，我方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
其实就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张治中等南京代表团团员也没有什么“难处”。
他们的心态非常轻松。
因为从抵达北平的那一刻起，张治中等人就已经决定：无论和谈情况如何，都不会再回南京了。
他们将从此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傅作义（右二）、张治中（左一）、屈武商谈对台湾工作问题。张治中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49年4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次日，由黄绍竑、屈武两位携带“协定”赴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签字。
“协定”开篇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
关于这份“协议”这里不做过多解释。读者朋友们仔细看看加粗体的字，就知道结果了。
南京高层紧急开会讨论后，认为该协议形同“无条件投降”。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告北平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拒绝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拉开帷幕。

渡江战役发起仅仅两天后，南京即宣告解放。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虽然指挥不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同样指挥不了他。
李并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也懒得处理国民政府那一摊子烂事。
他直接飞往了桂系的大本营桂林，决心在广西自行重组政府，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按照李宗仁的计划，他将以二档头白崇禧麾下的五十万大军和西南几省为“筹码”，和我党谈一个好价钱。
面对大哥准备与蒋介石决裂的架势，白崇禧显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月29日，白崇禧飞离武汉前往桂林准备与李宗仁见面。
一方面他是想听听大哥的“方案”靠谱不靠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哥对反蒋一事慎重再慎重。
不过就当飞机临近桂林时，天上突降暴雨，白崇禧只得改飞广州。
当晚，蒋介石紧急在黄埔军校旧址会晤白崇禧。
经过一番“思想工作”，蒋介石最终说服白崇禧与之合作，李白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很难想象要是那天桂林不下雨，让李宗仁先见到白崇禧，历史会是什么结果。
此前几十年里，每逢桂系做重大决策，李宗仁都能做白崇禧的主，白也极其信任大哥。
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功败垂成。
李宗仁曾警告白崇禧（身着军装者）“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但白仍执意赴台湾。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组织国民大会罢免时，白举起双手表示赞成
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大败。
桂系残兵一部分败退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有一部退入越南境内。（《流亡越南的国军》）
至此，李宗仁白崇禧几十年起家的精锐部队伤亡殆尽。
在败局已定的时候，李宗仁没有随蒋一起迁往台湾，而是以“就医”为由经桂林、南宁飞赴香港，住进香港半山养和医院。
不久，李宗仁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偕妻子及随员七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
就这样，国民政府不仅丢了江山，连自己的“总统”也丢了。
话说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一直“代”到1954年第二届“国大”召开才被罢免，算是一桩趣事。
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旅美期间，李宗仁这种大咖成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宝贝。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唐德刚经常前去采访他。
唐德刚当时正好负责“口述历史计划”的中国部分，有时会带“一批教授”去和李宗仁“谈民国历史”。
每当教授们找上门，李宗仁总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后来唐德刚回忆道，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
“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想想也是，李济深、宋美龄、陈绍宽、卫立煌、唐生智、龙云、傅作义……
大家坐在一起复盘天下大势，找找谁是“狼人”，谁是“预言家”，几十年沧桑往事都付笑谈中。
经过统一战线和外交领域同志们几年的努力， 1965年7月18日清晨，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陪同李宗仁吃了一顿粤式早餐。
而后飞机继续起飞，中午时分抵达上海。
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宗仁。
白崇禧、蒋介石和何应钦
与大哥受到的隆重待遇相比，人在台湾的白崇禧因李宗仁回了大陆，日子变得更加难过。
早在1953年白崇禧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
白崇禧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是一桩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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