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国台办公开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三人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
苏贞昌（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台“立法院长”）
吴钊燮（台“外交部长”）
其中，苏贞昌和游锡堃是首次上榜，而吴钊燮早在今年5月份就已经被点名。
在台湾政坛，“院长”是一个远大于“部长”的职位。
尤其是“行政院长”。
如果按照大陆方面省的定位，“行政院长”是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的省长，“立法院长”则是人大常委会主任。
属于极少数的正职岗位。
大家看一个台湾政治人物的咖位，光看行政职位是不够的，还得综合其在民进党/国民党内的资历。
放眼民进党，苏贞昌和游锡堃都是辈分极高的大佬。
二十年前的陈水扁时期，苏游二人便身居“四大天王”之列，地位远在今天的蔡英文之上。
与当年四大天王中只捞了一个“驻日代表”的谢长廷不同，如今年逾古稀的苏游二人不仅手握核心行政岗位，而且麾下兵强马壮——
苏系和“正国会”（游系）。
“正国会”的全称是“正常国家促进会”，听名字就是妥妥的反动组织。
2009年阿扁入狱后，原扁系人马多被“正国会”收编，使得其一跃而成为民进党内仅次于“新潮流”的第二大帮派。
像之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便是“正国会”的大将。
因此，与今年5月份敲打根基甚浅的吴钊燮不同，此次点名苏贞昌和游锡堃二人的力道要大很多。
毕竟一旦上了清单可是要依法终身追责的。
游锡堃（左一）、谢长廷（左二）等人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1986年
正如上面所说，与苏、游二人相比，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其实算不上多大的“角”。
吴钊燮八十年代曾留学美国，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按照岛内“出口转内销”的从政精英路线，他顶着留美博士的光环返回台湾政坛，履历和马英九类似。
阿扁第一任期里，吴钊燮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阿扁第二任期里，他接替高升行政院副院长的蔡英文出任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对应国台办）。
选举政治中，想混成大咖一定得是打过某几场重要选战的。
光做“秘书长”、“部长”、“主委”这种行政岗位，很难积累起人气和江湖地位。
吴钊燮就是民进党内一个纯粹混行政岗位的政客，所以能量十分有限。
身为“外长”的他屡屡被担任“驻日代表”的下属谢长廷僭越，这便是由江湖地位、民进党内辈分的差距造成的。
此番吴钊燮凭借窜访欧洲等一系列操作与两位大佬齐名，说句不好听的，算是拉高他身价了。
本篇的后半段，让我们以史为鉴来聊一聊上了“清单”之后的下场。
回顾历史，拉清单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做。
早在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便引用“陕北某权威人士”的话发表了一篇报道——
“谈战犯名单问题：蒋介石等应列为头等战犯，全国身受战祸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
当时43名头等战犯的排序为：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通过名单人物和日后的故事大家不难发现，其实只要“弃暗投明”，上了名单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赎的。
比如：李宗仁（副总统）、翁文灏（行政院长）、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东北剿总司令）和傅作义（华北剿总司令），他们五位后来都回到了新政权的怀抱中。
还有一位比较特殊，是被俘后作为首批战犯特赦的，那便是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话说新中国成立后，曾将国民党高官分为三类：
1、主动率部起义
2、战事不利时投诚
3、顽抗到底被生俘
这三种情况对具体战役和整体战局的影响完全不同，因此获得的待遇也会有很大区别。
第一类 起义
起义的代表人物是傅作义（北平）、陈明仁（湖南）和陶峙岳（新疆）。

作为上面名单上的“头等战犯”，傅作义先是在北平率25万国民党军起义，之后又跑去绥远劝服其老部下董其武起义。
建国后，傅作义曾担任水利部长长达二十多年，董其武也于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功德圆满。
陈明仁1949年在长沙起义，起义后保留原职务，改国民党1兵团为解放军21兵团，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陶峙岳在解放战争后期采取了拖延战术，避免驻疆部队被调入内战。
1949年9月，他与包尔汗一起率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董其武、陈明仁和陶峙岳，这三人便是仅有的国民党军出身的开国上将。
还有一位将领比较特殊——卫立煌。
卫立煌的名字曾出现在1948年底的“战犯名单”中，但一般认为那是为了保护他。
后来卫立煌和傅作义一样位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待遇类似“起义将领”。
其实早在抗战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期，卫立煌便与我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他的防区里，国共几乎没有爆发过摩擦；他也是首位访问延安的国军高级将领，曾给延安赠送过医疗物资、通讯电话等。
1938年4月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延安合影
第二类：投诚
投诚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情况。
率部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基本上是出于为自己和残部留出路的考虑，一开始是不准备缴枪的，迫于形势才改换阵营。
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我军同样是足够优待的。
当然，待遇不能和起义将领相比。
比较典型的投诚将领有1948年辽沈战役时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中将、1949年西南战役时守成都的国民党5兵团司令李文（后又私自逃回台湾）中将。
这些将领都会获得人身自由，但不会被授予军衔，一般也不会有重要的职务安排。
第三类：被俘
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
战败被俘后的国民党将领很少有不经过改造便获得自由的，像区寿年、邱维达等都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类极少数的特赦战犯往往因为“输的比较干脆”、“几乎没有造成我军伤亡”，故此优待。
以豫东战役被粟裕俘虏的区寿年为例，他刚建国即特赦，且担任政协委员。
可见有的时候输的干脆利落也有好处……
绝大部分被俘国民党军将领都在北京、抚顺等地的管理所进行思想和行为改造，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获得释放。
比如：杜聿明、文强、廖耀湘、康泽、宋希濂、陈长捷等人，最早也要在1959年才能重返社会。
像黄维、刘镇湘等态度死硬人员，直到1975年才获释，属于少数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此人一直愤愤不平。
在战犯管理所里，他极力抵制“思想改造”，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科学研究之中，并在1968年得到狱方的赞助展开实验。
不过最终实验失败。
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出狱后，他仍然不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
晚年黄维，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本篇的故事就讲到这。

谨以此文，为今天的“台独顽固分子们”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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